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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石 如 的 生 平 和 艺 术 （一）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为了表示自己“不贪赃，不低头，不阿谀逢迎，人如顽石，一尘不染”的性格，取字石如，自号顽伯。五十四岁时，后因避清仁宗颙琰的“讳”，废名以字行。并自署完白、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铁砚山房、古浣子、叔华等。安徽怀宁人，家在大龙山西北的白麟坂。 他的祖父名士沅，字飞万，号澹园，对书画十分爱好，终身布衣。父亲名一枝，字宗两，号北林，善诗文，工书画，平时喜欢刻石。邓石如幼承庭训，从小开始习诗文书画金石。九岁时，跟随父亲在塾中读了一年书，就辍学“采樵返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见李兆洛《完白山人墓志铭》），但生活的艰难没能扼杀他习书画的性情，反而兴趣日浓。十七岁时，用篆书为乡里一位“潇洒老人”写《雪浪斋铭并序》，技惊四座。由于他家境贫寒，只得游走江湖。二十岁那年，在家乡开设书馆，教童子习书，因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后与父一起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二十三岁时，曾随父到宁国、九江等地，鬻书自给，开始壮游生涯。一生所到之处有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历阅祖国名山大川，尝尽人间滋味。最初，他只是随着他父亲在长江中游一带活动，后来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大部分时间是往游于南京、镇江、扬州、盐城、苏州、常州等地。而扬州的地藏庵、南京的梅家、杭州的也园是他每次经过时的居所。他每到一处，必与友朋切磋书艺，寻碑访碣。曾几度登临泰山、峄山，在刻石下细心揣摩。旁人很难理解，而他自己是“扬扬有喜色”，乐在其中。其子邓传密《东园还印图序稿》中称山人：“每足迹所经，必搜求金石，物色贤豪。或当风雨晦明，弛担逆旅，望古兴怀，濡墨盈斗，纵意作书，以纡洩胸中郁勃之气。书数日必游，游倦必书，客中以为常。”（转引自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 他自己在《为易畴聘君老先生八十寿序》也是这样描述的：“壬寅年（1782年，40岁），先生（指程瑶田）归馆溪南吴氏，余担簦来游，偕方密庵翁来见，先生留之数日。时值仲冬，先生送至临溪僧寺，去馆所七八里，时届昏暮，风雨倾落，飘荡奔腾，更余雪深四五寸，寒山冷寺，衣被都无，遂篝灯吟咏，彻夜饥寒。天晓过岩镇，行琼山玉宇间，勃勃兴事，如队仙班。” 在漫长的浪游生涯中，邓石如结交了许多朋友，如安徽寿县的梁巘，金陵梅氏兄弟梅镠、梅鉁、梅釴，安徽歙县的程瑶田、叶天赐，大画家毕兰泉、罗聘，钱塘大诗人袁枚，等等。其中，梁巘、程瑶田对他的帮助很大。三十二岁这年，他鬻刻至寿县，很想拜访梁巘。梁在古城寿州主讲循理书院，他是清代书家“二梁”中的“北梁”。因邓石如在去寿县前曾在安庆霄汉楼见过梁巘写的中堂书法，钦佩不已。苦于无人引荐，便在其书院门前摆上一摊点，为人写字刻章。一日，梁巘看见邓石如写的扇面后，大赞：“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及，究其才力，可輘轹数百年钜公矣。”（转引自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赶紧召见，邓石如因此结识了梁巘。这次相遇，邓石如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梁氏的推荐，邓石如认识了金陵梅氏兄弟，成为梅家的座上客。梅氏兄弟祖籍安徽宣城，是著名数学家梅榖成的儿子。梅氏为北宋以来江左甲族，家富收藏，秦汉以来碑版刻石拓片，无所不备。邓石如遍观梅家收藏的金石善本，眼界为之大开。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这样记道：“山人既至，举人以巴东故，为山人尽出所藏，复为具衣食楮墨之费。”邓石如从三十二岁到梅家后，前后断断续续住了八年。40岁后，离开了梅家，继续壮游生涯。 1786年，金榜向当时的户部尚书曹文埴推荐邓石如。曹即嘱邓作四体千字横卷，一日而成。曹看后叹绝不止。1790年，弘歷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到了北京后，邓石如的书法又得到当时的大书家、相国刘墉和左都御史陆锡熊的盛赞。陆赞邓的书法是“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从此，邓石如的书名大震，“踵门求识面”。但却遭到当时内阁大学士翁方纲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随后，曹文埴将邓石如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节署作幕宾。“时吴中知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先生独布衣徒步”。他在毕家教毕沅之子习《说文解字》，教了三年。因看不惯官场习气，邓石如提出还乡，毕沅挽留不住。离别时，毕沅制铁砚相赠，砚背铸有“笈游道人”四字，这也是后来邓石如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铁砚山房”的缘由。 从毕沅处归来后，邓石如将毕氏所赠置田40亩，“年可获稻七十余挑，除国课外，仅足敷终岁饘粥之资。”翌年，在群山环抱、溪水如带的“四灵山水”之地建屋一栋，时年五十二岁。之后，邓石如又开始到处游历。六十一岁时，邓石如再回故里，又是家徒四壁，仅一方铁砚和一对白鹤。雌鹤因与蛇斗而死，剩一雄鹤孤鸣不已。邓石如遂寄居于安庆北门外集贤关的集贤律院内，引鹤皈依佛门，以铁砚作伴，白鹤为伍，过着“朝朝两件闭功课，鹤放晴空理钓舟”的生活。晚年，他在扬州还结识了包世臣，成为挚友。邓石如死后，李兆洛为撰墓志铭，包世臣作《完白山人传》，李还写了很多诗文悼念，现存有《书完白翁传后》、《邓完白石如刻印诗》、《邓石如印册序》、《铁砚铭》、《题完白登岱图》、《铭邓石如篆书弟子职后》等，可见其情谊深厚。邓石如逝世时，他儿子邓传密才十一岁，李、包二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卒能绍述先业而昌大之”，官至翰林院待诏，善书法篆刻，亦享有盛名。在邓石如的交往中，与袁枚、王文治、姚鼐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邓在艺术上的一些创新，有受他们影响的痕迹。 邓石如气刚力健，体魄强壮，“能伏百人”，人称“盖古之任侠之士也”（见孙云桂《完白山人传》）。据说，邓石如出门游历，常著布衣芒鞋，藤杖斗笠，肩背被袱，风餐露宿，曾有登庐山八日绝粮的记录。正是这种顽强的精神和豪迈的气概，养成了他淡泊而又野逸的性格。邓石如热爱自然，喜欢山水，这对他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邓石如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十九岁时，祖父去世；二十一岁时丧妻，四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五十三岁时失胞弟，六十岁再丧妻。但他与赵之谦不同，赵是在逆境中一直郁闷不乐，常与朋友交恶，而邓石如则是几十年如一日，布衣本色未改，既无赵之谦的怀才不遇感，也无一般文人的狂狷，与朋友交往很是融洽，博得了众人的尊重与好评。著有《铁砚山房诗钞》，存73首诗词。
（二） 邓石如因家境贫寒，早年辍学，壮年开始浪迹天涯，直至逝世前一年还作泰山之游。因此，有关他学书习篆的经历史书记载很少。邓石如自述学篆时说：“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暇辄求规之所以圜，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摹之。”（据吴育《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中华书局影印本） 可见，他的篆书是从唐李阳冰入手的。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谦卦篆书轴》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周易说卦传篆书轴》两件作品同作于46岁，明显有李阳冰痕迹，可以佐证。 秦以后，篆书很少有人会写，一直不振，直到唐代出了李阳冰，才稍有起色。唐以后，识篆书的人很少。元明两代，一些人写篆书以新奇相矜。为挽救此风气，赵孟睢⑽崆鹧艿染椭髡拧耙浴端滴摹肺尽保耙郧蠛虾豕耪摺保湃バ爸饷飨裕庾匀痪陀跋斓阶榈氖樾瓷竺廊∠颉？登昙洌樘秤辛轿恍醋榇蠹遥晃皇峭蹁1668－1743），一位是钱坫（1741或1744－1806），也是写“二李”篆书，只是他们喜欢将毛笔剪齐作书，虽得“二李”之凝练，却失之干枯，笔力软弱，缺乏生气。江声学《石鼓》、《国山》也为一代高手，不过书风也很接近。比邓石如略后的孙星衍、洪亮吉写篆书也是走王、钱一路，可见当时写篆书的风气。汉魏以后，篆书所以不绝，实为阳冰一人之力。这一路的篆书可以上溯元代的赵孟睢⑽崆鹧堋⑻┎换鞔睦疃舻龋嵌际且浴端滴摹肺尽！端滴摹返淖槭俏宕祛缧吹模煲彩茄Ю钛舯摹Ｍ酢⑶⑺铩⒑橹罴叶际谴笱始遥捕佳芯拷鹗В醋榇蠖嘟魇厮刮碳曳ǎ⒁源宋场Ｓ绕淝憧逃幸挥 八贡螅敝列∩保杉渥悦环病５耸缥家拢挥腥魏渭纤蚨堋吧笃淅 保酝滦匾埽又邪谕殉隼础Ｕ灾圃薜耸缡恰疤焖娜肆保簿褪乔张宓耸绲恼庵执丛炀瘛５删痛笫榧抑挥胁呕遣还坏模沟糜泄悴┑难剩晡暗谋Ц海嵋愕钠分什判小５耸缫簧卫八俣啵旃沤裰灞洌ㄔ戳髦趾稀＞〉糜谀浚〈嬗谛模∮τ谑郑绶洳苫ǎ湍鹁弥浠莺幔阅艹尚А薄＃涤形豆阋罩鬯罚┤绲耸缛怂晔笨途幽暇┟芳遥芳也赜小妒奈摹贰ⅰ夺簧奖贰ⅰ肚厥獭贰ⅰ冻勤蛎肀贰ⅰ度丶恰返日淦吠乇荆靡员楣哿倌。荽髦侄剂倭私俦荆故中础端滴慕庾帧范十本，半年而毕，可见其用功之勤，毅力之坚了。 邓石如篆书在李阳冰的基础上，上溯秦李斯，并参入獵碣碑版笔意，惯用长锋羊毫，不加剪截，铺毫作书，浓墨酣畅，神完气足，开创一代新风。当时有人指责他“破坏古法”，因为小篆自秦以后，基本是以《说文》篆书为归，元明几位大家都写得非常光洁，两头圆平，而邓石如的写法是饱墨铺毫，以隶为笔，方圆自任，为后来人开方便之门。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指出的那样：“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能为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皆能为篆。” 邓之后的何绍基、吴让之、杨沂孙、徐三庚、吴大澂、赵之谦、吴昌硕以及现代诸大家无不用此法，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了。笔者以为，邓石如的功劳是破解了篆书的神秘色彩，赋予如同楷书、行草书一样的书写方便，吸引了众多的文人握管习篆，且社会各界人士所爱好。所以，邓石如开篆书新风之外，兼有普及之功。 相对于篆书而言，邓石如的隶书则明显受到了当时书坛一些擅长写隶书的书家如郑簠、金农、桂馥等人的影响，尤其是日益兴盛的金石学研究风气对他影响极大。清初一些学者以考证金石碑版、寻访古刻为能事，举凡商周古器、秦汉碑版，无不溯其源流，用以务实补证。邓石如自己也一生壮游，到处访碑，与此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文人不再以科举进仕为唯一的目标，而是以布衣身份作诗人、词人、艺人，各尽性情。这确实给清代的书学带来了新的风气，像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钱大昕、翁方纲、阮元等学界泰斗，都对金石碑版有很深的研究。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书风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他们言必称秦汉，推重古朴，这对唐以后衰落的隶书无疑是救药一帖。 《曹全碑》是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郃阳，备受清初书家青睐，被誉为汉碑中之神品，习隶书大多号称学《曹全》。邓石如早年也是取法《曹全碑》，笔意圆润，从容典雅。后临“《史晨前后碑》、《华山庙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飱》各五十本。”（见包世臣《艺舟双楫·邓石如传》），作书笔势开张，融篆入隶，浑穆高古。晚年更是兀奡排荡，淋漓尽致，真正做到了“以隶为篆”、“以篆为隶”的贯通境界。康有为评他的隶书“画法极厚，中边俱彻”，与伊秉绶殊途同归。当时，文坛桐城派影响很大，邓石如与姚鼐交往很多，推崇阳刚亦在情理之中。包世臣对他极为佩服，认为：“夺天时之舒惨，变人心之哀乐”。 邓石如的真书与行草书同样是令人倾服的。他的真书得益于六朝碑版，平实质朴，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分析是因其“生平写《史晨》、《礼器》最多，故笔之锋最厚。又临南北碑最多，故气息规模，自然高古”，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似还可补充篆书方面扎实的功夫对他的真书也是决定性的作用。篆隶书要求笔画中实，这基本奠定其真书的气质。其字形多从碑版中来，易烂漫为严谨，易简肃为秀逸，别树一帜。行草书学颜真卿《争座位》，结字独到，运笔连绵，举重若轻，奇趣横生。 篆隶书自秦汉以后，鲜有人为之。邓石如将原本属于好古之士雅玩的篆隶书变成人人都能握管的“俗”书，自然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恰恰因为这一点，邓石如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写篆隶书运动。之后的何绍基、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等大家，无不在篆隶书上有很大的突破。纵观清朝书法演变，篆、隶书占了很重要的位置，邓石如承前启后，功莫大焉。而且，后来的几家基本上都是走邓的书学道路：以篆隶为本，真行副之。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偏是那藤杖芒鞋的邓石如”。 王尔度在《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剩序》提到：邓石如“中年以篆隶真行驰名海内，无暇为人镌刻”，可见他当时的书名之大。相比较而言，邓石如的篆书有开创之功，把小篆的书写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隶书则有纠正清初前贤习气，独开生面，引领后学的作用。 （三） 目前，辑邓石如印稿最全的当为孙慰祖先生编著的《邓石如篆刻》一书，共145方，其中“十分红处便成灰”、“有好都能累此生”二印印风接近吴让之，而署款是邓石如，为不可靠之作。其余的风格面目也很不统一，很难前后贯穿起来。其中原因笔者认为他一生壮游，所刻之印的风格与受主很有关系，如他为毕沅刻的几方（毕沅秋帆之章、家住灵岩山下香水溪边、河声岳色）很有“官僚气”，而替罗两峰、毕兰泉、梅甫等好友所刻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笔歌墨舞、新篁补旧林、乱插繁枝向晴昊、意与古会）大多很有“文人气”，此其一。二则潦倒行踪，没有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使得他的印没有固定的程式，更多流露的是他身上所蕴藏的那份野性和创造力。 与大多数篆刻家一样，邓石如刻印也多集中在青壮年时代，嘉庆以后，刻印就很少了。目前能看到的署款年份最早的是“太羹玄酒”与“聊浮游以逍遥”二印，作于1778年，时邓石如已36岁。而邓石如开始游食生涯是二十岁左右，主要以刻印为主。乾隆四十六年（1781），程瑶田有封信写给云升七兄，其中提到：“怀宁邓君字石如，工小篆，已入少温之室，刻章宗明季何雪渔、苏朗公一辈人。以瑶田所见，盖亦罕有其匹。时复上错元人，刚健婀娜，殊擅一场；秦汉一种则所未暇及者，然其年甚富，一变至道不难也。”可见，邓石如当时刻印已是相当不错，“宗明季何雪渔、苏朗公一辈人”，“罕有其匹”。现今看到邓石如作于戊戌十月（36岁）时的“太羹玄酒”和“聊浮游以逍遥”确实可见何震、苏宣的痕迹，而作于己亥十一月（37随）时的朱文“家在环峰漕水”则有元人的遗韵。辑录于汪启淑《飞鸿堂》（此谱成于乾隆四十一年）当是作于邓石如34岁之前的印作如“灵石山长”、“石如”、“印禅居士”、“退斋”、“富贵功名总如梦”、“爱吾庐”、“西湖渔隐”等则明显流露秦汉规矩，略出己意。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邓石如模仿过汪关，如“春江社”；模仿过梁千秋，如“一日之迹”；模仿过程邃，如“读画楼”等。可见，邓石如也是转益多师，不断探索的。 邓石如与浙派的蒋仁同岁，比黄易大1岁，比奚冈大2岁。应该说，邓石如生活的年代正是浙派的鼎盛期。邓石如生前也曾几次到过杭州，在九曲巷汪氏也园住了好几个月，但在他的印风中很少看到浙派的痕迹。是否与他当时的生存境况有关呢？邓石如浪迹天涯，以布衣自许，与文人交流不够深入，尤其是已经形成固定圈子的文人群体。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他交流最多的扬州、南京、常州等地的文人，但也往往是聚少离多，长年来往的很少。据传，邓石如嗜酒有任侠之气，这种反叛的性格使得他较难融入文人群体。独来独往的结果就是生活不稳定，从而导致艺术风格的多变。加之，邓石如生前是书名大于印名的。从孙云桂的《完白山人传》、李兆洛《邓君墓志铭》等传记中，他们好像对邓石如的篆刻都是寥寥几笔，记述最多的还是他的书法。邓石如自己也是不太看重篆刻，除边款外，没留下什么文字题跋，让后人可以了解他的篆刻经历。所以说，邓石如的篆刻大部分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在当时也许不怎么被人认可，是后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 从流传的作品来看，邓石如一生都在探索之中，未到精熟定型的境界。赵之谦在《致魏锡曾书》中认为：“邓（石如）天四人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见《赵之谦尺牍》）赵的说法是一定道理的，邓石如的书法与篆刻作品确实更多流露的是他豪迈的才情和野逸的气质，难怪当时书坛大将翁方纲看不起他，因为翁是以正统自居的。不过，正是因为邓石如身上所蕴藏的那份野性，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富有创造精神。确实，邓石如“刚健婀娜”、“铁钩锁”的篆刻风格在清代是独树一帜的。后人把这种风格归纳为“印从书出”，是篆刻史上的重大突破。吴让之说：“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见吴让之《吴让之印存自序》）吴让之的眼光很独到，看到了邓石如篆书成功之处在于融“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其实，邓石如的意义还在于使书印合一的表现有了崭新的境界，使书的意味在印章的方寸之间有了更大的容量，给后人创立面目许多的启示。如果将篆刻的表达手段分为四个部分：字法、章法、刀法、篆法，其中字法是最具个人色彩的因素，字法往往决定章法、刀法、篆法的选择。在邓石如之前，有过“印外求印论”的主张，明代朱简的“笔意表现论”即要求刀法传达书法的笔意，但还是局部了一点，未像邓石如这样做到书法与印章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仅是要求刀法传达书法的笔意而已，而是要求印章的整体来体现书法的意味。在邓石如的开导之下，篆刻的新风不断，功莫大焉！ 邓石如的篆刻对后世影响很大，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都对他推崇备至，取法于他。其中，赵之谦自己不承认专学邓石如。有人把邓石如这一路的印风称为“徽派”、“皖派”，也有人干脆称“邓派”。“徽派”、“皖派”都是以地域来命名，不可避免会夹杂一些其他因素，还不如以“邓派”来称呼更合适，更能深入理解邓石如篆刻的特殊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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