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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期 师徒皆印坛大师的非印人 谈及印坛皖派，世人多以邓石如、吴让之为宗师，对于其间的包世臣，却鲜有提及。然而包氏在两位皖派大师之间，却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位夹在两位印坛大师之间的非印人。 △包世臣坐像 包世臣（1775-1855），清代著名学者、书法理论家、书法家。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白门倦游阁外史等，安徽泾县人。著作有《中衢一勺》、《艺舟双楫》（6卷）、《管情三义》、《齐民四术》，以上书作在晚年合为《安吴四种》（共计36卷），另有《小倦游阁文稿》（2卷）传世。 包世臣精于书学理论，书法以行草书见长，其所著《艺舟双辑》被视为中国书法史上弘扬碑学的重要力作，传播甚广，对后世书坛影响深远。 △包世臣所用印章“慎伯” 由于泾县古称安吴，故时人称其为“包安吴”、“安吴先生”，我们在包世臣的大量书法作品上最常见的是“安吴包世臣”的落款。 △包世臣行草书法对联 包世臣与篆印最紧密相关的线索莫过于其与邓石如（1743-1805）和吴熙载（1799-1870）两位印坛大师之间的师徒关系。 △包世臣所用印章“包慎伯氏” 此事缘起当追溯到年轻时期的包世臣。嘉庆七年（1802）秋天的某一天，年方27岁的包世臣籍由其友张琦张翰风的介绍和时年59岁的邓石如相识于江苏镇江（张琦之兄张惠言，对邓石如有雪中送炭之功，后从邓氏学书，双方关系在师友之间。后来包世臣一子一女与张琦子女联姻，双方进而结为亲家），两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并终成就师徒缘份。 这一年这时距离邓石如刻出那方著名的经典印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1783年）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此时距离邓石如去世仅有3年时间了。并且这3年时间里，两人分住两地，期间只在第二年（1803）夏天在镇江重逢过一次，如此算来包氏得邓石如亲授的时间是极少的，这或许也是包氏未得邓氏书印真传的客观原因之一。 △邓石如刻“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印 但对于中国印史而言，两人初识相处的这10多天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由此导致了邓石如籍由包世臣将印技传于吴熙载并得以发扬光大，成就皖派辉煌；包世臣则因名列邓氏门墙而更努力精进并享艺术盛名，乃至以非印人身份对中国印坛发展有传继之功。 没有迹象表明此次会面“终身布衣高士”的邓石如对后来包世臣终其一生也“以布衣遨游公卿间”的人生经历是否产生主动和重大的影响，但此次会面显示两人发现各自在艺术尤其书法方面，以及人生观方面均有诸多共识，这定然对他们内心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共鸣。双方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已不满足于成为忘年交，而是成了师徒关系——古代“师徒如父子”，这使两人的关系看起来更加亲密无间，以至1904年秋天邓石如滞留扬州10日专候外出的弟子未归时，在怅然离去并发出“岁尽矣，吾不及终待慎伯矣”的感伤慨叹，由此可见师徒情深（这种情感同样后来出现在他与吴熙载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成为成就吴熙载的动因）。 这也成为包世臣毕生尊崇其师并不遗余力鼓吹和宣扬邓石如艺术成就的原因（其在所著《艺舟双辑》的“国朝书品”一文中，将其师邓石如的书法列为唯一的最高等级的神品和妙品上）。 △包氏臣所著《艺舟双辑》中“国朝书品”内容 纵观包世臣在艺术方面的经历及成就，严格来说，包氏主要是书论家，其次是书法家，严格来说他甚至称不上“印人”，篆刻方面，他更多是扮演两位印坛宗师之间的过渡桥梁角色。 包世臣自小习书，书法一域，包氏也是偏好，侧重于楷书、行书和草书的研习，楷书取法唐楷之颜柳和北碑的龙门造像、北魏墓志等，行草书则取径宋代苏轼、唐代孙过庭《书谱》及晋代二王书体（其自称“慎伯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但他并不精于当时篆印家所看重的篆、隶书体。包氏在其所著《艺舟双辑》中“完白山人传”一文后评注亦言“余性嗜篆、分，颇知其意而未尝致力。” △包氏臣所用印章“世臣私印” 深究起来，一方面是包氏精力更多放在真草书体上，另一方面，由于他推崇经世致用的处世思想并身体力行（史料载其“工词章，有经略，喜谈兵”，在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方面都独到见解，于经世之学领域均有不凡建树，并有《水储》、《齐民四术》等经世学术著作传世），这也导致其在篆隶及篆刻方面着力不多并不能取得篆印一域的关键性成就。 也正是包世臣在篆隶和篆刻方面“知其意而未尝致力”，加上弘扬师学的使命感，多年后的某一天，他在扬州朋友黄乙生家中发现吴熙载在篆隶书法及篆刻方面的才华并收其为徒三年后，便主动让贤，郑重其事而又慷慨无私地将邓氏亲拓的《完白山人印稿》及所藏邓石如印章、书法作品等悉数转赠给了这位得意弟子。由是促成吴熙载尽弃他学，“笃信师说，至老不衰”，并终成印坛一代大家。 △吴熙载所刻组印 就自身成就而言，包世臣最大的成在于书学理论，所著《艺舟双楫》对推动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书坛影响深远（后有清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一步传其书学思想）。书法实践上则是行草第一，楷书次之、篆隶书体水平一般无亮点可言，篆印方面则是空白（其门下弟子众多，大多也是学包氏的楷行草书体（如吴熙载的落款书体），如习篆隶则往往直接取径师祖邓石如）。 由此出现一个古今印坛非常奇特的个案：师傅和徒弟都是印坛大师，而自己却非印人，简直称得上空前绝后的“奇人”——这也是为什么历来大家在谈印人时少有谈及包世臣的原因。 △包世臣所用印章“包氏慎伯” 我以为，包世臣在艺术领域的大功绩有三：1是弘扬邓石如，2是培养吴熙载，3是著述《艺舟双楫》。包世臣在书印方面未得邓石如真传，其于印坛之功在于弘扬了邓氏声望并倾力发掘培养了吴熙载这位后来名震印坛的得意弟子。 从另一角度讲，包世臣人品高洁，作为印坛最佳二传手，承邓启吴，甘为伯乐，又不失在印坛中有一席可书之地。石安曾在所撰文言印人传记系列之《邓石如传》中评议包世臣曰：“世臣口才精绝，传邓师之名不遗余力，又收吴氏熙载为弟子，再传邓氏书印衣钵。世臣不以印名，然邓氏书印延绵传世，震古烁今，包氏功不可没也。” 那么为什么说包世臣是“非印人”呢？ 首先，包世臣长于艺术理论，文字口才能力俱佳（《续修江宁府志》称其“善言谈，娓娓千百言。”清代书家何绍基评其“记问浩博，口如悬河”，陈康祺《包世臣去职》中称其“宾客盈座，好议论古今成败臧否人物……”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称“余论书服膺包慎伯”……）。以其口才出众且好为人师之秉性，若有篆印，私以为当有印作或论述存世。然石安查阅可见之诸多古今印论，均未见只言片语提及包氏论印之内容——相较之下，无论是其师邓石如还是其徒吴熙载都有大量印作和印论流传于世。且包氏所处年代正是我国印论大盛之时，学者印家论印著述为一时风气，对于以言论闻达于天下的包世臣而言，又兼为印坛宗师邓石如入室弟子，为弘扬邓氏不遗余力，不谈印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除非他真的未涉足篆印一域（我们偶尔会在拍卖市场或者网上有见称是包世臣印作的情况，也往往是信息含糊语焉不详的，在石安看来大抵是后人伪托其名所为）。 其次，包世臣鲜有篆隶书作存世。从其仅存的一幅篆书作品看（如下图），水平很是一般，和其师其徒之篆书水平相差甚远，可见包氏的确不擅篆隶，而在当时，印家擅长篆隶简单就是标配，亦可为包氏不刻印另一旁证。
△包世臣篆书对联，作于1843年 再次，查阅历代学者或书家的印论（无论印论专著，还是序跋，或者边款论印文字），谈及吴熙载篆隶书法和篆刻时，都没有看到吴熙载与包氏在篆印方面存在师徒亲授的相关具体记录。 此外，包世臣自己的重量级艺术著作《艺舟双辑》（六卷），是含有论文四卷论书二卷的洋洋巨著，但翻遍该书，也不见单独论印的篇幅，即使偶有提及篆印的内容，行文也往往一带而过（甚至都觉得他刻意简化了这方面的内容——即使在所撰《完白山人传》中也是如此，对于评议邓石如这样的印坛大家而言，私以为该文论印的文字实在少得稀罕）。
石安通览《艺舟双辑》后，将该书中与篆印相关的内容摘录如下（只在卷五的《答熙载九问》和卷六《与吴熙载书》《完白山人传》略有提及）： 《答熙载九问》的第一问论及篆书之法：“问：自来论真书，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前人实之以笔画近似者，而先生驳之，信矣。究竟篆分遗意寓于真书，从何处见？ 篆书之员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分书之骏发满足，以豪平铺于纸上也。真书能敛墨入豪，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有涨墨而篆意湮，有侧笔而分意漓。诚悬景度以后，遂滔滔不可止矣。” 《与吴熙载书》中有一句提及：“用逆以换笔心，篆、分之秘密。” 《完白山人传》开篇处：“独好刻石”“以刻石游”“山人为院中诸生刻印，又以小篆书诸生箑”。 《完白山人传》后注云：“余性嗜篆、分，颇知其意而未尝致力。” 仅此而已。
△包世臣所用印章“世臣之印” 总体而言，包氏在论及篆隶书体时，往往简笔带过，对于篆印，则几无片语，更遑论自家观点。 石安以为，邓、包、吴三者之间的师徒相承，更多是书法领域（书学思想和篆隶以外的书法技巧等）的相传相授（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谱》跋中亦言“让之学书安吴包氏，篆、分刻印，私淑完白……”），而非篆印领域的亲授教学，所以后人每每谈及皖派印人，往往只谈邓吴，却不提包氏或一笔带过，的确是有原因的。 作者简介：石安，书印布道者，生于七零年代，现居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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