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西子湖畔有个极佳的去处——孤山。在历史上，关于它的传说层出不穷。北宋的林逋曾独居此山，植梅无数，终日与鹤为伴，留下一段“梅妻鹤子”的幽寂传说。现在的孤山上更有一个名震四海的处所——西泠印社，这是近现代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传承国粹为宗旨的印学团体。西泠塔下的石壁间竖着一座石刻的雕像，塑的是首任社长吴昌硕。在对面不远处通往后山的石门柱下，也竖着一座石像，藤杖芒鞋、布衣斗笠，石像被周围的细竹杂树簇拥着，掩遮着，大凡游山匆匆者，一般无暇顾及它的存在，一转身便朝着山门拾级而去。而若你回首观望，便会看到石像下方凿出的三个苍劲有力的字：邓石如。 石头与人，真是个有意思的组合啊！仿佛此公的前世便与石头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为石痴、为石歌、为石铭······ 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后以字行，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其他名号还有笈游道人、凤水渔长等。邓石如既没有官宦世家的背景，也没有贵门望族的身世，出身寒微。他的祖父、父亲均酷爱字画，然而都是以布衣终老穷庐。好在邓石如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九岁时勉强读了一年书，后因家贫而无奈辍学。然而，长辈的雅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到十三四岁时，他已对书法篆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朝夕习字不辍，技艺也大进。17岁时他竟已能靠着写字、刻印来谋生。而书画一道，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士族、文人士大夫专属的“雅事”，由于缺乏显赫的背景，因此作为职业艺人的邓石如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是可想而知的。苦难，可以摧毁弱者的梦想，也同样可以成为强者奋发的原动力，邓石如并没有被生活中这些“艰危困苦”所压倒。然而周围的环境对于一个在艺术上充满梦想的追求者来说，是如此地萧然，那么，“走出去”也许便是其艺事晋进发展的“上上策”了。 于是，邓石如开始了求道问师的漫长游“艺”生涯。20岁时，他一度在家乡设馆授艺，教孩童习字，后来因为孩童的顽皮而放弃。后跟随祖父又去了寿州教授蒙馆，然而，这一次只坚持了一年，21岁时，因丧妻，他又辞去了教职。这次的人生打击很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从此没有了家室的牵绊。于是他只身外游，以书刻之艺谋生，以缓悲痛。这可以说是邓氏的首次游“艺”生涯。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32岁时，又返回寿州教书，重续旧职。此时，邓石如的书刻技艺已今非昔比，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并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巘的赏识，这是其艺术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位贵人。梁巘很惜才，把邓石如推荐到金陵举人梅镠家学习。这金陵梅家可不是一般人家，其为宋以来的江南望族，又是清帝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富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金石摹本。这对于少年失学的邓石如而言，仿佛鱼儿游入了大海。于是邓石如以超出常人数倍的努力，勤奋刻苦地学习，悉心研习几达忘我境地。他在梅家一待就是八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三年学汉分。据《清史稿》中记载：邓石如“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吴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谶碑》、唐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碑》《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他半年内写小篆20万字，三年内所临写的汉代隶书名帖竟多达500多本。
在中国书法史上，秦小篆上接《石鼓文》之遗绪，下开汉篆之先河。其一方面保留了大篆字体结构中的基本信息和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其对字体的内部结构和外形，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理和加工，使之相对统一、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一是每个字所用的偏旁基本固定为一种，而不用别的偏旁来代替；二是偏旁的位置相对固定，不能随便移动；三是大致确定每个字的书学笔数和笔顺。笔顺的确立，使得汉字在书写时留下了时间的概念，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为小篆有这样一整套严格的书写规矩，所以历史上在此书体领域内卓然而成大家者可谓凤毛麟角。然而邓石如并不满足于“斯篆”和“阳冰篆”的笔墨语言，他凭借自己深厚的基本功，大胆开拓，敢与古人论高低。邓石如取众家之长，汲取大篆营养，在用笔上大胆注入隶法，平拖、绞转兼用，方笔圆法互补，雄浑涩进、笔致苍茫且大气，极富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革命性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先锋精神，极大地丰富了篆书的用笔。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弊，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邓石如的篆书虽依然保持了小篆惯有的结体偏长的外部特征，但在气象上，圆浑中寓有犀利，平中见奇，一作有一作之面目，廓清了唐代以来篆书的呆板匀弱之气，开创了劲健厚重、雄浑古穆的新境。 有了深厚的篆书底蕴，邓石如继续在隶书之路上驰骋。他从隶书的用笔和结字两方面着手，前人有“大小二篆生八分”之说，邓石如深谙此中滋味。他以篆书笔法对隶书加以改造，因此其隶书线质十分深沉厚实，结字也紧密坚实，多取正势，通篇处理得茂密遒丽而又雍容华贵。邓石如的创新意识非常强烈，在一些波挑的写法上，不是单纯向上作挑笔处理，而是处理成一种特有的横挑韵味；在一些捺笔上，又往往向下出锋，有笔断意连之势。因而，在风格上显得势大力足而又坚挺昂扬，锋芒所到之处，自有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包世臣评邓氏隶书是“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赵之谦也称其“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 。 大凡书史上的名家都擅长某种字体风格而引领时代，即便是“书圣”王羲之也只在行楷、草书领域绝尘独去。然而，邓石如的光芒，除了照耀篆、隶之门，取得惊人成就之外，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碑学上的巨大贡献。他作楷书，直接绕过了唐人的门槛，从《瘗鹤铭》《石门颂》《张迁碑》等名碑中汲取营养，以篆隶用笔之法来写楷。在结构空间上，不以横轻竖重或左低右高的“妍丽”取悦于人，而是力求端庄安详、平实变化和率真的效果，在一些点画和撇捺的处理上，屡见隶书笔致风韵。自唐代智永总结出“永”字八法以后，后世写楷大都沿着唐人法则，虽有法可依，然而也把楷书导入华饰、整齐、工艺化的瓶颈，使楷书的古意和用笔的自然大打折扣，线条的饱满度也大为逊色。邓石如用篆隶古法力挽传统帖学之萎靡现状，他在大量的汉魏六朝碑志中，找到突破口，创造了一种用笔的新方法。这个新方法就是在书写过程中既重视笔画的两端，又特别注重笔画“中截”部分的用笔质量，因此，线条显得力沉、势足、浑厚、饱满。用这种笔法来写楷书，能小也能大，充分反映了碑体的“重、拙、大”，为魏碑书写的艺术实践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正是在邓石如的影响下，清代中期掀起了一股碑学高潮，打破了传统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邓石如所创造的新笔法也赢得了“千数百年无此作”的高度评价。他那种逆水撑篙式的用笔，线条两边所呈现出的“毛涩”质感，正是书家孜孜以求的。包世臣《艺舟双楫》以邓石如为“神品”，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在邓石如的直接或间接传授下，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莫友芝、吴大澂、徐三庚、杨沂孙、康有为、吴昌硕······一大批杰出之士受其嘉惠。可以说，邓石如是清代中后期崇碑运动的先导与巨子，他在魏碑用笔上的创新成就，足以与书史上的钟、王、颜、黄相辉映。 在西泠印社的碑廊里，迄今还竖着一块邓石如以行草书风格书写的大字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即便站在十米开外望去，这副对联仍然气势夺人，线条一如长松虬枝，老辣而豪迈。由此可见邓石如不仅在篆、隶、楷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行书、草书领域也是多有建树。他的行草书往往参以篆隶笔法，力洗圆润绮靡之习，筋骨血肉俱备，风采气势照人。如此全面的笔墨修养和笔头功夫，无不反映出他一贯的努力和勤奋。数十年的勤学苦练和游艺生涯，使其融古碑之精髓，得山川之灵气。如果我们进一步细细分析，究其渊源还是离不开他的篆刻修为。包世臣《完白山人传》记载他：“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邓氏在篆刻上依然有着明确的艺术追求，刻印主张“书从印出、印从书入”，这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艺术视野。 经过不懈地耕耘，邓石如最终开创了清代篆刻艺术史上的“邓派”，独树一帜。他的印风正大而饱满，铁笔过处“意与古会”，充满了刀情笔意。线条“刚健含婀娜”，影响巨大。精湛的金石技艺和篆刻修养，反过来又滋养了他的书法艺术。 冰心女士曾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邓石如，一个如荒山野石一般贫贱又平凡的布衣，用一生的努力，书写了一段传奇的人生。“石不能言最可人”，有了它，后人可以继往开来，拾级而上，直达峰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