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各位书友好！昨天我们从向秀和郭象的角度重新理解了庄子的思想，魏晋新道家都追求一种“自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向秀和郭象是新道家“理性派”的代表。理性派通过对宇宙万物的原理做出理性的解答，从而让自己得以理性的方式认识到万物流动不居、无时不变的规律，认识到万物都可以“是”，也都可以“非”，都在“有限”的领域里以独有的自性存在着。在理性派的方式下，忘记有限和无限，忘记自我和他物，达到与宇宙万物合一的“无我”状态，就自然的把时间的长短、事物的大小、是非的区别、生死的界限彻底消除了，此时的人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他可以逍遥游于宇宙万物，打破任何界限，达到绝对的自由。这是一种“以理化情”的方式，获得超越各种束缚的“自然”。

 

今天我们来认识新道家中“任情”的一派，这一派虽然也懂得庄子的思想，但是更倾向率性释放感情的方式来达到生命中“自然”，这种率性而为，却又并非物质享乐，而是在很高的境界上为宇宙和人生而动情的生命状态，冯友兰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化独有的“风流”。

 

名士之“风流”，类似于西方语言下的“浪漫主义”，但却又不完全等于“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能配以“风流”的名士，并不仅仅是在情爱上“浪漫”，而是能体悟到人生和宇宙的大美，并能把自我的身心融入到宇宙之中获得一种更高的快乐。这样的“浪漫”有着很高的品味和独特的审美，有着哲学的认知和感情的率真，它已经超过了英语“浪漫主义”原本的含义，只有“风流”这样的汉语才能表达它的无穷意蕴。

 

汉朝独尊儒术了几百年，儒家的礼乐教化已经发展到非常规范的地步，过度的规范往往也使得本来源于自然的儒家理念变得僵化死板。在魏晋时代，儒家的“名教”似乎显得束缚人的自由，压抑人的追求，很多新道家对“名教”的批判形成一股潮流。“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新道家的时代追求。在这个潮流下，“任情派”的名士在感情喷发之时，常常有奇特而又俊雅的言论和行为。这种言行和对自由浪漫的追求，并不是杨朱那种粗鄙的享乐主义。但是冯友兰先生在这里专门重提杨朱，是为了说明杨朱那种不为他人而活，只听从自己内心，为自己内心追求而活的生命状态，与新道家对自由的追求是非常相似的。

 

对于超世感觉和追随道家修身养生的人，对“快乐”有一种比对物欲享乐更高的需要，也更加敏锐，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冯友兰先生在这里专门举了《世说新语》里的故事：刘伶以天地为席，以房屋为衣；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钟会访嵇康，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桓子野遇得知音，音乐交流，不语一言，奏罢即去；阮籍饮酒不羁，与猪共饮……这些魏晋名士都以一种高雅的、不同于常人的姿态展示出他们对艺术、对生活、对生命、对天地宇宙万物的言行和生活态度。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能够自在与宇宙之中，能够“同于万物”。这正是“理性派”的向秀郭象解的“无我”之状态。“任情派”和“理性派”在对“自然”的追求上是殊途同归的。

 

正是因为对感情的率性，也能达到超脱常人的圣人境界，王弼才会认为，圣人并非无情，而是与人一样，具有“五情”。只不过“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王弼认为圣人虽然能够超越有限，进入无限，与宇宙万物合一，但这不等于圣人超越了常人的感情，变得无情，而是“有情而无累”。

 

“有情而无累”、“应物而无累于物”，这是新道家推崇的极高的境界。这样的境界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有深沉的，又是敏感的，既能对个人成败得失不动情（理性），又能对宇宙人生动情到不能自已（感性）。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士之“风流”。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新道家的主流思想，这是在儒家衰落时期的思潮。但实际上，儒家之“名教”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束缚，如果我们回顾孔子和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其本质是源于人性自然的，无论是“正名”还是“礼仪教化”，都是出于人性自然的需要。“名教”本源于自然，并非隔绝于自然，所以魏晋学者乐广认识到“名教中自有乐地”，并非一定要以道家的方式脱离名教寻求自由。如果我们再回顾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会看到冯友兰先生曾在这一章举出一例魏晋名士的的对话，其《晋书》原文如下：“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老庄与孔子之间的思想，既不能说相同，也不能说不同，名教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有名教。跳出魏晋新道家较为脱离俗世的高雅生活，从名教中重新寻找自然与快乐，恢复儒家的道统，这便是后来宋代新儒家的努力，“二程学派”即以此开启了“理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