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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的士人孜孜于名誉，又互相交结，自然以道义相标榜。他们凭察举制集中于中央，掌握了舆论主流，遂形成著名的“太学清议”。士大夫以此工具与当权的宦官做斗争，遂造成桓、灵时的党锢之祸。当时的政治黑暗已经达于极点，而士大夫们众哗嚣嚣，根本拿不出救时济世的方案来。稍后中央政府分崩，士人们的旧生态遂完全破坏。受了新形势的刺激，魏晋的士人抛弃了汉末矫虚的精神，产生了两种新观念。其一是“循名责实”，这是实干派的观念，讲求政治实效，接近于法家精神。三国时期参与政治、军事斗争的都是这一类的人物。其二是“去礼归真”，这是自由派的观念，反对汉末名教的虚伪，讲求率真自然的行事准则，接近于道家的精神。魏晋时期的名士多是这一类的人物。 汉末天下分裂，察举制不复存在，士人们好名无实的精神也就自动消灭了。此时的传统经学已经衰落，而士人们孜孜于自利的精神还在，于是遂有玄学的兴起。儒家学术中本有讲求原理的部分，即哲学上的世界观、宇宙观的内容，其典籍即是《易经》。本来孔子和老子的世界观是很接近的，两者对“道”和“天”的理解亦无太大区别。魏晋的名士即将《易经》和《老子》中讲原理的部分加以融合，再加入《庄子》中强调个人精神自由的内容，而创出了玄学。玄学的出现是魏晋时知识分子思想力的自动释放，并非如诸子学术那样为了救世而产生。 魏、晋两代皆以权臣篡位得国，初始即于道义有亏，故其国道缺少号召力，为了巩固统治只能以权术牢笼英俊。曹氏和司马氏皆出自军旅，又是久宦之家，到其得国时皆已传二、三代，先辈的奋斗精神已趋腐朽。所以魏晋时期的政治本是很黑暗的。魏晋间的名士既对黑暗的现实无所作为，又要在残酷的政治倾轧间自保，还要发挥其思想上的能量，这样才产生了玄学。玄学的理论实际上是想把“道法自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统一为一个东西，即将儒家的世界观和道家的世界观统一，再将儒家的方法论统一到道家的世界观上去。这样一来名士若“率性自为”即合于自然之道，虽然看似不合儒家的名教，实际上却是合的。魏晋名士谈论、分辩玄学义理，即所谓的清谈，完全就理论上着论，丝毫不切实事，最初是为了避祸保身，其后即成为一种潮流。而魏晋名士在私行上亦讲究“委心任运”，摒弃名教礼法，蔑视现实，率性自为。到了魏晋时代，所谓的名士已经是门第中人，他们虽然谈玄务虚，不讲实干，朝廷却偏偏要用他们做官。其结果，好一点的是徒据高位，不负责任；其次的则根本不入公门，不与现实政治相交接；最坏的则肆意妄为，只知追求物质的享乐。如此一来魏晋的政治怎么会有一个好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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