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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解析儒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法论等基本观点是如何演变、发展和成型的。 儒家三观可以参见《儒析儒兮》。 历史部分，主要凭记忆而非考证写就。人物思想部分，对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梳理而来。多有舛误，敬请雅正。 
董仲舒生平简述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期，是个藏书万卷的大地主之子。年轻时他刻苦求学，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美谈。三十岁时他效法孔孟，开坛招生，又留下了“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的故事。后来他当上了博士（官职，不是学位），为皇帝和太学生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继位后，董仲舒应“贤良文学”的推举，交出了“天人三策”的对策文章。“天人三策”主要就是阐述“天人感应”学说、论证天与君的关系、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一建议最终被汉武帝采纳，从此儒学成为官学，开始了对中华民族哲学思想长达两千年的统治。但董仲舒本人却是宦海沉浮、几起几落。最后他对仕途心灰意冷，辞官回家，再次效法孔孟，开始著书立说。在七十五岁时，董仲舒在家中病逝。历史背景与时代之问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生王朝都要回答两个问题：新王朝的合法性从何而来，以及新王朝要采用何种体制。董仲舒出生于汉文帝时，活跃于汉景帝、汉武帝朝。此时汉高祖建国已久，按说这两个问题轮不到董仲舒来回答。可是此前对这两个问题回答得实在太潦草了，只能留给后人处理。首先是合法性问题。虽然大家早已不认周天子，虽然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就事实而言，秦汉之际大家还是认六国贵族。秦末虽是“农民起义”，可大家都要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找一个六国后人为君。六国贵族为尊之深入人心，可见一斑。刘邦呢？区区一个泗水亭长，他何德何能做天子？就凭他“先入关中者为王”？那他最多就是个汉王、关中王。就凭他拳头最大、他把项家推翻了？那我拳头更大，我把刘家推翻掉，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天子了？刘邦可能也对自己的合法性犯嘀咕，所以他一上位，立即开始剪除异姓诸侯王，定下了“非刘不王”的誓约，扫除了“我拳头更大，我把刘家推翻掉”的隐患。但这并没有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只能留给后人处理。至于体制问题，刘邦等人更是矛盾。一方面，作为当时的“政治正确”，汉朝必须打出“推翻秦朝暴政”的旗号来，恨不得一切都跟秦朝反着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实际行动上“汉承秦制”，保留了以“郡县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秦朝的政治体制。他们在黄老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了理论依据：秦朝折腾老百姓，我们不折腾，这叫“清静无为”；秦朝有这么一套官僚制度，我们顺着已有制度来，这叫“顺其自然”……但道家并不符合统治者的胃口，总会有人按捺不住躁动的心。而且，西汉初年并不阻止其它思想学派登上朝堂。汉景帝的“智囊”晁错早年学法家，后来学儒家，总之不是道家；汉武帝时，朝堂上既有治黄老的窦太后、治刑名的张汤，也有搞理财的桑弘羊，自然也不乏尊儒术的田蚡窦婴、公孙弘、董仲舒等人。这么多人各抒己见七嘴八舌，到底听谁的呢？而且这种“混乱”局面，轻则导致政策朝令夕改莫衷一是，重则引发政治倾轧政局不稳。这样一来，采用何种体制的问题，也只能留给后人处理了。汉王朝的合法性从何而来？汉王朝要采用何种体制？董仲舒用“天人合一”和“独尊儒术”分别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其中比较具有思想性理论性的，是“天人合一”论。世界观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论，首先就要回答“天”是什么、“人”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合一”的。前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是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归为“方法论”问题。董仲舒口中的“天”，一方面是阴阳五行的天，一方面是三纲五常的天。而董仲舒眼中的“人”，则是“天的副本”；天分阴阳，人有性情——注意，不是人有善恶。董仲舒秉持的是人性善，因为人皆有天性；同时人又有人情，所以人都不够善。这是他和孟子对“人性善”的不同理解：孟子认为人“已善”，董仲舒认为人“未善”，严格说应该是“还不够善”。由此，他更清晰地补上了儒家世界观中从“世界”到“人性”这一环。再加上“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世界-人性-家庭-社会-政府，齐活了。价值观董仲舒理论中，对外王方面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大一统”理论。大一统理论不仅解决了汉朝的正统性问题，而且为后世树立起了“正统”的标杆。与大一统理论相表里的是“三统”说。“三统说”在解决了汉朝正统的问题的同时，把孔子和儒家的“外王”价值观抬上了“正统”之位。大一统和正统，成了此后历朝历代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不能成为正统，不仅会陷入“失道寡助”的孤立中，而且会被“彼可取而代之”的焦虑包围。因而，统治者们要么在焦虑中灭亡，要么在焦虑中爆发，即走向大一统。两汉之后，从黄巾起义到唐朝重新统一，除晋初和隋初之外，中国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和战争。四百年过去，中国没有变成欧洲那样的一盘散沙，而是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后，复归统一。这种向心力、凝聚力，除了秦汉珠玉在前的“表率”作用之外，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内圣方面，天人感应论却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由这一理论出发，一个人讲不讲仁义道德，是不是孝悌子弟，要看老天爷有没有对他的行为做出感应。于是人们不再追求内在的“仁”，转而追求外在的“感应”。古人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孝中，与“天人感应”有关的共有八个故事，其中六个出现在汉晋时期；两汉到西晋期间共有十三个故事，将近一半与“天人感应”有关。这一副作用，在两汉察举制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了各种人造感应、假冒感应的荒唐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而且，天人感应论指向的天象过于具体，随着天文历法发现天象规律，感应论自然失去了说服力。此外，朝堂上用天人感应搞政治斗争做得太过明显。种种原因综合下来，天人感应论最终被后人抛弃了。方法论董仲舒的世界观回答了“天”与“人”的问题。有了这个世界观，二者如何“合一”就很容易回答了：理论上，“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具体操作上，就是“天人感应”。从天地的各种异象中，判断国家政策、个人行为是否得当。此外，董仲舒还尝试用《春秋》统领万事、解释万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春秋繁露》进行论证。我不太清楚这与两汉谶纬之学的关系：董仲舒是开此先河，还是顺应时代？不过可以肯定的说，这与当时今文经古文经之争有关。
魏晋玄学
《中国哲学简史》中把魏晋玄学归为道家，这当然没问题：“玄学”之名，就来自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但是，无论魏晋名士们说佛说道，谈有谈无，他们仍站在儒家的基本立场上。所以这一阶段也有人称为援佛入儒、援道入儒。这里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一看魏晋玄学是怎么一回事。历史背景和时代之问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第二个长时间的，也许是最惨烈的乱世。尤其是从西晋八王之乱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大地只闻鬼夜哭，不见生人气。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苦苦追问“天下恶乎定”的时代。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道教发展，中国的思想家们由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佛学的思辨方法和对来世的关注，让人们顿觉其实不关注现世，也可以活得出彩。反观儒家，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儒家逐渐变成了追名逐利的“敲门砖”，变成了预言万世的“先知”。人们热衷于博取孝顺有才懂礼的名声，却不再追求名声背后的“生命的学问”。人们热衷于从经典文献中发明谶纬之书，却不再发展经典背后的“学问的生命”。尤其是司马老贼一家人，打着“名教”的旗号，却干尽了背信弃义不忠无耻之事。儒家，渐渐真的成了“名教”：有名无实之教。同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门阀世家逐渐成型。世家子弟们赫然发现不管天下怎么乱，不管皇位谁做庄，总短不了自己那一口五石散。再加上魏晋之际司马家的高压政治，使得高门贵族们即使位极人臣也要战战兢兢朝不保夕。总之，出工出力不仅多不了几两肉，也许还要自己割肉；躺平摆烂反正也少不了一根菜，还能偷闲种点菜。天下恶乎定？关我什么事！与其搞政治，不如玩思辨；与其在现实中虚与委蛇，不如在有无情理中放浪形骸。于是，魏晋的时代之问，就回到了荀子所处战国时期的时代之问：面对这样的世界，人要怎样活？这个问题同样有许多答案。有的人选择和司马家同流合污，继续用“名教”装点自己的屠宰场；有的人为了家族的荣耀，一边游向泥潭中心、一边努力避免弄脏羽毛。而另一批人——也许是那个时代中最出色最卓越的一批人，用自己的言谈举止，交出了一份跨越千年仍回味无穷的答卷：顺带一提，此前的儒家理论都可以用一个人指代。从魏晋开始则成了一群人；后来甚至成了跨越多个时代的一群人。一个理论、一套体系，从一个人就能独领风骚到需要一批人才能打开局面，侧面说明了这个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精深，一己之力越来越独木难支了。世界观关于世界本原的部分，玄学家们用佛学思辨的方式重新审视了道家的思想，认为世界本原就是道，是无，是任由自然和社会规律自行发展，是齐万物。这部分世界观，与儒家关系不大。关于人性的部分，玄学家们主要的观点大约就是“情”。这部分的论述不如前一部分这样具有完备的体系，更多的体现在名士们的行为中。这一部分世界观，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儒家“人性本善”的观点。名士们虽然“任从冲动而生活”，但这种冲动并不会陷入物欲情欲之中。从魏晋风度的故事里，我们能够更多地感受到一种真善美。这其实就在行动上证明了，人性不需要外在的修饰和指导，它本身就是真善美的。
价值观魏晋玄学家们的外王价值观，需要结合当时的政治时局来看。早期玄学家们，如王弼何晏夏侯玄等，大都出身名门身居高位积极参政，人称“正始名士”，还评出了“四聪八达”。到山涛嵇康阮籍等人，就逐渐心灰意冷、倦于世事了。这种变化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政局：司马家太狠毒又太无耻了。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些儒生集体跑去研究道家的原因之一：他们要用清谈来保全自己。不过，魏晋名士们并不是真的不关心政治了。他们知道正面战场是没有希望了，因而转向了另一个战场：思想阵地。在用清谈来保全自己的同时，他们用“越名教而任自然”来对抗作为官方理论的名教。的确，司马昭最终杀了嵇康，这是他在正面战场的胜利。但是当三千太学生联名要保嵇康时，司马昭在思想阵地上就一败涂地了。这大概也是释经权的一种争夺吧。内圣方面，魏晋玄学扭转了两汉对外在的虚伪的“名”的追求，扭转了“模仿”圣人的行为，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内在的人性，聚焦在了对自然、任我的追求上。人生观如果说孟子的人生观是“我要用最理想的方式实现理想目标”，荀子的人生观是“我要实现理想目标，即使要用功利的手段”，那么魏晋名士们的人生观就是“即使任何方式、手段都无法实现理想，我也绝不掉头走上背离理想的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虽然魏晋名士中有些人最终选择了投降，但我们仍可以说：他们身上是“威武不能屈”的骨气在的。方法论在名家之后，思辨再次随佛教传入而兴起。佛经谈空色，谈有相无相，与道家谈有无可以类比甚至平移。早期翻译佛经就借鉴或者说挪用了很多道家的名词。而佛教思辨哲学，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名家“辨名析理”的兴趣——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道家突然“翻红”的原因之一。此外，按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说法，魏晋玄学分主理派和主情派。主理派讲究遵从天地之理，追求按理性行动。主情派讲究遵循人的内心，凭性情冲动行事。也许中间有渊源传承，也许只是一种思想研究的必然，后面可以看到，七八百年后这两种思路再次出现在儒家思想中，形成了最重要的两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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