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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是，皇宫内的数字多为“九”、“五”，如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五个门洞也是为了体现帝王的“九五之尊”。这种说法靠谱吗？ 身份等级的规范 门洞数为五个，确实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天安门只能放在皇帝的家门口，而皇室亲王、封疆大吏和藩属国国王家的大门，都只能有三个门洞。    ▍北京恭王府大门、保定直隶总督府大门和首尔景福宫光化门（由上至下），都是三个门洞 这五个门洞也各有用处，以清代为例：中间最大的券门只有皇帝才能走，两侧稍矮的券门供宗室王公使用，外面两侧的门道则供三品以上官员通行。 用门洞数规范身份等级的办法并非中国独创，欧洲绝对主义王权兴起后情况类似。如普鲁士为纪念七年战争胜利修建的勃兰登堡门同样有五个门道，中间的门道专供王室和国王邀请的客人使用。直到 1918 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平民才能随意穿行。  ▍命运多舛的勃兰登堡门，后来又有数十年不让任何人穿行 不过，五个门洞和“九五之尊”的联系，很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 从目前的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与天安门同为五个门道的城门在中国历史上寥寥可数，只有唐长安城郭城南侧中门明德门、大明宫南侧中门丹凤门、北宋汴梁宫城南门宣德门、元大都宫城南门崇天门以及明南京故宫午门、明清北京天安门、端门和午门。在唐以前，都城正门和宫城正门多为三门道，唐代两座五门道城门是为了彰显皇家气象，不属常例。  ▍《大明宫》纪录片中的丹凤门 自宋徽宗重修宣德门起，五门道才成为皇宫制度性标配，但这并不是象征“九五之尊”，而是不学无术的蔡京拍皇帝马屁造成的误会。 北宋宫城的宣德门本为唐代汴州鼓角门，只有两个门道，形制简陋。直到宋太祖扩建汴梁城，才将城门扩建为三门道。宋徽宗即位后大规模营建宫城，工程由蔡京主持。据陆游《家世旧闻》，蔡京坚持认为《礼记》中载“天子五门”，而此时宫城正门只有三个门道，太过简陋，便大兴土木扩建。  ▍北宋大晟钟其中一枚表面有扩建后宣德门的形象（该枚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改建后的宣德门平面图（选自：尹家琦，《北宋东京皇城宣德门研究》，2009，河南大学硕士论文，该图由作者绘制） 但《礼记》中郑玄所注“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指的是天子所居有五重城门，而不是一道门有五个门洞。蔡京的门客还牵强附会，援引唐代大明宫丹凤门也是五个门道的先例。最终，五门洞成为定制，一直延续至明清。 门洞与城市规划 实际上，不用说五门洞，三门洞的城门、宫门最初也很稀罕。 据考古发现，最早的史前聚落遗址中，城门多是一门一道的形式。直到夏商交际时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国最早的多门道大门才出现。这座大门是二里头一号建筑的南大门，建筑整体是一个带有大殿和庭院的宫殿式建筑，由主殿、围廊和大门组成。商代中期的洹北商城一号宫殿遗址与之类似，有一个两门道的大门。  ▍二里头一号建筑平面图与复原图（图片来自：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 年第 4 期）  ▍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宫殿遗址平面图（图片来源：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 年第 4 期） 在距离中原地区较远的西部，周人在发源地建筑的大型公共建筑仍是一门一道。周原凤雏甲组建筑被认为是西周早期的宫殿遗址，极有可能是周代的祖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中轴对称建筑。在建筑的大门设计上仍采用一个门道的形式。  ▍凤雏西周建筑基址平面图（图片来源：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 年第 4 期） 目前考古发掘尚未发现三代时期的郭城城墙，故无法判定此时的城门形制，少有的几座宫城城门则显示此时城门还是一门一道。 三代时期宫殿庭院大门的门道多样变化，技术上源于中国传统土木建筑的结构。三代时期的宫殿建筑已经出现了木结构雏形：对称柱网和抬梁组成房屋的基础结构，然后再筑墙、铺顶。柱网结构的特点就是以一对木柱为基本单位，横向成“一间”，纵向成“一架”。房屋正中为一间，两侧对称逐次加间，所以房屋的间数始终是单数的。  ▍中国建筑木构架（清代琪檩硬山大木小式）示意图，中央为明间，两侧为次间（图片来源：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上述三个遗址的大门实际上并不是在墙上开豁口，而是建造的穿堂式大门。这种门按照房屋形式建筑起木结构，不筑围墙，在间架中央设门。所以不论是一门道、双门道还是三门道，都能用木结构对称建筑出来。这也表明当时的宫殿建筑有一定讲究，但尚未有那么多的人文意义。 ▍北京故宫太和门是典型的穿堂门，面阔九间，中间三间为大门 城郭门门道数量则与整个城市的设计理念密切相关。 直至春秋时期楚国的纪南城，城郭门才出现多门道。该城西墙北门和南墙西水门都是一门三道。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仍以一门一道为主。直到汉高祖时，未央宫的宫城城门仍然只有一道宽约 3.6 米的门道。 汉惠帝时长安城建起了郭城城墙和城门，此时长安城共有十二座城门，每面墙有三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是一门三道。这极有可能参照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种理想城池是边长三里的正方形，每边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有三门道，形成纵横各九条车道。 ▍《考工记》中的理想王城图 ▍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并非提前规划，所以呈不规则形状。贯彻《考工记》“王城”形制的城市，要到曹魏营建的邺城。邺北城和邺南城的南面城墙均设立三座城门，每个城门有三个门道。而且邺城的规划还产生了城市中轴线的理念，邺北城正南门与宫殿区的主要宫殿衔接成贯通南北的城市中轴线，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一次。 ▍曹魏邺城平面图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更加强化了“建中立极”的理念，以南墙中门为正门，故隋唐长安城的郭城、皇城、宫城南面墙均设三到五座城门，突出中门的中心地位。郭城和皇城城门又多一门三道设计，其中郭城南中门明德门和大明宫南中门丹凤门都增加到一门五道，中门道居于正门中央，强调“正门”、“正道”，也贯彻了整座城市的中轴对称。 ▍唐长安城平面图 此时城门扩展到五个门洞，礼仪性已经大大超越了实用性。根据考古发掘，明德门五个门道，只有东西两端的门道有车辙，而且有的车辙是从中间三个门道前绕到两端的门道通行。有人推测城门两端门道专供行车，行人通行内侧两个门道，中央门道供皇帝通行。还有人推测，行人、行车均走两侧车道，中间三个门道平时关闭，只有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供皇帝和重臣亲贵通行。 左右之分 不过，除了礼仪性质，多门道城门也有一定的实际功能。 据考古学者推测，多门道城门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有关。战国时期车船技术成熟，被用于长途运输。特别是楚国，河道纵横，舟船便利。而行船非常需要一定的通行规则，一侧通行，否则会拥堵乃至撞船。多门道的水门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故而楚国纪南城中一座三门道的城门就是水门。 路上行车也是一样，在并不宽敞的城门处，很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而将城门扩展到三个门道，一侧进、一侧出，中间供行人通行，既能缓解交通压力还能保障交通安全。 然而问题来了，行路靠左还是靠右？这对于古代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空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 中国自先秦起便尚左。除秦代、元代等时期短暂尚右外，这一传统一直保持下来。《老子》有载：“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礼记》中也写到：“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所谓“吉事”就是五礼中的吉、宾、嘉礼，凶事就是凶、军礼。故而在周代，同一人，生登于左阶，死殡于右阶；拱手礼时，吉时左手在上，丧时右手在上。在这样的观念下，行车出入城门自然以左为上，靠左行驶，左入右出。 给出入赋予意义不止城门，宗教建筑也是如此，只是他们的解释更加多元。 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筑迅速汉化，大门逐渐形成三门道的形式。一方面，早期佛教寺庙大多在山林之中，故称“山门”；另一方面，佛教还给这三门道赋予空、无相、无作这“三解脱门”的含义。进入寺庙时从入向的左门进入，顺时针礼佛。因为佛殿内出向右侧（入向左手边）的是象征过去、往生的西方阿弥陀佛，中间是象征当下的释迦牟尼佛，出向左侧的是象征未来的东方药师佛。再由出向的左侧门（入向的右侧）出庙。这象征的自死而生，轮回不息，出入求解脱。 ▍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北京广济寺山门 而中国本土的宗教规定却是相反。以坐北朝南的庙宇为例，出向右侧西方为白虎位，左侧东方为青龙位，入庙烧香自然不能入虎口，所以大多是入向右侧进入庙门，逆时针敬神，自出向右侧门出，寓意逃出虎口。 实际上，道观、寺庙只是对世俗政权的模仿，元代之前皇宫正门左文右武的出入方式标识着皇帝对文臣的重视。但是左右究竟按皇帝朝向还是大臣入宫的方向，自古争论不休。好在天安门的建筑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五个门洞逐次缩小，人员等级按照门洞大小而不是左右安排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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