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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晋人的出世入世

 终南居 2016-07-29

 对待以山水为依托的生存方式的情感与态度,作为魏晋士人山水情怀的重要元素之一,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出世情怀”;相对于此的,即是一种“入世情怀”。魏晋风度绽放着清峻淡远之美,看似放达、通脱的士人行为也确实会叫人联想到世外的高士;那便不妨立下这“出世情怀”和“入世情怀”的名目,依寻着士人们解放、自由、旷达的行为之“迹”,探究一下此“迹”背后的“质”。

 


  入世情怀


  动荡的时代,士人的选择多半只有两条。要么隐世避居,要么各侍其主。从事实看来,曹魏、西晋时代的士人们,多半选择的是后者。建安之风,在乱世之秋一定程度上也是极具吸引力的。魏武的理想,是齐桓公的霸业,选才与能讲的是为才是用,他为当时注进的是慷慨悲凉的士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徒叹乱世生命的悲忧,不如慷慨振作,一同去建立万世的基业。不是被曹孟德杀掉的士人孔融还曾经被曹魏风气所吸引,进入其政权内部,并还企图劝王朗北来投奔曹操吗?如果说曹操的时代,是因一种新的风气吸引士人竞相入世,那么到了曹丕魏文的时代,因为道玄思想已在整个社会结根滋长,作为政权核心的主导者,曹丕走的是一条与士风同流之路。政治上他提倡轻法息兵的道家精神,并为了表明此意,还曾向孙权寄去自己的《典论》与诗赋,他那些早已受道玄思想影响的臣子们,看见自己的皇帝尚且爱好文学,尊奉黄老,自然更是大畅玄学、旷达之风气,上者倡之,下者和之。司马氏的王朝不是象曹氏父子吸引士人入世,司马氏对待士人的手段很残酷;对依附曹魏的士人,采用了残酷的杀戮手段;对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士人,也多半加以杀害。名士们除了进入司马氏的政权外,几乎毫无别的选择。被迫入晋的士人们是带着一种苍凉之情入晋的,他们眼中的山水,是宣泄悲凉情感的“道具”。而主动采取一种与政权合作的态度的士人们,则日子过的大多轻松愉快,山水在他们的眼中也是“道具”,却成了关乎自身得失、置名置利的道具。


  入世的大前提下,士人们山水情怀的表现形式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类型:“士不遇情怀”、“怀故情怀”、“沽名钓誉之道具”。


  且先来看看这“士不遇情怀”。这是士人们对朝廷充满幻想,而又抱负不能施展后产生的失落之感。早在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中,文人就开始喻己之自伤了;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在名称上,更是直白地表现了一种怀才不遇的情感。可以说,士人的终极理想从未超越过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有的只是这种理想落空时的悲愤和无可奈何下理想的暂时转移。那毕竟是士人梦寐以求的成功,是其努力寻求的价值方向。魏晋以来,士人们对王朝政权多半存有失望之感,然而“失望”原生于“希望”;谁又能决然地说,对阮步兵八十二首《咏怀诗》的解读中,不可能渗透着士不遇情怀的因素呢?他的“心焦”,未尝不是出于一种尘世的躁动。再后来,将自己融入田园、山水田园成为自己日常需要的五柳先生不也在他那《感时不遇赋》中慨叹过士之不遇吗?正因士之不遇,因此当魏晋士人们在“玄对山水”,在生活细节中渐渐体味了自然山水之美后,便把个体人生存在的体验与山水结合了,借山水而“失志咏怀”或“借以述志”。《世说新语·黜免》第九条就写道:“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做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同样是他,《世说新语·黜免》引《晋安帝纪》中说他在坐登大司马咨议这个至重之位后,却因后来谢混等“比肩同列”,所以常常“怏然自失”,因而,也便有了他“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意生意。’”的言行。《世说新语·任诞》第五十四条中长史王伯舆登茅山,非常伤心地痛哭,说自己即将为情而死。徐震土咢《世说新语校笺》中引注说王伯舆曾“据吴都以叛”,被讨伐,失败后,“不知所在”。有世俗追求的王伯舆登山而哭情,此情理应是功业不就之情吧!


  “士不遇情怀”中,士人们个人所痛楚着的生命体验告诉我们,他们依然存在着的世俗之情;“怀故情怀”中,士人们表达的怀物、怀人的伤逝之感,更彰显着他们的念世之情。通过回顾故物、故人、故事,表达对生命岁月流逝无奈般的隐痛和不可名状的孤哀。《世说新语·伤逝》第二条“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失,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绊。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正是黄花落尽,已物是人非,对故友的哀思,也渗透了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张季鹰思念故乡吴地的菰菜羹、鲈鱼脍的美味,放弃东曹掾的职位,虽不知是真如他所说的“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世说新语·识鉴》第十条)那样超脱,还是早已预料到齐王必败的事实。但有一点,真正的超然外物,是世俗无所系念的;他回归吴地追寻故物的事实,可以看作士人有意识地以一种念世的世俗行为对抗这种伤逝之感。

 

对于另一部分与政权妥协的士人而言,山水则是“沽名钓誉之道具”。这在西晋士人中更为普遍。西晋士人没有建安士人那种建功立业之心,在玄道影响下,既未做到真正超然于外,却变的更加钻营。他们的入世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先来看看魏晋之际的何晏。这位玄学大家,曹魏政权的谋士,并不是超然物外之人,相反是个爱财之人。据《三国志·曹爽传》说“何晏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乘势窃取官物,因缘求于州郡。有司望风,莫感忤旨。”到了西晋,更了不得——政治制度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形成了门阀政治,加之户籍上的“荫客制”,使得西晋政治愈加走向黑暗;而集团内部更污浊。晋武帝公开卖官,所得之钱藏入私囊;深受黄玄思想影响的一批名士一个个嗜财、纵欲、奢靡。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在当时不但显贵,而且富有,有房、有仆役、有良田,他家的契约帐簿很多,多到他常常和妻子在烛光下摆开筹码来计算(《世说新语·俭啬》第三条)。连山涛似乎也因侵占田产曾遭过弹劾。这些如“玉山”、如“玉树”、如肃肃之“松下风”、如岩岩之“孤松”,表面上光彩照人,口中称要“弃世遁名,藏身于虚,绝影于无形”的士人们,切实所行的,真叫人唏嘘不已!《世说新语·政事》第八条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已!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山涛用天地自然的道理来点拨后辈嵇绍为官的要诀,似乎已不算得稀奇,到后来的羊孚则用长夜里的晨光、澄清百流的源头活水来拍桓玄的马屁,惹来孟永日的万分佩服,羊氏还没上任记室参军,孟氏已全然将身家性命相托付了(《世说新语·文学》第一百零四条)。依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从经济标准下对财富、“利”的追求,走向社会标准对“名”的追求,再到政治标准下对权利的追求的过程,不同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追求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然而西晋时期的士人,似乎不单单追求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声望,他们将一个“社会人”的角色演绎的完整而又丰富;山水情怀不过是他们置名置利的“道具”而已。


  出世情怀


  永嘉南渡后的东晋士人,他们依旧谈玄,趣味更雅;他们的纵乐显得节制,他们的风神峻貌已变得宁静幽雅;山水之美得到进一步认识,其生存方式更得到广泛的认同,出世思想影响普遍。这个江南一隅的小朝廷中的士人群体是不是真的怀抱“出世情怀”呢?我的答案是,非也。


  先来看看这一士人群体的阶层组成。宰相王导,氏出山东氏族之冠的王祥一支,是其弟王览之孙,也是王衍的族弟。背景不俗的王导,少年时代性情温和,遇事可无可不无,颇具玄学家的风度;成年后,王导却积极入世,而且政绩斐然。早年就与晋元帝司马睿交好,在司马睿移镇建业时,督笃江南军事,可以说是江南最高军政长官。另一方面,在江南士族轻视刚刚南下的北人时,王导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优礼江南士族维系人心,替原本声望不高的晋元帝树立声威。其政治才干、社交手腕如此高妙,可见一斑。而太傅谢安,也是身出名门大族,谢氏一门几乎个个位高权重。而当谢安的哥哥谢弈去世、其弟谢万被废黜之时,谢氏家族的权势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谢安步入仕途。而其政治才干也着实不低。没有翦除桓氏集团,仍重用温弟桓冲,安定了内部政局,命谢玄训练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迎来淝水之战的胜利。显然,作为东晋士人代表的这二人,其身世及政治才干如此优秀,政途如此灿烂,面对这样一种境地,士人们谁又会真正超然!


  与此同时,东晋士人们所谓出世的生活方式颇为奇特。《世说新语·栖逸》第十三条说许日旬在会稽的一个山洞中隐居,常常引来王侯们的馈赠;有人对他这种隐居方式表示怀疑时,他却辩说这样的礼物不过是竹筐装着的食物,比君位微薄。原来在隐人许日旬的眼中还是能看到君位与食物的价值比重的嘛!同时,这个时候的归隐似乎是种衣食有专供的职业,需要士人做的,似乎只不过是来个模仿秀,模仿前辈们住住洞穴而已。再看看《栖逸》第十五条,郗超每次都要给欲隐之人盖“如官舍”般的房子,并给他们一笔钱。到这里,更得感叹了吧——隐人们不但有漂亮的住处,还有“工资”拿,这似乎真是这一时期一个新兴的职业!《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八条更是出现了支道林要买山而隐的事件。富人供给而隐、自己买山而隐,这些出世的生活方式是以世俗化的方式运作的,点滴可见俗世中孔方兄的影子,及靠它维持运作着的交易模式。当山水间飘荡着铜臭的味道,士人们的双眼如贼鼠般乱窜过高山流水间的每一个角落,搜寻哪里还有空余的位置,好让自己分一杯羹时,出世已全然成为了地道的入世。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出世思想,只是“迹”,不是也不能是本质的。


  东晋士人们继承前人体道致玄的传统,而此传统的现象存在模式“出世”得到了前所难以企及的推崇。正如行为心理学认为的,人类的行为习惯是随着刺激情境不断重复出现的反应。温润明秀的江南山水更增其爱,喜好玄对山水的士人群体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正所谓“自中朝贵玄,而江左称胜”(《文心雕龙·时序》)。


  整个魏晋时代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出世情怀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士人们揣著着的山水情怀源于入世者们各异的情感体验,并由之产生不同的形式表现。然而,给魏晋士人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的,究其根源,又是那特殊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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