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的文化性格

1980年秋天，17岁的我，从赤峰来到包头上学，屈指算来，已满35年了。刚到包头时，听不懂本地方言，让我很是郁闷。同宿舍的刘进亮，与我同时报到。我问他，你家是哪的？他回答，死鬼（石拐）。我纳闷，死鬼，还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后来见到文字了，才知是石拐。那时，同学们都感到不解的是，火车站怎么离市区那么远？太不方便了。像东北有三怪似的，这也算是包头的一怪了。后来听人讲，这是1950年代苏联专家规划设计的，当时野心不小，要把包头建成小上海。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火车站与市区已连成一片，预留空间的优越性日益显现，人们才理解了，也就不以为怪了。其实，规划设计的视野和思路固然重要，客观条件也不可或缺，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如今的青昆两区，彼时是海海漫漫的平川，是包头发展的广阔天地，难怪前人夸赞，包头“前有抱，后有靠”，是块福地。这些年，有多少逼仄的城市，不得不跑到距市区很远的地方去开辟新城区，包头的地利便显而易见了。

是啊，包头的宽阔、舒展，罕有其比。六车道、八车道的大马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让人心里宽展。特别是在今天，拥堵成为城市通病，也是不治之症，连首都都被调侃为“首堵”，包头人出行，那个畅快啊，美滋滋的。外地人来内蒙，如果是坐火车，呼市、包头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会大相径庭。呼市的站前广场，狭小、混乱，要打车，慢慢等着吧，半小时、一小时是常有的事儿。实在等不及了，无奈打一辆黑车走也是有的。好不容易捱到了，上车了，不管你去哪里，车一律往西开，走出很远再折回来。唉，每次去呼市，就愁下了火车怎么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么点儿事儿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外地人下火车出站的第一印象多么重要啊！而从包头火车站出来，站前广场的抽象雕塑让人眼睛一亮，出租车鱼贯而入，秩序井然，1路、2路公交车车次密集，旅客迅速分散，进入市区。那条八车道的大马路，宽宽阔阔，用包头话说，展展活活，十分惬意。

城市建设同质化，几乎成为灾难，走到哪都一样，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包头还是与众不同。有人说，北京的楼是站着的，包头的楼是躺着的。躺着自有躺着的好处，没有密集的高层建筑给人带来的压抑感，喘气儿匀乎，有啥不好呢？近年来包头的高层建筑也雨后春笋般增多，但还是疏疏朗朗，像羊群里的骆驼。

最令包头人自豪的，当是城中草原赛罕塔拉了，难怪有外地客人来包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领到这里来呢。天然草原、位居市区中间、面积廓大，这几个条件都具备的，恐怕绝无仅有吧。我隔三差五地骑车去游玩一趟，游园的人统统都是脸上漾着灿烂的阳光，那满眼的绿色，是疯长着的忘忧草吗？何以人们来到这里都那么爽呢？一座城市有了这样的一个所在，医院里少了多少患者、派出所里少了多少纠纷啊！

包头城中草原

和城市布局的宽阔、舒展相对应，构成包头文化性格主导侧面的，是这座移民城市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胸怀。在这里，没有偏狭的排外性，每个人都能找到主人的感觉。因为大家都是外乡人，都是移民来到包头的，彼此彼此，而非厚此薄彼，所以都是主人。我们党历来提倡五湖四海，包头人真正地来自五湖四海。千万别低估了这一点，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品格，是发展后劲的关键元素。我多次听乌盟人说，他们在包头混得不赖。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听赤峰人说，他们在包头整得挺好，挺四致。这些外乡人良好的自我感觉，正折射出包头巨大的包容性。听人讲，一位东部区的干部到西部某市任职，来了三年，得出一句话的结论：这地方水土太硬。本地人抱成一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排斥外乡人，怎么能进步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体民族在这里也没有表现出一蒙独大，蒙汉民族团结和睦，屡获民族团结先进的荣誉称号，成为全区乃至全国的典范。

包头的这种气度，要从它的历史谈起。偏激的人说，包头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不是没有历史，而要看历史走向如何。我曾用四句话概括包头的历史。金戈铁马的古战场，这是包头的古代史；皮毛集散地，这是包头的近代史；现代呢，红色革命历史构成主调；包头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历史是从当代开始的，国家一五期间包钢上马，一座钢铁之城雄起。任何概括都意味着牺牲，一句话浓缩一段历史，显然是不全面的，挂一漏万，只取其主旋律而已。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打打杀杀，男男女女，爱恨情仇，演绎出几多历史故事。当历史的脚步走到近代时，“走西口”成为与闯关东、下南洋鼎足而三的移民壮举之一，大批晋陕人组成的移民大军西进包头。“皮毛一动百业兴”，以乔家为代表的商业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虽有总结，尚待进一步发掘，晋商的诚信就特别值得今人学习。王若飞、李裕智、乌兰夫等一批革命家，在包头留下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成为塞北抗战的先声。1950年代，包钢作为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吸引了全国的目光，支援包钢建设，掀起一股热潮。从对包头历史的简略描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打”进来、“走”进来，还是“迁”进来，包头的大门始终是开着的，开放、接纳、碰撞、交融，推动着历史，创造着文明。

包头的历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近、现、当代四个断代不相连属，没形成一环紧扣一环的因果链条，以至于学者们讨论包头的城市文化定位问题时，各执一端，有阴山文化、黄河文化、西口文化、草原钢城等各种说法，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截取一段，或偏于一点，都有以偏概全之嫌，所以，争论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个定论。在赤峰，就不存在这样的分歧，红山文化把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没有什么其他的文化可与之争锋。

不排外，不等于没有摩擦、磨合。聚居在老城东河区的山西人，聚居在包钢的东北人，就是性格反差比较大的两个群体。

同事一起聊天，谈到某某人时，祖籍山西的此地人说，他特别能“呵”（he),老家东北的那位反驳道，哪里，他连二两酒也喝不了。我来包头年头比较长了，听得明白，此“呵”非彼“喝”，前者说的是“呵砣”，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吹牛”的意思，与喝酒风马牛不相及。别小瞧了这方言的隔阂，影响交流和沟通，副作用大着呢。

别看东北侉子一开口就是大碴子味，他们长着一张巧嘴，很会讲话，特别会套近乎儿。我常想，或许是冰天雪地，高寒气候，需要用言语来相互温暖吧。他们常常误把“我们”说成“咱们”，却错得恰到好处，把听讲的人也包括进来了，自自然然地缩短了心理距离，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而在相对口拙的山西人看来，不免有些夸夸其谈，爱耍嘴。

评论电视剧《走西口》时，我就写过：“走西口、闯关东，这两个动词的不同运用，是很耐人寻味的：闯关东是风风火火的，充满凶险的，而走西口的力度就小多了，却更坚实。这背后，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民风民俗哺育下的不同人的性格面貌。”“山西人推崇和追求的，表现为仁厚、诚信、笃实，当然也不乏商人的精明和谨细。”剧中主人公田青，在我看来是塑造得很成功的、比较典型的山西人性格，而《乔家大院》里的嘻嘻哈哈的乔致庸，更像是个东北爷们。

山西人内敛，朴讷，温厚，不事张扬。东北人外向，大咧咧，粗拉拉，好勇斗狠，有一股敢作敢为的闯劲。山西人过日子仔细，手比较紧，精打细算。有人戏称山西人为“九毛九”，可见其吝啬超乎寻常。据说，民国以至解放后几任财政部长都是山西籍的。常听到山西人自嘲，说我家是山西省抠门县小气庄的。东北人则大手大脚，讲起哥们义气来，出手很大方，有时也会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

除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外，生产方式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东河做小生意的人比较多，掂斤播两，锱铢必较。习惯成自然，买卖上的伎俩变而为生活中的做派。小市民到处都有，一位北京籍的老教授在讲话中下意识地给“小市民”加了个限定语，居然是“东河区”三个字，自有她的道理。青山区、昆都仑区由国营大企业支撑骨架，市民的主体是产业工人，质朴、爽气、团结，集体荣誉感强。在文明城市评选过程中，包头市民的认可度、认同感超过其他竞争对手，很能说明问题。

这些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相互有些偏见，发生一些龃龉，自是不可避免的。前些年，“二娃子”“二毛子”的詈骂声时有耳闻。特别表现在婚配上，山西女子不愿嫁东北爷们儿，嫌其粗鲁，大男子主义。东北人不愿娶山西人的闺女，嫌麻烦，聘娶的礼数太繁琐。我们也发现，天长日久，在磕磕绊绊中彼此不仅接纳了对方，还互有吸纳，杂交、化合，产生新质，那种不协和的声音渐渐小了。山西人“咬筋”地讲着生硬的普通话，东北人虽乡音难改，却大量吸收了西部方言词汇，用东北腔说着“作甚”“不待要”，很有趣，也很友好，体现出相互俯就的姿态。

包头素有“包老大”之称，可能缘于包头是内蒙古的第一大城市。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包头上交利税一直稳居十二个盟市之首，近两年才被暴富的鄂尔多斯所取代。因为“老大”，也就不免滋生了一些傲慢与偏见。这表现在对邻近两座城市的奚落和编排上。由于呼市城建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包头人说呼和浩特是包头的郊区。拿首府当郊区，这玩笑开大了。为了使这一观点站住脚，还找旁证说，沈阳不如大连，济南不如青岛，总之省会城市不如非省会城市。玩笑归玩笑，呼市毕竟是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许多包头不可企及的优势，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追赶。

包钢厂区

改革开放初期，伊盟人也走出去了，但还是见识浅陋，到处露怯。说伊盟人来到深圳，住进大酒店，看见大堂吧台里挂着八个石英钟，指针指示着不同的刻度，见笑说，这地方日怪，我们的表都是一个时间，他们咋介八个时间？还是奚落人家土包子，少见多怪。

这些年鄂尔多斯人富了，包头人编排的段子里，揶揄中夹杂着嫉妒，情感比较复杂。说鄂尔多斯人到北京的大商场购物，看见打五折的标价，随口说，五折？怎么不打九折呢？

当然了，段子嘛，妙语解颐而已，当不得真的。包头人没有什么恶意，也没那么小家子气。但我还是想说，建设呼包鄂城市群，包头要敞开胸怀，像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一样，友好地面对金三角里的两位好兄弟。据媒体称，作为一个整体，呼包鄂经济区提出十年来，一直处于原地踏步状态，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没有产业融合，没有经济互动，就连旅游资源也一样，很少有一条旅游线路，能将三个城市串联起来。令人欣慰的是，呼包鄂三市之间的城际铁路渐次通车，彼此间的联系已变得日益紧密。

这篇盲人摸象式的文章，肯定是欠周详的，写作此文，意在抛砖引玉。笔者有感于文化定位之争，与其争吵定位，不如坐下来梳理一下文化现象，盘点盘点，我们拥有什么，我们缺失什么，怎样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建设好我们的文化。比如，作为工业城市，人文气息不够浓厚，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普及的重视程度也很不够。比如，以包钢为龙头的大型国企，企业文化曾经风生水起，每每在歌舞表演、演讲、辩论等文化活动中拔头筹。后来，在国企的艰难改革中，参与度降低了，逐渐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银行等高利行业。大型国企的企业文化何日再振雄风，我们期待着。比如，《乔家大院》《走西口》，这些宣传包头的好题材，都让别人抢了先，很遗憾。比如，漫步在包头的街头，就会看到，饭馆多，澡堂子多;作为较大城市，大学太少了，至今还没有一家出版社，这也与包头的城市地位不相称。在这多与少的非平衡态中，勘察文化积淀的罅漏，探寻新的文化生长点，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不必讳言，包头文化还没有成形儿，还处在整合过程中，而且，这个“正在进行时”，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过早地将其定型化，是揠苗助长，于事无补。根基不深，显得轻浅了些；但没有包袱，正好可以轻装前进。

建设包头文化，养育文化包头，我们在行动。

（作者为包头师范学院教授、《阴山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