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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艺术生命中途死亡的天才画家

 甄紫薇 2016-07-30


  刘墨1966年生于沈阳,中国美术史硕士、文艺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2011年被聘为“2012(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美学》《禅学与艺境》《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中国散文源流史》《八大山人》《石涛》《龚贤》《书法与其他艺术》》等。

  中国艺术的精神,首先就在于摒弃描绘自然万象的形似,不迷惑于表面上的华美,以抉取更为内在的、更为深入的实在本质,进而捕捉寄寓其间的精神意义,在表现的物象中迁入并尽致地表现艺术家之感兴、激情、灵悟及其他的精神活动,略无爽失地传达于艺术形式之中,钩深而致远。从这个角度来说,40年代的傅抱石的确有一些作品是表达了这一精神的。而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却渐渐地失去这种精神了。他不能不受现实政治的束缚了。

傅抱石——艺术生命中途死亡的天才画家

——国画门诊室之二十二

文|刘墨  图|傅抱石

  傅抱石(1904~1965),原名瑞麟,19045月生于江西南昌一个贫苦工匠家庭,祖籍为江西新余县。少年时他在瓷器店中学徒,同时自学书画篆刻。1933年,在徐悲鸿的帮助下赴日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研究部,攻读东方美术史和工艺、雕刻。1935年回国,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1942年,他在重庆举办了壬午个人画展,声誉大震。1946年返回南京,1952年起任南京师范学院(现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教授,1957年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省分会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职。1965年,病逝于南京。

  有意思的是,当傅抱石一进入美术界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美术史家的身份出现的。他的第一本著作是21岁时完成的《国画源流述略》、25岁时完成《摹印学》、27岁时完成《中国绘画变迁史纲》。此后,他不断地推出美术史方面的著作,计有《中国绘画理论》(1935)、《中国美术年表》(1937)、《石涛上人年谱》(1948)、《初论中国绘画问题》(1951)等。倘若将他作为一位画家来说,他的理论修养可能是近现代画家中难见其匹的,即使在美术史家中,煌煌二百余万字的著作,他亦可算是杰出者。


东坡诗意图(1943年)

  傅抱石是他那个时代里最有才气的画家之一。而他从一开始悟到的,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我的精神”。他这样宣称:“画面有‘我’,‘我’有画面……画面与‘我’合而为一。然欲希冀画面境界之高超,画面价值之增进,画面精神之紧张,画面生命之永续,非先办讫‘我’的高超、增进、紧张、永续不可。‘我’之重要可想!‘我’是先决问题。”这种“我”是有现代色彩的“我”,在现代美术界中,像他这样宣扬“我”的,以“我”为本位的,真是鲜见,而他此时才只有25岁,还僻居于南昌一隅呢!


苍山深渊(1935年)

  此外,他是以自己的天才来阐释中国艺术的传统的。他崇尚“情”,而且认为是从三国卫协时的“密于情思”就已经有了──“以‘情’入画,埋伏了蔑视形似的暗礁了”;他崇尚“造意”、“写意”,这是他在李成那里发现的──“对景造意,是无景造像,也不是对景造形,造意而后,自然写意”──看一看此时的中国画坛,有几人像他这样认识得如此真切,又如此亲切呢?


访石图(1941年)

  他还如是认识到了中国画的发展:“渐渐趋向性灵怀抱之抒写,因而使写意画的旗帜逐渐鲜明起来;在画法上,由‘线’的高度发展,经过‘色’的竞争洗练而后,努力‘墨’的完成,三者之混流,构成写意──水墨的中国绘画发展之主流轨迹。”(《中国绘画“山水”、“写意”、“水墨”之史的考察》)这种认识,也飞扬着他的灵气与才气。


梧阴消夏图(1942年)

  正因为有才气和有灵气,所以他就能纵横挥洒。一大片一大片的水墨,纵横不拘的点线,豪迈放逸的笔法,其艺术和其性格真是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学石涛,现代有几大家,如果按照传统的神、妙、能、逸的划分方法,则傅抱石为神品,张大千为妙品,黄秋园为能品,石鲁为逸品。


策杖行吟图(1943年)

  去日本留学有一大批画家,傅抱石是很特殊的一位。有人曾经做过研究,想找出他在日本时直接学习日本绘画的源头,可是却总不能发现。其中的原因,我想当不出于以下的推测:首先,他先是认定中国画的优胜之处在于“心源”,在于自我情感的表现,在于性灵的发抒,因此面对写实艺术时,他也能不迷惑,只是在适度的情形之下接受它;其次,他崇尚文人画的笔墨价值,并认为笔墨与用线是中国画的灵魂与核心,因此即使他看到西方绘画或日本绘画中块面造型和水色晕染的效果,也不至于盲目迷信。所以,他的写实,他的有意打破点线与笔墨戒律,也是为我,也是不失民族的本位特色,而是更择其能融合者而不是冲突者为此民族特色注入活力。


飞瀑图(1943年)

  他的绘画风格的形成,是在四川。中国山水画的各家各派,是以皴法为标志的。五代北宋的皴法,基本是以北方的山石为特征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统统用以表现北方山岩的质地肌理与结构,即使南方的披麻皴,也是稍变北方之法。至南宋表现南方山水,北方的皴法才略有改变,大斧劈加雾气,水墨的成份增加。像米芾为表现眼前所见,以墨为主,独创米点山水,可见山水画的皴法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兰亭图(1943年)

  四川山川秀丽,因气候湿润而植被茂密,处处可以见着一派森森郁郁的气象。面对此景,传统的点线皴擦,总是不能很好地体现它。所以陈子庄说张大千没有画好四川,更没有画好青城山。我去过青城山,远远望去,没有山石,看不见树干,除了茂密的一团浓绿之外,什么都看不见,简直无从下笔。


林泉高致(1943年)

   “真山水”与点、线、皴之间的矛盾,任何一个有真情实感的画家都不能不想法打破点线的束缚,此外别无它法──正是在这样的逼拶之下,傅抱石的“散锋笔法”出现了。它恰切地体现了傅抱石眼中的形、色、光、影、空间、体、面、云雾……这些东西传统绘画固然有所表现,但都不及傅抱石表现得真切与生动。因为他既扩展了毛笔的表现力,使毛笔不仅仅停留在中锋、侧锋上面,而且变化为发展为勾、抹、刷、揉、擦、弹、挑……处处着意,而又处处意外,在可控制与不可控制之间保持一种表现上的张力;同时,他能对传统绘画中比较弱项的表现如水、雨、浪、雾、湿润的空气等等加以强化的表现,并认为那是自己的“绝招”。


庐峰秋夕(1943年)

   在文人画里久已形成的用笔之柔、缓、慢,傅抱石全然不顾,而代之以迅疾和凌厉。黄宾虹所谆谆教诲的“平、圆、留、重、变”法则,在傅抱石这里也全然不见,他的用笔是如飞如动的,其情绪是豪爽奔放、激越热烈的。


山阴图(1943年)

   天才的画家的标志,不在大器晚成。如果说大器晚成的话,那他也就并不是天才型的人物,所以天才画家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早熟。早熟而有激情,则更为难得。


湘夫人(1943年)

   依我看来,傅抱石最好的作品都是产生在40年代的,如《潇潇暮雨》、《万竿烟雨》以及大量的人物画。人们对他的赞誉也都集中在40年代。陈晓南《傅抱石中国山水画》(载《中央日报》19451112日)甚至认为:“十年以后,必然为中国美术史上,成为一灿烂之巨人。”可见当时的舆论界对他有多高的希望!


竹林七贤(1943年)

   “十年以后”,也就是1955年以后了──傅抱石又怎样了呢?

   进入60年代,他还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作品产生,一些写生作品如《西陵峡》(1960)、《待细把江山图画》(1961)也堪称是现代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佳作。但是,从艺术创作上来说,这已是到了他的晚年,他已经很难再画出好作品来了,一些写生作品被一些小的细节抠住了风发的意气,而且那些细节并不是可以增添画的意境创造的甚至可以说,他意气风发的艺术创作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待细把江山图画(1961年)


西陵峡(1960年)

   首先,他在认识上变了。这种变化,既出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是出自于画家本人的变化── 在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自由的“我”与“现实”之间,他倾向了“现实”;在主观(意的抒发)与客观(写实的、为政治或人民大众服务的)之间,他倾向了客观。外出写生也不是“对景造意”,而且随身还带着《地貌学》一类的科学书籍以备查览。


到韶山去(1964年)

   他的创作心态已经是像画《韶山全景》时那样拘束起来了:“万一不能较好的完成,我自己固然要为之气馁,岂不太辜负了党给的光荣任务?于是下笔就不免瞻前顾后,不敢越雷池一步,明明可以(而且应该)一笔(或一次)肯定的东西,却没有敢这么做。”(《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作画小记》)


卜算子-咏梅(1964年)

   就连最为著名的《江山如此多娇》,对于傅抱石来说也未必就是一个“代表作”──如果说是他代表作的话,那也是代表了进入50年代的他。这是因为,他一方面要体现《沁园春》的诗意,一方面要象征“东方红,太阳升”的主题,一方面又要完整地表现中华大地的东西南北之美,又要体现多个中央领导集体参谋的智慧……傅抱石不能不放弃自己的个性而趋从于某种外在于他的意志──当个性被消融于物质特性或某种社会压力之下,以表现个性精神为特色的艺术,也就失去其内在的价值了。得到荣誉却失去天才与个性,艺术家知道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江山如此多娇(1959年)

   中国艺术的精神,首先就在于摒弃描绘自然万象的形似,不迷惑于表面上的华美,以抉取更为内的、更为深入的实在本质,进而捕捉寄寓其间的精神意义,在表现的物象中迁入并尽致地表现艺术家之感兴、激情、灵悟及其他的精神活动,略无爽失地传达于艺术形式之中,钩深而致远。从这个角度来说,40年代的傅抱石的确有一些作品是表达了这一精神的。而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却渐渐地失去这种精神了。他不能不受现实政治的束缚了。


满江红-和郭沫若(1964年)

   另外,散锋固然是他的创造,但因为散锋无法像中锋那样达到一种坚挺耐看的线条,则至于琐碎,不能纯净。傅抱石的画的好处,就在于纯净,不论墨色有多重,有多密不透风,都能有这种纯净,不能纯净,就是他的赘疣。


送瘟神之一(1958年)

   纯净有两种,一在笔端,一在心底。在笔端的较易理解,在心底的不大容易理解,它就是庄子所说的“纯白之心”。如果说傅抱石在晚年的画有好多显得不纯净,那是失去了这种能“见天地之心”的“纯白之心”。


送瘟神之二(1958年)

   苏立文曾说,西方画家和中国画家最基本的不同,并不在于艺术本身,而在于社会意识和伦理观念等非艺术问题。美术家要求完全的独立,但最激进的中国美术家,也依然受到不能脱离社会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的传统观念要求艺术家不能脱离社会,不管他们的表达方式如何,艺术家都必须具有社会良心和责任感(《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中文版序言》)。


和郭沫若同志(1964年)

   也许正是这种已经化为本能的观念,使画家时时和外物牵合在一起,牵合得越多,越不能自由,越不能自由,就越不能纯真。庄子的“解衣盘礴”和恽南田的“化机在手”,都是在自由境界中走向内心的灵性空间──傅抱石正是在此处丧失了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


忆秦娥-娄山关(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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