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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音盐，意为土地边际），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湖浩荡山锦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1915年，袁世凯废弃孙中山原颁布的国歌，启用这首《中华雄踞天地间》为国歌。其中“华胄来从昆仑巅”一句大有讲究，暗含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误解，即：中华文明是从西方传入的。此说法被简称为“西来说”。 “西来说”自17世纪中叶出现，一度成为主流，后经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积极推介，到民国初期被知识阶层认为是“常识”，甚至曾写进教科书。 虽然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面前，“西来说”的漏洞日益彰显，但仍有一些著名学者认同“西来说”，比如美国史学大师麦克尼尔便认为，公元前17世纪中亚的战车兵曾分别向东、向西征服世界，所以欧洲、印度和中国古代文明高度相似。麦克尼尔还进一步推测，自东杀入古代中国的战车兵建立了商朝，他们为中原带去了造车技术。 “西来说”的魅力在于将纷繁的历史现象大大简化，很容易从中理出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颇具审美价值。但历史真能这样简化处理吗？ 中国史咋成了埃及史 最早提出“西来说”的是德国传教士基尔什尔。 明末清初，耶稣会教士大量来华，他们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使者。1654年，基尔什尔在《埃及之谜》中提出，中国文明来自埃及，1667年，他又出版了《中国图说》，进一步提出率埃及人来中国的是《圣经》中有记载的闪的子孙，他们将象形文字传入中国，可惜中国人没学全，且混入自己的创造，结果成了另一种文字系统，即汉字。 对于此说，法国学者胡爱甚以为然，称“中国与印度两民族虽非全属埃及人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分必属埃及人”，并说：“（中国人）其习惯与埃及人极其符合……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 后法国学者得基涅甚至断言：“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 其实，甲骨文与埃及象形文字区别非常大，中国人与埃及人不论是相貌，还是生活习惯，亦颇不同，被附会为一体，与当时学者只能靠文献来研究、难以实证相关。 很多西方传教士感到好奇：古罗马文明如此辉煌，尚不掌握造纸术，为何中国古人却会造纸？他们自然联想到古埃及的莎草纸，其实莎草纸与中国纸制作工艺、外观完全不同，只看文献不看实物，则难免产生误会。 提“西来说”另有目的 “西来说”能流行开来，与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息息相关，他们看到，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中国居然能保持长期稳定和统一，可见东方有更好的管理制度和更高的道德水准，他们希望西方的君主们也能向中国学习。 利玛窦说：“他们（指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帮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传教士们的宣传产生了很大作用，在法国，18世纪第一个元旦，王室举办化妆误会，参会者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1756年春分，路易十四甚至模仿了康熙皇帝的劝农仪式，亲自下地耕种。 甚至伏尔泰都被蒙蔽，他说：“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 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 通过吹捧中国，传教士们力促西方变革，所以在拔高的同时，为申明“东学”可以“西用”，他们也力推“西来说”，称中国文化来自西方，既然二者本是同源，故引入后不会产生水土不服等问题。 然而，“西来说”却引起中国学者的反感，以明代移民为中心，清代初期出现了“西学中源说”，最早提出者是黄宗羲，他说：“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完全是孩子式的斗气态度。 康熙白申辩了 1689年起，康熙开始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天算技术，一度醉心于此，连续几天，每天上课4小时，课后还要做习题。在传教士们的影响下，康熙曾写诗悼念耶稣遇难，称“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康熙学习西方科技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质，没多久，他便在《三角形论》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此论不知受何人影响，却因此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欢呼，清代著名天文学家梅文鼎说：“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 清初满汉关系紧张，有西洋传教士在，汉族知识分子邀宠仕进较难，将西洋科技说成是从中土偷走的，可捍卫自身的正统性。被称为“前清学者第一人”的戴震便精于此道，他说“天子失官，学而四夷”，还说西方人翻译的《新法历书》抄袭自《周髀算经》和郭守敬的《授时历》。戴震擅长考据，又懂数学，时人莫敢与之辩。阮元说：“我朝天下学者不敢妄言算数者，皆以戴氏为尊。” 1704年，罗马教廷裁决中国礼仪（祭孔子和祭祖）是异端，应予禁止。此前康熙曾多次去信申辩，无奈教廷内部有矛盾，耶稣会遭排挤，致康熙的意见被冷落。康熙大怒，宣布禁教，虽仍有西方传教士借口没收到教廷通知，仍留在清宫中服务，最长者达20年，但整体看，东西方文明交流严重受损。 中国人又成了巴比伦后裔 到“西来说”再度传入中国时，已是西人船坚炮利打开东方大门之后，几番碰撞下来，双方已无法再对等交流。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已从乌托邦跌落为“中国社会如同中国的景致一样，远看好看，近则臭气难闻”。 1880年，法国学者拉克佩里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中，再提新说，认为中国文明来自巴比伦。 拉克佩里称，公元前2282年，奈洪特王子曾率“巴克族”东迁，在上古音中，黄帝的读音近似“洪特”，而黄帝家族姓的读音近似“奈”，如此看来，奈洪特其实就是黄帝，而“巴克”即后来的“百姓”。1892年，拉克佩里又写了《中国最古的书》，称《易经》中记录了西方语言，他说：“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一变而为画卦。” 此说在西方影响并不大，却在中国和日本引起轰动。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力倡此说，在《东洋史要》中，他说：“黄帝长于姬水，盖即今底格里士河，约直西历前二千二百年八十年间，有王名廓特奈亨台者……率巴克民族东迁……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奈亨台，盖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巴克，本民族之号，而中国之所谓百姓……遂以名国，即中国之所谓中华也。” 1900年，桑原骘藏的《中国人种考》问世后，迅速出现多个中译本，翻译者之一蒋智由成为中国学者中力倡“西来说”的第一人。 章太炎突然变脸 初期响应“西来说”最积极的是刘师培，他说：“中土儒书咸谓其始于盘古，而西书所记载复有巴枯民族之称，巴枯、盘古，一音之转耳……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方迁入。”章太炎、陶成章亦撰文表示赞同。 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当时学者心中多有忧惧，加上受西方人种论误导，遂有怪异的民族观，认为黄人应与白人联手奴役其他民族。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便公然写下种族歧视的观点：“彼夫印度之不留，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与白殆不甚远。” 在当时，不少学者热衷于寻找“黄与白殆不甚远”的证据，而“西来说”恰好迎合了这种需要。 既然“黄与白殆不甚远”，为何东西方文明却出现了如此大的差距？刘师培等人认为，这是农耕生活会使人种退化，而奈洪特王子征东，恰好证明我们祖先也是游牧民族，且用武力打坐下这片江山，所以只要追逐祖宗脚步，我们便能再振雄风。 拉克佩里的学说因此被列入教材，还被编入国歌。 不过，章太炎很快有所反省，撰文说：“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章太炎倒戈，因他意识到“西来说”为西人压迫中国提供了借口。 史前文明呈板凳结构 章太炎找不出推翻“西来说”的办法，当时中国考古水平低，而国外考古成果证明，自西向东，青铜器、铁器、彩陶等出土文物越来越“年轻”，俨然绘出一幅“西来说”的场景。 给“西来说”重创的是“北京人”的发现，当时全球尚未发现更古之猿人化石，则似乎证明了，中国才是地球人的发祥地。今天我们已知，人类自东非经两次大迁移而来，从DNA看，今天中国人与“北京人”毫无关系。但当时人们尚无此知识，“北京人”大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力。 随着中国考古水平提升，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反而是青铜器、铁器、彩陶等出土文物自东向西越来越“年轻”，更近于“东去说”。只是与中亚比，中原出土文物较晚近，足证欧亚大陆史前文明呈板凳结构，东西方独立发展，犹双腿，草原文明横亘其间，犹坐处。三种文明不断互动，面粉自西传入中国，粟则自中国传入欧洲。 那么，为何麦克尼尔仍坚持“西来说”？因治通史的人重在宏观，“西来说”有宏观解释力，在微观上却不行，真有“战车兵”，为何西方到古希腊时，马车仍直接栓马脖子上？由此产生的拖力极小，武士无法驾车作战，而中国人在此方面比西方领先数百年，按西方方式，战车兵根本打不了仗。更何况，从出土的商朝人骨看，绝大多数是蒙古人种，是从今中国东北进入中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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