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儿
2016/7/30
没事跟自己较较劲其实挺好的一段时间以来（差不多得有这辈子这么长），我都相信我活该厌恶自己，而且这种自我厌恶是重要的，也是一种保护性的安全措施。持续而严酷的自我批判使我能找出在所有情形下我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当别人指出的时候我就早有心理准备了。 我的这个信念适用于一切，从性爱（我的胸比上次咱们俩干事儿的时候更下垂了）到死亡（我不信地狱，但是如果它真的存在，我一定会去）再到这篇文章（是的，评论区请注意，这篇文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任何新闻价值）。 可是，我真的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人类吗？如果说没有人可以在所有方面都完美，那很有可能也没有人能在所有方面都糟糕透顶。这种想要进行自我批判的冲动会不会只是一个坏习惯，而不是什么真的可以保护我的东西？ 在尝试对这种全自动无情批判行为进行探底的过程中，我和在纽约做心理治疗师的好朋友艾米·琼斯（Amy Jones）聊了聊善恶、尼采以及共情。
图片来源：Pinterest 我知道你最近正在隆重地戒断自我批判。你是怎么开始做这件事的？ 艾米·琼斯：我觉得这一定和年纪大了有关系。我现在坚信不可知论，不断提醒自己生命是有限的，这同时也督促我去更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 挺好的。我在消极的时候会看到死亡贯穿着一切，我在理疗期间又会觉得反正你我都终有一死，而且我们谁都不能回答这个终级命题 —— 所以如果我的理疗师明确告诉我她有答案，我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治愈感，或者至少会觉得她很坦诚。 我觉得在通往不可知论的路上，一个很自然的落脚点就是人文主义了，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对人文主义信条的总结特别精辟，他曾说：“我买人文主义的账，它们是真理的一部分，但它们不够用 —— 这些在我弥留之际都不管用。” 如果你已经不把人性的 “好” 当作有意义的系统，那么你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说法是 “至少我本人是好的，或者尝试在变好”。但对我来说，这个说法没什么普适意义的，因为文化环境深刻地塑造着 “好” 这个概念，“好” 是相对的，所以 “我会好好的” 是个毫无意义的说法。 我有太多不同种类的自我批判了，口味多得跟彩虹光谱的，而且有些完全不着边际。比如我觉得有些宇宙专家在对我的每一个动作评头论足、说我就是坨屎，但有些就非常浅显易懂 —— 比如我的皮肤是怎么老化的或者这个人是不是觉得我特没用 —— 这类批判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我思考有关个人自由和人生的大问题时给我分心。 确实如此，时间不等人啊。不要让那些宇宙专家偷走你的时间。 我不会假装完全读得懂尼采，但是他有一个论点很好，就是 “好” 的本意不是 “非邪恶” 或 “道德败坏”，而是 “强大”。你需要意识到，如果你在努力变 “好”，实际上你在做的是变 “强” 而不是 “非恶”，所以其实你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尼采还说，“强” 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还活着或者说还没死的这个事实心存感激。 有时候我觉得，我还没去寻死是因为我有太多责任了。 是这样的！大家都这样啦。这种道德绑架有个现代版本：上世纪七十年代，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 “道德发展阶段” 理论，描述了个人从关心自身利益，到遵从社会规则，再到关心更广义的人权的发展转变。女性在这套道德体系测写中的得分持续不佳 —— 后来人们发现用来建立这个评价量规的数据是经验数据，而且都来自男性。 与定义男性身份的方式不同，社会赋予女性的基本身份是关系式的（比如母亲、“好姑娘”、“好朋友”），因而女性被认为在道德伦理方面先天不足。高知人群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智商掉线，他们忘了 “好” 的概念是社会构建的。 这一点放在网络世界中看来尤其正确，因为想做个 “好” 人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行了。就像人们会在网上说各种正确的话，然后在夜深人静时和朋友悄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想通如何去生活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欠彼此一个可以公开谈论这个话题的环境 —— 眼下大家都在网上各自装逼，这对我们没好处。 现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我们关于什么是 “好” 的最根深蒂固想法都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并且，即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原生家庭也会形成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宇宙。 对，我的那个 “宇宙专家” 的想法绝对是从我妈那儿来的。 小的时候，是教育频道还是哪个电视台经常会播一小段带着点儿曲调的口号，“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是你，可你几乎不认识你自己”。 那个短短20秒的口号，我去，我一个小孩儿就为这句话思考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呢？不过我现在好像明白了—— 采用怎样的道德标准可以让你觉得人生没有遗憾，这事儿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 你之前说的情况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一段关系中保持完美？要是别人看到了这些我还没看到的不完美之处该怎么办？这种想法容易让人产生羞耻感，也就是那种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感觉。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亚当 · 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曾提出过关于亲密关系中 “超我” 的问题（“超我” 是一种心理压力形成的机制，使我们能够通过自我批判来保证自己是 “好” 的），他表示这其实把我们弄得相当可恨，而且注定孤独。 菲利普斯说：“超我所具备的影射和歪曲作用令人窒息，与其相比，厄运能带来的明枪暗箭都不值一提。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超我的职能就是把一个人的面貌渲染成特别窘迫、特别讨厌、特别贫乏、特别孤立、特别自扰、特别无聊、万罪加身以致于绝对不会有人爱慕或是渴求他的那种形态。” 那像我这种持续性的自我批判就没有任何的好处吗？或者说，这种觉得 “自我批判多多少少可以保护和启迪我” 的想法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我觉得，如果自我批判可以转变为自我反思或者总体上的反思，并且让你思考生而为人的意义的话，它的确可以保护你 —— 它可以让你在临终之际不至于毫无防备，死得不明不白。但如果自我批判超过了自我检讨的范围，我就不确定它还有没有用了。我这里说的自我检讨，是指你真的清楚你做事的全部动机。 如果我们对自己隐瞒自己的动机 —— 事实上我们都曾在某些时刻产生过相当黑暗的动机（也就是荣格所说的 “阴影” ）—— 那么那些动机就会旁生侧枝，我们自处所需的诚实就会开始分崩离析。 所以说，我们要接纳阴影，要和它亲热，不要假装它不存在。 对，因为它还是得做它需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至少应该和它拉拉手。如果它一直被晾在那儿只能自撸的话，情况可不太妙。 有人说，关于在哪些事情上可以进行自我批判，我们起码可以达成一部分共识，比如 “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同情心或是共情能力”。然而有研究表明，我们比较会对那些 “像我们” 的人产生共情，而对 “不像我们” 的人敬而远之 —— 历史上可有不少前车之鉴。同时，当共情成为一种神经性的条件反射，这通常意味着：为了搭救站在桥中间的那两个人，我们会带着一列装有400人的火车脱轨 —— 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那两个人，而火车后面载着的400个人却不是那么的清晰可见。所以说，即便是共情，它的高大价值也有待商榷。 至于 “病态利他主义”（pathological altruism），相信我，你不想听我聊这个。我的一个朋友自己造了个词，“神秘自恋主义”（narcimystic）—— 任何多次去过瑜伽课的人，或是在参加维权运动时无法避免地感到些许甚至极其失落的人，都能明白这个词是在说什么。
Written by: 今日不开心（So Sad Today）
Translated by: 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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