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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探幽】（十二）兰芷之珍 兰芷馨香 汉唐以来的不少知名学者及中华典籍，都公认澧州是最具“屈原遗风”的地区。彭山及其周边的澧浦、江皋、洲渚，不仅是当年屈子行吟的核心地带，而且至今仍繁衍着楚骚曾经记述过的兰、芷等上百种香草美卉。而历代澧州人兴建的“渚天阁”、“三贤祠”、“湘妃庙”、“忠清祠”、“独醒堂”、“离骚草堂”、“三闾大夫庙”、“三袁寻访亭”等名胜古迹，以及民间举办的龙舟竞渡等赛事活动，则进一步渲染了这块土地上屈子之遗风。不仅如此，历代文人雅士和过境官员追随屈子的脚步，以澧兰沅芷为主题酬唱不歇，乃至形成一种“至澧必吊屈，吊屈必咏兰”的文化现象，更使澧水、兰江及“香草美人”令无数人心向往之。 彭山及其周边的澧浦江皋洲渚，不仅是屈子“泽畔行吟”的核心地带，而且是其不朽之作《离骚》开创“香草美人”传统的源头。当然，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屈原其人，了解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之千古绝唱的精髓。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因其投湘水而死，故后人又多以“湘累”来指称。他是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为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诗坛公认的中国最早、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赫尔辛基颁布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中国的屈原、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和英国的莎士比亚。 屈原年轻时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曾经深受楚怀王信任。他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旧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上官大夫等人对他非常嫉妒，经常在楚怀王面前讲他的坏话。于是昏庸的怀王逐渐疏远了屈原，免去他的左徒职务，改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后来又因为在国事上犯颜直谏，两次遭受放逐。屈原与澧州的关系，就是在其第二次被流放时发生的。 关于屈原两次遭受放逐的时间和具体原因，众说纷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上刊登过一篇文章《屈原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及第二次流放的出发地和流放地》，作者是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伟实，他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屈原在楚怀王三十年（前299）春末夏初被流放到汉北，顷襄王四年（前295）初春再度被流放到江南。”这应该是比较权威的说法。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荆州以北的纪南城），屈原悲愤国家灭亡，自己无力回天，于农历五月初五在湖南汨罗抱石投江，以身殉国。 屈原被流放到江南后，怀着忧国、忧君、忧民的激愤心情，运用大量楚风、楚语、楚物和楚地民歌，写出了25篇诗作，以表达其忠君爱国的理想信念。长达363句的《离骚》，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滥觞。后人由此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为“骚体诗”。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将《离骚》为主体的楚辞称为“骚经”， 与“诗经”并称为“风、骚”之诗。实际上，将楚辞提到与诗经并列的地位，也就是承认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因此，楚辞对楚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特别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不少研究楚文化的专家学者考证，屈原第二次放逐江南所走的具体路线，实际上是从郢都出发，乘马车到枝江，过方林，改由水路经松滋、公安、澧县、安乡、汉寿，溯沅水经德山，过桃源，抵达辰溪、溆浦后，回返沅、澧之滨，并一直于此区域内奔走呼号。最后见救国无望，才顺洞庭湖下岳阳，怒沉汨罗江。因此，屈原的“行吟泽畔”，主要是在洞庭湖畔的澧、沅之滨。因为沅水、澧水流经的地区，大多离楚国郢都不过一百公里左右。屈原虽被放黜，但他忧世爱国之心不变，所以久久徘徊在既不违反楚王规定、又离国都较近的澧水、沅水流域这一带，以便于关注国家的局势，探索救国救亡之策。他这种爱国激愤与愁绪的发泄，就成为“行吟”之作。在其《湘君》、《湘夫人》等作品中，屈原写到江、沅、澧、澧浦、涔阳、洞庭等地名，这不仅是具体的景物描写，也是他“行吟泽畔”的核心地带在澧、沅之滨的最明显的证据。
屈原的行吟之作，根据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但郭沫若先生考证，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1篇。而《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章，虽有屈子风格，但有人认为不是出自屈原手笔。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中，《离骚》、《天问》、《九歌》是其代表作，可分别作为他三种类型作品的代表。《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着重表现作者学术造诣及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诗篇。《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和《九歌》，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在作品中着力描写了大量的香草美木，比如秋兰、兰芷、杜衡、蕙、荃、荪、杜若、荇荷等香草；申椒、菌桂、薜荔、辛夷、葛等美木。有人统计，此类植物描写多达104种。屈原借这些香草美木来寄寓理想，抒发情怀，将鲜花、香草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拿臭物、萧艾比喻奸佞、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香草美人”比兴诗句，流传非常广泛。而“香草美人”最集中、最典型、最稳固的形象，当数“澧兰沅芷”。楚辞中“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等名句，说明澧兰沅芷在屈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让千百年来的读者对其产生最深刻的印象。对“沅有芷兮澧有兰”，东汉《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注解说，此为“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来的学者们亦认为，兰与芷，本指生于沅澧两岸的芳草，用以比喻高洁的人或事物，是屈原将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志，匡时济世之情，通过兰芷形象加以表达，触物以起情，索物以寄志。这就将物与我，情与景揉和一伴，融铸一炉，从而大大扩张了诗歌的境界和表现力。 屈原之所以选择“兰”与“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是因为兰为百花之英，它那飘逸俊芳、绰约多姿的叶片；高洁淡雅、神韵兼备的花朵；纯正幽远、沁人肺腑的香味，自古以来被视为高尚人格的象征，被誉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受人喜爱。而芷，即白芷，也叫薜芷、蕙芷，字典上解释为“香味令人止步的草”。 屈原在其三类诗作中，都写到自已如何滋兰、佩兰、纫兰、搴兰、刈兰，对兰芷寄以无限的希望：“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整吾将刈。”“联蕙芷以为佩兮，过鲍肆而失香。”又以兰芷为友，视兰芷为知音：“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他将兰芷作为佩物，表示自已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薜芷伫，纫秋兰以为佩。”甚至担心兰芷在秋风寒露中枯萎而从俗，变节而不芳：“时缤纷以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莆化而为茅。”可见，兰芷在屈原笔下，已不是简单的比喻或触物起兴，而是一种象征，一种寄寓，一种精神与品格的追求。 无独有偶。比屈原早二百年的孔子，也十分欣赏兰。东汉史学家蔡邕曾记述关于孔子作《猗兰操》的故事：“《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乃止车援琴鼓之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自伤不逢时，托辞于芗兰云。”然而孔子的《猗兰操》，在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兰的高洁、芷的馨香，只有随屈子的吟唱才走向世界，并由此形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屈原精神、兰芷文化甚至楚湘与澧水人文之魂，受到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兰和芷，是湘西北沅澧流域盛产的物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近甚至有学者指出，没有屈原在澧沅之滨十多年的行吟生活，或许就不会有楚辞的出现，屈原也许就不会成为文化名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世界文化名人。并由此推断，研究屈原的重点地区，或不在他的出生之地秭归，或不在他的殉国之地汨罗，或应当是在他反复吟唱兰芷馨香的澧沅之滨。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的彭山以及周边芳草葳蕤的澧水洲渚，应该成为屈原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而致力于重现当日“兰芷馨香”之盛景，并将兰的高洁融入澧州人文精神，则是今天澧州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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