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丨学历史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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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曾说，“史学在中国似乎是注定的百学之王、百政之始”。反观现今，与百学之王的昔日风光相比，史学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社会都强调“有用”的世风激荡之下，历史有什么用的外国疑问，早已引进中国，前些年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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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罗志田先生如是说：

温故知新的“大人事业”

其实，史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人类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活动重建出来，以使其不朽。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没有史学，则许多人创造的“历史”就可能湮没。人类各族群的文化认同，也必须将该族群中许多个人的行动连接成一个历时性的整体，方得以凸显。正是历史记忆的维持，让我们确知“我是谁”，以及“谁是谁”。

 

借《易经》的说法，史学首先要“彰往”，不能让人类的往昔湮没；后要“藏往”，维持人类的历史记忆；进而还要“察来”，知道人类怎样可以比过去更好。历史之“有用”，亦在于此。

 

知道历史成败的教训，或有可以摹仿或规避之处，但历史的重要不在于此。我们认识和了解到自己或他人过去的成败，不仅是可摹仿，也不仅是可规避，更不必是想要预测未来；温故知新的意义在于，过去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曾有的机会和选择，也可以提示我们是否进行了足够努力，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我们真能比过去做得更好，明天自然也会更美好。这就是历史重要之所在，也彰显出史学的意义。

 

历史从业者请记住林同济的警示：“治史者不要等闲弄文字，糟蹋了这个‘大人事业’。”

君子之学与王者之学

中国史学的基本主旨就是“守先待后”，这不仅是一种守护的责任，也帮助我们因应任何可能面临的问题。《易经》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过“知古”，君子提高自己，是谓“蓄德”。而其目的，不仅是应对（个人和群体）面前的生活，还要“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即梁启超所说的“慧观”）。简言之，“守先待后”意味着一种通透的长程眼光，不忘过去，关注现在，同时还面向未来。

 

时间的意识，通观的眼光，是史学的要素，可能也是史学对其他领域最能提供帮助的地方。故所谓“资治”，不仅是告诉读者历史上发生过的经验教训，为后来人之借鉴，更多是提供一种上述的长程眼光，可以继往开来。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都还是史学给政治提供指导和参考，从那以后则变成了经济学。而经济学首先要追求利益，而且是追求眼前的快速回报。当这样的原则成为决策的惟一思路，连公众也会关注和期待立竿见影的“回报”，治国者乃不得不随时证明其决策的“正确”。在此世风影响下，史学也变得倾向微观和短程。作者以为，史学应重新回归长程思路，以为今后决策者所借鉴。

 

故史学就性质言是君子之学，就方法言是王者之学。它首先让人成为君子，进而可以资治。

历史学可以提供的启示

历史学在确认“我你他是谁”一方面，实在是太重要了。电影上常可看到一个人出了车祸之后失去记忆，便不能知道自己是谁；而当其和自身的“历史”断开之后，其他人也无法识别此人，因而很难与其交往。与人共处而不知其来历，自难认识其特性。历史学的一项主要功用，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过去”

 

历史学还以一种充分承认距离并保持距离感的立场，提供着认识我们所不熟悉的事物之取向和方式，这才是我想说的“历史学可以提供的启示”。

 

近年就有西人说“过去就是外国”，也可以说“过去就是他人（the other）”。据宋人曾巩的看法，古之所谓良史，“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史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认识和理解异时代的“他人”和“他人之事”，同样的取向完全可以转用于共时性的环境之中。

 

史家钱穆曾说：“治史贵能平心持论。”从努力想要“平心持论”到养成尽量“平心持论”的思维习惯亦有益于人生。有此思维习惯，对我们所不熟悉甚或未必喜欢的“他人”尽量避免“深文周纳”，必能使人与人的相处更为和谐，此又史学对人生社会之贡献也。

 

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群体之间不得不相互接触和适应的社会过程，反映出一个新的社会需求，就是要“学会共处”。而长期与“他人”交往的史学，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史学的训练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适应性，可以在当前和今后世界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