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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原义是记录或登记在薄籍上之人名，语出《后汉书·张兴传》。后来亦指将书名列入目录。但不知从何时起，著录逐渐成为了记载书画、碑帖等著作的专用名词。在中国书画著录史上，北宋《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是两部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著录书。但此类仅以“小传+目录”的形式，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画著录。真正的书画著录应当包括材质、尺寸、题跋、印鉴、递藏经过、鉴定结论和作者小传等相关信息，书画著录著作直到清初才有了质的改变。明人朱存理在著录中开始将作品上的题跋文字记录下来，这种撰写体例无疑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原创。清人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又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卞氏将作品的质材、形式、题跋，甚至将画上或画外的印章，也尽可能地做了详细的记录，一改过去文人士大夫粗疏简略的随笔小品方式。虽然在他之前也有人记录过作品上的印鉴，但是极少有像卞氏那样的有意和用心为之。从而使得书画著录能够成为后人考证流传和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也使得中国书画著录的优秀撰写体例基本确定下来，此书对后世著录的影响极大。 在清代书画著录史上，先后有四部以“销夏录”或“消夏记”（销与消通假）为书名的著录专著：孙承泽（1592-1676）《庚子销夏记》八卷、高士奇（1645-1704）《江村销夏录》三卷、吴荣光（1773-1843）《辛丑销夏记》五卷、端方（1861-1911）《壬寅消夏录》四十卷，被后人称为“四大消夏录（记）”。这四部消夏录虽然卷数不同，著录的品目和撰写体例亦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了四位鉴藏家的鉴赏品味、才情和渊博的学识，故均堪称名著。书画著录其实是书画鉴赏活动和鉴定话语权的一种延伸。通过他们的鉴赏消夏文字，后人可以了解了古人在书画鉴赏方面的知识结构或时代局限，所以具有借鉴和传承的意义。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书影 孙承泽（号退谷）是明末清初一位学者型的鉴藏家，与当时北方诸鉴藏大家多有交往，亦工书法。他于顺治庚子（1660）四月起，在读书著述之余，开始编撰《庚子销夏记》，所著录的书画、碑帖大多为其自藏。卷一至卷三著录从王羲之到董其昌书画114件，其中有今人熟悉的王献之《地黄汤帖》、陆柬之《文赋》、孙过庭《书谱》、传王维《伏生授经图》、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黄庭坚《松风阁诗》、《诸上座帖》、朱熹《城南倡和诗卷》、陆游《自书诗稿卷》等，均为书画史上的煊赫名迹。卷四至卷七著录书法墨迹、碑帖155件，其中著名的有：唐拓本柳公权《神策军碑》、宋拓本褚遂良《孟法师碑》等传世孤本。卷八为《寓目记》（他人藏品），共计书画等54件，其中有著名的传阎立本《帝王图卷》、传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宋徽宗草书《千文卷》、苏轼《前赤壁赋卷》等传世名迹。清人卢文弨在《《庚子销夏记序》中有云：“退谷负当世盛名，居辇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乐从之游，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秘宝以供其题品。”实非过情虚言。 孙承泽旧藏 王献之《地黄汤帖》 《庚子销夏记》主要是孙承泽对藏品和寓目之作的鉴赏考证，钩玄抉奥，品评甲乙的文字记录，他对作品的材质、尺寸、印鉴等不甚措意，对前人题跋也仅选择精佳者偶有摘录。孙氏不仅是清初书画鉴藏大家，也堪称碑帖鉴藏第一人，许多传世名碑帖均为其旧藏，鉴赏眼力远在同侪之上。其还著有《闲者轩帖考》一卷，而鉴帖实难于鉴碑。至于孙氏在鉴定方面的某些失误，及其主观性和随意性，是受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后人不应过于苛责。今有研究者曾说过：“孙承泽的一生是相当曲折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可以说他是失败者。然而，作为一个书画鉴藏家，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无疑他是很优秀的，从这一方面说，他是成功的。”也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云：“其人可薄，其书未可薄也。”孙氏藏品后来大多为梁清标庋藏，故梁氏在《退谷歌》长诗中有云：人事有代谢；百世传其名。 高士奇（号江村）于康熙癸酉（1693）夏六月在《江村销夏录自序》中云：“长夏掩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间有挟卷轴就余辫真赝者，偶有佳迹必详记其位置、行墨、长短、阔隘、题跋、图章，籍以自适。然宁慎勿滥，三年馀仅得三卷，名曰《江村销夏录》。”有说此书或是高氏门客执笔，但此说至今难以定谳。全书共著录从王羲之至明人陆治书画二百余件，其中绝大多数为自藏，另有部分是所见他人的藏品。其中传世名迹有：褚遂良摹《兰亭序》（黄绢本）、杨凝式《韭花帖》、怀素《自叙帖》（台北故宫本）、颜真卿《祭伯父濠州刺史文》、苏轼《后赤壁赋卷》、米芾《蜀素帖》、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无用师本）等。但《江村销夏录》中也不乏赝迹混入，古今人已多有考证辨订。 《江村销夏录》在所著录的品目之下，详记材质、尺寸、印鉴、引首、评定等相关信息，再全录作品前后的题跋文字，部分还有高士奇自己的诗文题跋。高氏喜欢在书画卷后拖尾纸上题诗，他曾经说过：“人生笔墨，须附古人佳迹以传。否则法书名画徒为我有耳。”（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他在王绂《墨竹卷》跋中有云：“庚午（1690）仲冬廿七，观于瓶庐，因书其后。今岁已过长至，天气未寒，是日方觉稍阴变冷，斋中腊梅将破蕊矣。”颇有些晚明小品文韵致，不料因此竟遭到后人的质疑：“腊梅破蕊、水仙盛开等语，全无与本事。徒觉习气逼人者，则不妨删其诗文，存其名款。”（见叶德辉《游艺卮言》）此实为不解风情的迂腐之言。此类看似与品鉴无关的闲雅文字，其实是再现了高氏在鉴赏时的心境和环境。像此类题跋文字，如翁方纲、吴荣光、黄丕烈等人的书画、碑帖或藏书题跋，实皆私淑于高氏。 高士奇跋欧阳询《仲尼梦奠帖》 藏品上的历代鉴藏家的题跋或印鉴浓缩了部分前人的经验和知识。有一点似乎值得探讨，《江村销夏录》中对作品上印鉴的关注，是否受到了卞永誉（字令之，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的影响或启发？因为卞著约早于高著十年左右。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云：“录中书画，卞永誉《式古堂汇考》已并载入无遗，盖即从士奇此本录入。”从学术意义上讲，卞氏试想让《式古堂书画汇考》成为一部书画著录的“百科全书”。而高氏则无此“野心”，他仅是想让《江村销夏录》“足资鉴赏者”而已。但高、卞两书的编撰体例，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清宫内府的《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以及今人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叶恭绰《遐庵清秘录》等著录之书。 高士奇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野史所记十九以讹传讹，多非信史。如《韭花帖》以赝换真，《江村书画目》为秘密底簿之说，以赝品进呈康熙帝，被明珠毒死等。高氏是一个“以藏养藏”的鉴藏家，以赝充真而射利，或许有过此类之事。但不可以其人其事而废其书。据传高氏临终时，遗嘱将平生珍藏书画并赠大鉴藏家王鸿绪，曰：“毋令堕叶公手。”（见吴荣光《辛丑销夏记》）高氏临终时还能如此豁达，与野史中的形象有云壤之别。 高士奇有一方阳文“忠孝之家”（4厘米X4厘米，今藏浙江省平湖市博物馆）鉴藏印，今人知者极稀。“忠孝之家”印是康熙十七年（1678）高氏在南书房行走时康熙帝所赐鎏金铜玺。高氏曾数次向康熙帝提出辞官还乡，欲回家赡养老母。康熙帝一再挽留并赏赐此印。故高氏对“忠孝之家”印极少钤用，非稀世名迹不钤。因为是皇上所赐，故高氏钤此印位置多在书画卷末和碑帖末页的左上角。或寓有“皇恩在上”之意。如钤于卷册下角，则恐有“大不敬”之嫌。 吴荣光小像（《清代学者像传》） 吴荣光（号荷屋）于道光辛丑（1841）四月编撰完成《辛丑销夏记》五卷。其在自序中云：“名曰《辛丑销夏记》，非敢言真鉴，用附于江村、退谷两公后云尔。”其实该书受《江村销夏录》影响颇大，尤其注重于作品中印鉴所钤位置的记录。全书共著录旧拓《定武兰亭》至明代书画共147种，其中既有自藏，又有历年目见者。大凡注明尺寸者多为自藏，而“失记尺寸”者多为目见。其中著名的有：宋徽宗《祥龙石图卷》、黄庭坚《李太白忆旧游诗卷》、米芾《多景楼诗册》（疑非上博本）和《虹县诗卷》（日本东京国博本）、李唐《采薇图卷》（北京故宫本）、赵孟頫《张总管墓志铭卷》（北京故宫本）等，所见书画大多流传有绪，而自藏中却不无伪赝之作或复本。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中评价《辛丑销夏记》：“荷屋为阮文达高弟，故鉴赏具有渊源。是书体例虽仿自江村而精审过之。所附跋语，考证至为精当，偶附题咏亦无泛词。可谓青出于蓝矣。”吴荣光是一个以考鉴见长的鉴藏家，但在运用前人著作和考鉴时，也不免有诸多粗疏之处，而古画鉴定则是他的“软肋”。 据近人姚大荣考证，《辛丑销夏记》并非是吴荣光所写，而是吴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时，由宁乡人黄本骥代撰。此说也可参阅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一书中的有关考记。赵孟頫《张总管墓志铭卷》后确有“黄本骥校”跋记，书中另有些不署名的考鉴跋记，亦疑似黄氏文字。 吴荣光旧藏 李唐《采薇图卷》 吴荣光收藏书画是从二十二岁时，在佛山购藏《宋胡舜臣蔡京送郝元明使秦书画合卷》开始的。后来他在京城为官时，又结识了翁方纲、阮元等一批当时顶级鉴藏大家，其中尤以翁氏对吴荣光一生影响颇大，吴也可以说是没有师生名义的翁门弟子，故吴亦斋号苏斋。但翁、阮等人的鉴赏和研究强项是碑帖、金石，故吴荣光的鉴藏强项或成就也主要体现在法书和法帖方面。吴藏金石拓本三千余种，并刻有《筠清馆法帖》六卷，其书学鉴赏水平确实在粤中同侪之上。汪兆镛在《岭南画徵录》中评价吴荣光：“生平于法书名画，吉金乐石，视同性命。收藏之富，几埒前明项子京。”似有夸大之嫌。如仅就法书鉴藏而言，吴与项元汴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清代中期鉴藏史来看，如果说吴荣光是学者型的“广东项子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吴荣光于道光甲午（1834）在长沙任湖南巡抚时，购藏一件五代周文矩款绢本《赐梨图卷》，是描绘唐肃宗李亨与颖王、信王、益王三人烧梨吟诗的故事。吴认为周画是真迹，画卷前后有项元汴等人的二十方鉴藏印。但卷尾已被人割去而配以赵孟頫题跋赝作。另还有元人柳贯跋记，吴认为柳跋年月不符，而元人袁华的咏梨诗跋虽真，但与画卷无涉。遂将赵、柳、袁三跋“一并割汰”，并暑中挥汗补录赵跋原文而辨之。吴氏这种去伪存真的方式，真实反映了他宁缺毋滥的鉴藏观，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书画鉴赏的真知灼见。周文矩款同名画卷八年前曾出现在国内某拍卖会上，但非吴氏旧藏之物，故仅以六十万元低价成交。吴荣光在《赐梨图卷》跋记中曾有云：“图画精能之至，惟流传既久，不免为后人重模，分真跋以诳人厚值。” 台湾美术史学者庄申在《从白纸到白银——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一书中，对吴荣光的鉴赏能力和鉴藏史上的地位，有过非常详尽和公允的评价：“在清代的中期，当广东的几位收藏家第一次以珠江三角洲为根据地而建立起广东的书画收藏之际，吴荣光的地位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他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收藏，也编辑了自己的藏品目录，更重要的是他能在书画鉴赏方面，根据他所拟定的若干原则，形成一种态度。他的收藏就是利用这些原则而得建立的。易言之，吴荣光的收藏，可以说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一个鉴藏家的能力和水平，其实是由他个人的知识范围所及而决定的。 托活洛（《清史稿》为托忒克）·端方（号陶斋，一作匋斋）编撰《壬寅消夏录》四十卷，是“四大消夏录”的压轴之作。该书共计收录端方本人收藏历代法书、绘画、墓志、碑传等329件。其编纂体例按作品名称、尺寸、印鉴、题跋等各项著录，其中重要作品还附编纂者考鉴按语及藏品来源。但法书不录文字内容，绘画不描述所画内容，似稍显简略，但应该是受到了当时动荡的历史环境影响。其中名迹有：传索靖《出师颂》、传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王齐翰《勘书图》、董元《夏山图卷》、米芾《向太后挽词》、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卷》、倪瓒《水竹居图》等。据不完全统计，端方生前有各类藏品约三千六百余件。其中尤以青铜器、宋明拓本、碑石墓志等多为传世名物。 《壬寅消夏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影印24册） 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五中云：“陶斋制府好古不倦，搜罗书画名迹，不啻千种。丙午（1906）持节两江，嘱仆代为编纂，因尽得寓目。并谓仆曰：‘余性好藏石，兼好书画自壬寅（1902）始。是书成，名之曰《壬寅消夏录》，以赓《庚子》、《辛丑》两记之后。’仆用《辛丑》记例，逐一录写。”则知此书主要编撰者为缪氏。另据缪氏《艺风老人日记》也可证明此点。但参与此书编纂者应该还有樊增祥、李葆恂等人。《壬寅消夏录》一书在“四大消夏录”中的命运最为坎坷。此书完稿后，辛亥年（1911）端方嘱缪荃孙在南京梓印，并支付书款千两白银。缪氏遂先将其中一部分交与南京刻书匠姜文卿付梓。不料后来端方在四川被杀，缪氏亦逃窜至上海避祸，《壬寅消夏录》梓印一事最终不了了之。1917年12月，缪氏将全部书稿交给了杨锺羲（号雪桥，1865-1940）保存。杨氏半生追随端方，端方任两江总督时，杨氏曾先后任淮安知府和江宁知府。《壬寅消夏录》书稿后来入藏中国文物研究所，直到2004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故此书自完稿后的近百年间知者和阅者极少。
端方旧藏 传说端方从事鉴藏纯属“知耻而为”。据近人笔记所载：光绪初年某日，端方与盛昱（字伯羲）、王懿荣（字莲生）等人一同夜宿某驿站。时盛与王纵谈金石碑版，端询问之。王奋然曰：“尔但知挟优饮酒耳，何足语此！”端拍案曰：“三年后再见！”及归京城后，遍访厂肆精于碑版者，并与之朝夕研讨，亦购宋明佳拓无数，又购碑石和墓志无数。果然不出三年而遂负精鉴之名，也从此令盛、王等鉴藏大家刮目相看，引为同道。此故事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因为光绪初年端方仅十几岁。或许此事在年代上有误记，也许是发生在光绪八年（1882）端方中举人并捐赀为官之后。 端方旧藏 但端方在近现代的野史笔记中却是一个被脸谱化的人物，他被指为是热衷、“好货”、受贿行贿和附庸风雅之辈，有人讥之为“大类蟋蟀相公”（即明末马士英）。但梁溪坐观老人著《清代野记》中却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评述：“端为人无赫赫威仪，好嬉笑谐谑，而中无城府，待故旧甚厚。好藏古物，生平宦橐皆耗于此。及罢官闲居，犹坐客常满，尊酒不空，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嗟乎！端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虽然梁溪坐观老人被指为端方故旧张祖翼（号磊庵，1849-1917）。但在《清史稿》中亦有云：“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毕、阮即清中期“风雅盟主”毕沅、阮元。端方身边有一批鉴赏高手和学者，如缪荃孙、李葆恂、王瓘、褚德彝、张祖翼、李详、梁鼎芬、况周仪等，这些人大多对端方有知遇之恩。而藏友中又有完颜景贤、周湘云、美国人福开森等。在这样一批高人的掌眼和指导下，故端方能够成为清末一代鉴藏大家，绝非偶然，亦非附庸风雅的“好事家”。端方遇难后，王国维曾有古风长诗《蜀道难》纪悼，其中有云：“士夫好事过欧赵，学士考文陋王薛。近来山左数吴陈，江左潘吴亦绝伦。开府好古生最后，搜集颇出诸家右。匋斋著录苦未尽，请述一二遗八九。”将端方与吴式芬、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人相提并论，而且其藏品还“颇出诸家右”。（见李详《药裹慵谈》卷四） 鉴藏史作为实践历史学的形式之一，它吸引了艺术史学者、社会史学家以及相关领域内的人士参与研究。而著录则是鉴藏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载体之一，也是研究一件作品的真伪和流传的参考史料。当我们在阅读著录中的那些题跋文字、鉴藏印章或交易金额时，其实也等于是还原了一件书画作品的鉴藏史。从学术层面上来说，“四大消夏录”的真正价值也在于此。 文章来源：万君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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