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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沈祖棻先生虽非词论家，但她是词人而兼学者，有自成系统的词学观念。其词学观念散见于词集序言、书信及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表现为强调创作主体人格的崇高，坚持“雅正沉郁”的创作宗旨，重视词的比兴寄托及写作技巧的锻炼等方面，继承、发扬了传统诗论、词论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关键词】人格 沈祖棻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爱国诗人、词人，并非词论家，没有留下专门的词论著作。但她之所以成为众人崇仰的词人，她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的词坛上独拔一帜，应该说有多种原因。“国家不幸诗人幸”，那还只是说的成就诗人的外部原因，而就其个体来说，除了她幸遇词坛大师的指点外，除了身处一种特别浓厚的文学氛围外，除了她特殊的秉赋与才情外，还与她有明确的词学观念的指导有关。从词的发展史上看，许多有成就的词人并不一定都有系统、明确的词学理论作为指导，但沈先生是词人而兼学者，既是诗词创作的实践者，又是诗词的理论研究者，她的创作活动和理论研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而其词的创作带有一种更为自觉的性质。本文其所以欲对这一问题作一简单梳理，是希望有助于大家能更深入一步地了解沈先生词的创作特色。 沈先生对词的创作所持的观点，散见于书信、词序、相关学术论文及授业时的讲述中，大体说来，相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品决定文品，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点。人品决定词品，是词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命题。南宋蔡戡认为张元幹能写出《贺新郎·送胡邦衡赴新州》等那样正义凛然、气势磅礴的词作，乃因其有“忧国忧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⑴，范开通过辛弃疾的创作，更得出“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⑵的结论。至清代、近代之词论家尤重词家之性情品德与修养，王国维引《离骚》中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谓“文字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⑶即强调本身的优良素质与道德品质、学术修养的提高相结合。当然，这也是沈先生之业师吴梅、汪东前辈对弟子的要求。 传统观点的熏染和直接的师承，已使上述观念深深根植于词人的头脑中。沈先生1946年12月31日在致宋元谊等人的信中说：“修辞本于修身，植其根本而敷其枝叶，庶几日益 能与于作者之林。此事甚难，尚待毕生努力为之”。⑷这里的“修辞”非仅指具体作品的修辞，而是指词的创作，谓其“根本”在于“修身”。在1947年3月24日致卢兆显的信中更集中、具体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尝与千帆论及古今第一流诗人（广义的）无不具有至崇高之人格，至伟大之胸襟，至纯洁之灵魂，至深挚之感情，眷怀家国，感慨兴衰，关心胞与，忘怀得丧，俯仰古今，流连光景；悲世事之无常，叹人生之多艰，识生死之大，深哀乐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夫然后有伟大之作品。其作品即其人格、心灵、情感之反映及表现，是为文学之本，本植自然枝茂。舍本逐末，无益也。此吟风弄月、寻章摘句所以为古今有识之士所讥也。因共数自灵均、子建、嗣宗、渊明、工部、东坡、稼轩、小山、遗山、临川等先贤不过十馀人，于是知文学之难、作者之不易也。⑸ 上面引的这段话，既是对前代伟大诗人的总结，也是词人自己一生自觉追求、努力实践的目标，写在信中，则是对弟子寄予的厚望。沈先生一方面承继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精粹和优秀文学遗产，同时又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站在时代的高度，坚持民族、人民的立场，去审察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变故，充满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并对自己有着极为苛严的要求。当她得知自己的弟子战死沙场的消息，在感慨之馀进而责怪自己未能亲赴前线杀敌；当因孱弱的身体需要购买鸭绒被时，竟“怅恨”自己未能“合于刻苦耐劳之标准”⑻。 二、 沈先生在1944年端午节为学生所编《风雨同声集》所作序言中说： 病近世佻言傀说之盛，欲少进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沉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⑽ “雅正”之说，源于汉代的《毛诗序》（又称《诗大序》）。雅，为《诗经》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之一，《毛诗序》谓：“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⑾因此，雅正与言时政、兴衰有密切的关系。雅正，作为词学审美范畴，出现于南宋。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提出：“下字欲其雅”，“雅正”中不得杂以“市井句”⑿，其指向偏重于语言表达的典雅；张炎《词源》的表述较为具体：“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按：指艳情）所役，便失其雅正之音。”⒀张炎已注意到词可以言“志”，可以关涉时政，但他的雅正标准更偏重于强调情感的表达要温雅蕴蓄，既不宜俚俗、浮薄，亦不宜过于直率、豪放，既批评柳永、周邦彦某些词的俗艳，又将辛弃疾等人的豪迈之作排除在雅词之外。至清初浙西词派主张醇雅，反对言情“失之俚”，使事“失之伉”⒁，与张炎主张有一脉相承处。但随着词的创作题材、内容的拓展，后来的词论家对其内涵有所延伸，如清沈祥龙说：“雅者，其意正大，其气和平，其趣渊深也。”⒂便涉及到词的意蕴、词的声气和词的艺术特色与潜能。祖棻先生所本吴、王二师的“雅正”说，应是吸取了《毛诗序》的解说和宋末以来词论家关于“雅正”说中的合理因素，并总结了词的发展史上的优良传统，即主张词既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言词人之“志”，表达时又必须注意保持词的艺术特质，言情忌“浮艳”，述志忌“粗豪”。 “沉郁”说，作为诗歌审美范畴，源于杜甫《进鵰赋表》：“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⒃杜甫以“沉郁顿挫”四字概括自己的诗歌风格，其所言“沉郁”，重在说明其诗作表达情思的厚重、深沉。将“沉郁”审美范畴引入词论，是清代的陈廷焯，其《白雨斋词话》卷一云：“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又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妇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⒄说明词之“沉郁”，乃根柢于《风》《骚》，强调情感忠厚、深沉，而又能出之以宛曲蕴藉。沈先生在《宋词赏析》一书中即常用“沉郁”一词评价宋人词作，如评晏几道《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低徊往复，沉郁悲凉。”评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第一叠“只说物，不说人，只暗说，不明说，就显得感情沉郁”。评姜夔《一萼红》（古城阴）“末数语，由过去想到将来，春初想到春深，极沉郁。”⒅ 词论中的雅正与沉郁，都在强调感情的纯正、忠厚、深沉，要求温婉委曲的表达。但在词家具体运用来评价作家作品时，除了上述要求外，有时还另有侧重。雅正，还要求语言表达清雅；沉郁还要求善于借物抒怀，暗含比兴。如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评张炎词：“词皆雅正，故集中无俚俗语，且别具忠爱之致。”评王沂孙词：“寄慨处清丽纡徐，斯为雅正。”⒆即有强调用语须庄雅之意；评贺铸的某些有寄托之词，“皆沉郁，而笔墨极飞舞”，评周邦彦词“究其实亦不外沉郁顿挫四字而已”，评张炎某些词“沉郁以清超出之”⒇，则有强调运用比兴、借景咏怀之意。 雅正与沉郁连用，对于词的创作来说，从情感内涵到艺术表现手法、到语言的运用，有着更全面的要求。故《风雨同声集序》在标举“雅正沉郁之旨”后接着说： 在昔南宋群贤，觏逢多故，陆沉天醉之悲，一寄诸词，斯道以之益尊。今者岛夷乱华，舟覆栋倾，函夏衣冠，沦胥是恫，是戋戋者，乌足以攀躋曩哲。然其缅怀家国，兴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几万一合乎温柔敦厚之教，世之君子傥有取焉，而不以徒工藻绘相嘲让邪。（21） 天醉之悲”汇注于作品之中，因时势相同也；二是“兴于微言”，寄托“缅怀家国”之思，庶几“合乎温柔敦厚之教”。这种观点和清代常州派词论家周济所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诗有史，词亦有史”（22）的论述一脉相通。 沈先生自己词的创作正是遵循这一原则的，时代的忧患意识是她词作的主旋律，其创作具有“词史”的意义，而其词风亦以婉雅沉郁为特色。正如汪东所评：“《涉江词》令慢皆工，清婉之中，兼饶沉郁，伤时感事之作，或托诸屈原香草，郭璞游仙。”（23）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沈先生虽然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并不囿于一端，她在《关于苏词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大加肯定，并指出其长远的影响力：“自从词中出现了豪放的风格，我们才在这一新型文学样式中具备了阳刚之美及阴柔之美的对立和统一。金代的元好问和清末的朱孝臧等人，都在其词中创造了一种如苏轼《和子由论书》诗中形容书法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即融铸婉约、豪放于一炉，兼有阴柔、阳刚之美的新风格。”（24）她自己的词作有时也会发激越之调，作“变徵”之声，故《涉江词》中也有被汪东评为“清刚”、“变调”的作品。 三、 词史上用“比兴寄托”说解说、欣赏词作始于南宋鲖阳居士，至清代得常州派词人张惠言从创作与欣赏两方面大力提倡，其后周济、陈廷焯、況周颐等进一步作出理论上的阐发，使“比兴寄托”说更为丰富、成熟。对这一问题，沈先生曾写《清代词论家的比兴说》一文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该文可说是一篇研究“比兴寄托”说的带经典性的文章。 对这篇文章我们只拈出其与创作有关的内容。沈先生在文章中用现代语言、现代文艺观点给词的“比兴”说作了一个界定，即它不同于《诗经》中将比与兴分开、仅仅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而“已经是譬喻的代词。但这种譬喻，大体上乃是以一首词中形象的全体或部分来暗喻作者所要寄托的意思的”（25）。也就是说，比兴既可以是以整首词的形象作为暗喻，也可以是以词的局部形象作为暗喻，而所要寄托的意思正如朱彝尊《红盐词序》所云：“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于是“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26）该文同时还总结了词作者对“比兴”说所持的肯定态度与原因： 就作者方面说，则运用这种方法从事创作，只见有人提倡，不闻有人菲薄。推究起来，大概有几层理由，一是这种方法的主要用意是在提高词的地位，增加词的价值，这自然是作词的人所乐于接受的；其次，这种“言近而指远，词浅而意深”的表现方 法，如用得适当，的确能够使词的本身更加充实丰富，也没有招人反对的理由；三则温柔敦厚的《诗》教，一向被前人认为是文学的最高标准（这里暂且不论它的是非），而比兴却是达到这个标准的一种方便的手段，词人也不愿反对它。（27） 这种方法又往往比直抒其事的赋体要方便一些，有时还更丰富一些，更有魅力一些。如南宋遗民的词多用比兴，对于避免政治迫害，争取公开流传，就很有帮助。而婉约的风格、含蓄的意境，又自来是词这一文学样式具有普遍性的特色，比兴的方法则很有助于突出这些特色。（28） 又，前人往往是把沉郁和比兴联系起来说的，如前引陈廷焯对沉郁所作的解说，即是。沈先生的业师吴梅也说：“词中感喟，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若感慨发越，终病浅显。”（29）基于对前贤倡言的理解和自己的感悟，沈先生在自己的创作中常自觉地运用比兴方法寄托家国之思、时势之感。她说：“张惠言要求温飞卿的（按：指张惠言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谓“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温飞卿自己没有意识到；而我倒的确是按照张惠言那样的要求，就是以男女之情来写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30）。《沈祖棻诗词集》中有不少用比兴方法寄托对时政的讽喻之词，正是自觉实践这种理论的结果。 四、 表现技巧与人的内美、修养相比较，虽处于次要地位，但决不容忽视。并非任何有思想感情、道德修养的人，都能成为有成就的词人。要在词的创作方面有所进益、有所创获，能卓然自立，除了要求个人具备某种才情（沈先生在支持组织词社时对人员有较严格的挑选，即体现了这种观念）外，还须注意几个方面： （一）学习、继承前代词作的优良传统。沈先生曾告诫学生，不可学言情小说中的诗词，因为那些作品“多半带有寒酸气或江湖气或才子气。……作词若染上任何一气，不病伧俗，即病浮滑，终身不药。”因此，入手须正确，选择师从对象，当依据自身经历等等方面加以考虑，“初学为词，千万莫学三李（璟、煜、清照）和苏辛，因没有三李的身世和遭际，学了会刻鹄类鹜；没有苏辛的襟抱和气魄，学了会画虎不成”（31）。沈先生自己应当是于婉约、清雅一派中博采众长的，特别是晏几道的深挚绵丽、周邦彦的沉郁顿挫、张炎的醇雅感慨，我们于其词作中明显能感受到这些词人的影响。 （二）文学技巧方面尤须注意锻炼。沈先生指出，技巧对词人来说“虽末事，亦非数年之功不办。且情意亦非辞不达，此文学作品赖乎外形之完整及作者表现之方法手段亦极重要。”因此须“多揣摩古人作品及其表意达情布局用字之法，先求通达，更言雕琢，此一般之次序”（32）。既要反对徒事雕琢，以免“辞胜乎情”，又要避免语言生硬，词不达意，“情胜于辞”。这些都是沈先生自己的经验之谈。辞情相称，布局多变，形象完整，意境圆融，也正是她的词作的特点与优点。 此外，对词在表现手法、篇章结构、神韵风格的艺术辩证法方面，亦多有涉及，如一与多、真与幻、松与紧、缓与急、扫与生（扫除与生发）、无理与有情、深婉与健拔、闲婉与沉着、凝重与流丽等等的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在《宋词赏析》一书中，结合具体作品，有具体而微的阐发，均能给欣赏者与创作者以启示。 注释： ⑴《芦川居士此序》，见《芦川词》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⑵《稼轩词序》，见《稼轩词编年笺注》第596页，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⑶《人间词话删稿》，见《词话丛编》第4266 页，中华书局19986 年版。 ⑷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7期112页。 ⑸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7期114-115页。 ⑹刘庆云：《读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杂记》，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6期40页。 ⑺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7期115页。 ⑻致宋元谊等人信，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7期113页。 ⑼《涉江诗稿跋》，见《沈祖棻诗词集》第3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 ⑽见《沈祖棻诗词集》第28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⑾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⑿见《词话丛编》第277页、27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⒀见《词话丛编》第26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⒁汪森《词综序》，见《词综》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⒂《论词随笔》，见《词话丛编》第405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⒃见《杜诗详注》第217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⒄见《词话丛编》第3776页、377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⒅见《宋词赏析》第49页、107页、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⒆见《词学通论》第88页、9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⒇见《词学通论》第72页、76页、8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1）见《沈祖棻诗词集》第28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2）《介存斋论词杂著》，见《词话丛编》第163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寄庵随笔·涉江词》，见《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4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见《宋词赏析·附录》第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5）见《宋词赏析·附录》第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6）见《宋词赏析·附录》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7）见《宋词赏析·附录》第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8）见《宋词赏析·附录》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9）见《词学通论》第8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30）吴志达《沈祖棻评传》，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3期35页。 （31）刘彦邦《师恩未报意如何》，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7期21页。 （32）致卢兆显信，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7期115页。 （33）见《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490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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