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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今江苏省域除了短暂的西晋统一时段外，一直属于分裂、对峙的不同政权的统治。在特殊的政治格局、民族形势、人口迁徙等背景下，东汉时代已经走向整合的江苏地域文化①，又进入了江南、淮南、淮北分途异向的演变历程。其中的江南地域，经过侨吴士庶文化的长期融汇，南朝中后期形成了文化面貌焕然一新、文化成就如同满天星斗的新江南文化；淮南、淮北的地域文化，也因时推移地越来越复杂、丰富与具有活力。
疆域形势与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省域在南北分裂的宏观背景下，频繁更换着统治政权与统治民族，而作为“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结果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前提的政区②，也是变动繁多。不稳定的疆域形势与多变动的政区建置，影响到了江苏各别地域的文化演变。
三国时段，江苏北部属魏，南部属吴，中部的淮南地带则为曹魏、孙吴的对峙、鏖战、争夺之地。魏于彭城(今徐州市)置徐州，下领彭城、东海、下邳三国及广陵郡；今丰、沛二县属豫州沛国。吴都建业(今南京市)，置扬州，设丹阳郡、吴郡及毗陵典农校尉，后又置吴兴郡。280年西晋灭吴统一，省境之江南置扬州，设丹阳、毗陵、吴、吴兴四郡，后又置义兴郡；江北置徐州，设广陵、东海、临淮三郡，彭城、下邳二国，后又置淮陵郡、堂邑郡。丰、沛二县仍属豫州沛国，今南京市浦口区的老江浦县则属扬州淮南郡。及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由于南北纷争，江苏的政权归属与政区划分颇为混乱。东晋十六国时，江南分属扬州及所辖丹阳、义兴、吴、晋陵四郡；江淮之间属徐州广陵郡、淮陵国，东晋晚期增置海陵、山阳、盱眙、秦等郡。淮北多在十六国诸胡族政权的控制下，先后属后赵、前燕、前秦等国，仍称徐州(后增置扬州)，辖彭城、东海、下邳、沛等郡。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江苏统归东晋所有。南北朝时，刘宋有今江苏全境，淮北置徐州，领彭城、沛、下邳、东海、淮阳等郡，淮南置南兖州，辖广陵、海陵、山阳、盱眙、秦等郡，江南分属扬州与南徐州，扬州领有丹阳郡、吴郡、义兴郡，南徐州领有南东海、南琅琊、晋陵等郡。继宋而起的萧齐，淮北的西半部隶于北魏，分属徐州、南徐州，置彭城、沛、东海、下邳、淮阳、北济阴等郡；江南、淮南及淮北的东半部属萧齐。其中，江南仍置扬、南徐二州，扬州领丹阳郡、吴郡，南徐州领南东海、南琅琊、晋陵、义兴等郡；淮南属南、北兖州，南兖州辖广陵、海陵、山阳、盱眙等郡，北兖州辖阳平、东平等郡；又淮北的东半部属特殊的双头州青冀二州，辖北海郡、东莞琅琊二郡、北东海郡等。萧梁代齐后，州郡建置仍多沿袭萧齐旧制；梁末，江北尽入北齐。陈承梁绪，仅保江南，虽然一度攻取淮南，旋踵复失，基本以长江为限，置扬、南徐等州，陈末增置吴州。长江以北先属北齐，置海、徐、东徐、东楚、淮、东广等州；后属北周，立吴、淮、方等州。581年隋禅代北周，及589年隋灭陈统一，江苏全境进入了隋唐时期。
就上所述稍作归纳，则在起220年、止589年的魏晋南北朝370年间，除了短暂的西晋统一时期(280-307)与刘宋一朝(420-479)的大部分时间外，江苏省域多在呈现对抗以至战争态势的不同政权统辖之下，其基本状况诚如南宋李焘所言：
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吴有强敌，无上岸之情，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其所守止于江。自晋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③
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苏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民族与军事、地理形势下，逐步走上了淮北(淮河以北)、淮南(江淮之间)、江南(长江以南)三大地域分途异向的演变历程。
先言居中的淮南。在中国内陆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淮南属于自然地理、军事地理、政治地理以及文化地理的南北推移地带。一般来说，在有利的政治形势与统一的政治局面下，淮南可因南北的交融而文化异彩纷呈、局面可观；反之，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与分裂的政治局面下，淮南又成为战争特别频繁的一个重要地域。具体到魏晋南北朝，对淮南文化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者，亦为兵连祸接的战争。盖自东汉末年始，军阀混战，淮南既为主战场之一；三国纷争，割据东南的孙氏与雄踞北方的曹氏之间，更是鏖战淮南，争夺至为激烈。激烈的争夺使得“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④，“除镇兵处，更无人居”⑤，即据其地为戍守，而往往废置郡县。又淮南因为处于魏、吴战争的胶着地带，民户的主动与被动迁出也相当惊人。废置郡县、民户迁出，势必严重影响地方文化建设，导致本土文化衰退。及西晋、东晋以及南朝前期，淮南政局虽较三国时段相对稳定，文化也有所恢复以致进步，然而间有所起的内乱与外患，北方胡族政权的南征与南方汉人政权的北伐，都仍以淮南为主战场或经历地。如刘宋元嘉二十七、八(450-451)年间，北魏南征，所涉淮南之地遭受极大破坏，“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⑥正是诸如此类的变故，不断干扰甚至中断着淮南文化的发展与积累，从而使得淮南文化局面的起伏兴衰相当频繁，文化成果也显得较为寂寥。
次言淮北。在大多数时间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淮北是北方政权的军事前沿与南方政权的疆域边缘，前秦与东晋、北魏与萧齐、东魏与萧梁等等之间，在淮北也有多次的相互攻伐。军事的戍守、带有军事意义的经济方面的兴置屯田与开修水利，是此期淮北的史事特点与开发内容；相对来说，文化方面的可观之处并不明显，文化发展的步伐也较两汉时期趋于缓慢，而且由于淮北长期处在十六国北朝胡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其文化面貌遂渐趋胡化、北方化。北方化联系着北方政权的统治，胡化则是相对于两汉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的儒学化而言的。如《南齐书·魏虏传》：“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佛狸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而这样的“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情形，在此前的十六国后赵、前燕、前秦时段，此后的北朝后期，在淮北地域的表现也相当明显。
再言江南。相对于淮南文化的起伏、淮北文化的杂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文化，进入了快速成长的通道，而其政治背景，是江南由秦汉时期的政治边缘地域，一跃成为六朝京畿之区。
自东汉末年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市)孙策开创独立割据江南的局面以来，其政治中心先在曲阿(今丹阳市)，再在吴郡(今苏州市)；孙权徙治丹徒(今镇江市)，建安十六年(211)迁治秣陵(今南京市)，次年改名建业；221年孙权迁鄂(今湖北鄂州市)并改名武昌，次年建元黄武；229年孙权称帝并回迁建业，即以建业为都。此后，除了265年至266年曾都武昌以外，孙吴都城皆在建业。孙吴奠都建业的原因，略有下列诸端：其一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孙吴境内，扬州最为富庶，其中尤以吴郡、吴兴、会稽之“三吴”号称丰沃，建都建业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命脉，军国所需就近取给三吴；其二为建业地理环境优越。其地“山川形胜，气象雄伟”，西、北有长江环绕，西有石头城为其捍御，南有秦淮河为阻，东有钟山、北有幕府诸山环卫，“内以固江，外以援淮”，进可以战，退足以守，“而江南之根本不可拔矣”；⑦其三为政治因素。建都于扬州地区比较符合三吴大族的利益，而在扬州地区又以建业的地理位置最为优越。进而言之，建业与孙吴政权这样的关系，在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时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以此，除了552年至554年梁元帝萧绎以发家之地的缘故而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外，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皆仍都建康(313年建业改名建康)。
六朝之以建业、建康为都，并且前后延续了300多年，给予江南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隋书·地理志》云：“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又姚大中指出：“江南经三百年切离北方独立发展的结果，稻米丰收基础上创造了上层阶级独特的优雅文化。以建康(南京)为中心而开出全新的六朝文化之花”；政治、文化“壮大到足以对抗北方的新的文化中心自南方确定成立，则须待到六朝建设江南政权”，六朝的建业、建康也“一跃而为南方大领土国家的首都，以及领导南方步上新兴途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⑧再者，如果考虑到东晋南朝时的北方为“五胡”民族所建的十六国北朝政权，那么，东晋南朝的首都建康以及作为京畿地区的江南，无疑又成为当时华夏衣冠正统所在，而这层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人口迁徙与文化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分裂对峙的疆域形势的控制，江苏地域文化呈现淮北杂糅、淮南起伏、江南成长的不同面貌；而无论是杂糅的淮北文化、起伏的淮南文化还是成长的江南文化，都与作为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的“人”密不可分。淮北较长期地纳入北方政权与胡族政权的统治，才有了其底层的南方文化与表层的北方文化、基础的汉文化与新兴的胡文化的杂糅；淮南土著民户的大量迁出与带有军事性的侨民的大量迁入，才有了其文化的起伏兴衰与总体而言的文化发展动力的不足；又正是建业、建康作为六朝都城，人文荟萃，江南作为六朝京畿之区，大量北方官民涌入，才有了江南文化的超速成长与异常丰富。
整个的江南地域文化的成长与丰富，以及某种程度上淮南文化的起兴、淮北文化的杂糅，当然有着土著人户的贡献，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直显的文化演变动力，来自不同地区与不同层次的迁来人口。这不仅孙吴如此，东晋南朝表现得尤为显著。
先说孙吴。东汉兴平二年(195)，孙策南渡长江，开创江南基业，江淮间人多有随之南迁者。建安四年(199)，孙策袭取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得到袁术留下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迁于吴(今苏州市)。次年孙策死后，庐江太守李术叛变，孙权再破皖城，并迁徙李术部曲三万余人于江南。建安八年、建安十三年，孙权两次西征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掳掠数万人口移往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须相持不下后北归，“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次年，孙权又破曹魏皖城，将男女数万口迁移江南。孙吴正式建国后，依靠军事行动和采取“招降纳叛”的办法，也多次取得长江中游、汉水流域、淮南地区甚至辽东一带的人口，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五凤二年(255)，曹魏镇守淮南的毌丘俭、文钦起兵反对专权的司马氏，失败之后，“淮南余众数万口来奔”。值得一提的还有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还”，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大陆与台湾发生关系之始。⑨
大量人口迁入孙吴尤其是江南境内，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举其明显者言之，其一，江南的开发实际始于孙吴，而人口迁入是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建安初年迁来的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对江南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丰富了孙吴统治集团的文化生活；孙吴立国后很快便创建了雅乐，就与依附袁术的大批乐人入吴有关。正是在江南土著士庶与各方迁来人口的共同努力下，东汉时期经济与文化状况还相对落后的江南，到孙吴的中后期，其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经史学术、文学创作、士族家学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达。其二，孙吴的立国也与外来人口的关系相当密切。陈寅恪指出：“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扰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⑩而统计《三国志·吴书》传记主人的籍贯，除了建国者孙氏家族外，收录传记共57篇，其中吴郡13人，会稽郡8人，丹阳郡1人，扬州其他诸郡6人，荆州、交州、益州4人，北方诸州25人，孙吴政权得力于南北人士的协力共建，又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孙吴建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如张昭、周瑜、鲁肃、程普、吕范等，几乎尽为江北人氏。
再说东晋南朝。自西晋永嘉之乱，经历东晋以迄刘宋末年，凡160余年间，汉族官民的南迁呈现汹涌澎湃之势。谭其骧述其缘由云：“西晋末，五胡崛起中原，晋室倾覆。元帝东渡立国于建康，收辑人心，又安江左，南方荆、扬、江、湘、交、广之地，赖以得全。于是中原人民之不堪异族统治者，相率避难斯土。”(11)此中原官民避难的“斯土”，广及东部的河淮之间、江淮之间、长江以南，以及中部的江汉、西部的梁益。其中，江苏省域的侨流人口特别集中与巨量，如《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宋书·州郡志》：“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又“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那么，东晋南朝时的江苏省域，究竟迁来了哪些地方与多少数量的北方人口，其在江苏境内的分布有些什么特点？依据相关正史如《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中侨州郡县的记载(12)与侨流人士的传记，可以略明大概。
据上表可知，迁入江苏境内的人口以山东最多，其次为本省境内的由北迁南，而来自河北、河南、山西、安徽的侨民也不在少数，即便远如北京、陕西、辽宁，亦有迁徙到淮河以南者。其迁徙时间，多在司马睿建立东晋(317)到刘宋泰始二年(466)失淮北之地后这一时段内。迁徙人口的数量，若以备载户口数字的《宋书·州郡志》进行统计，则截止刘宋大明八年(464)时，约为26万口；而如果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再加上户口无考的以及后来设置的侨州郡县，没有入籍侨州郡县的零散却也不在少数的侨流，豪强大族与各品官员兼并、隐匿与荫庇的大量户口，充当兵户或营户以及具有私兵性质的部曲等等情况，那么，到南北朝后期，江苏省域侨流人口及其后裔的实际总数，至少约在百万之谱。(15)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大量的侨流人口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并非散布于省境各地，而是明显地分别集中在某些地域、地带与地点。如以东晋江南论，按照陈寅恪的说法，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与居住洛阳及其近旁的士大夫集团，他们移居新都建康及其近旁之地，“作政治之活动，然其殖产兴利为经济之开发，则在会稽临海间之区域”；中层阶级以勇武擅战著称，人数最多，他们选择的是“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这里相对地广人稀，便于安居殖产；至于地位卑下、实力薄弱的下层阶级，“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甚大之地域”，如吴、吴兴、义兴等郡。(16)再以东晋淮南论，建康的统治者出于利用与防范的双重考虑，安置那些久事疆场的流民帅及其具有私兵性质的流民武装于江淮之间，“拒绝他们过江南来。对于已经到达或者将要到达长江的流民帅，东晋往往以军事理由促其北返”(17)，如此，东晋以至南朝处身江北、淮南以至淮北的中下层北方侨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了“捍边长城”的作用，等于在江南的北方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军事屏障。而在这样的政治、军事以及相关的经济、交通、主客矛盾等因素的作用下，沿江南北、中渎水(大体相当于今江淮之间的京杭大运河)一线、淮泗沿岸等地带，京口(今镇江市)、晋陵(今常州市)、建康(今南京市)、广陵(今扬州市)、淮阴(今淮安市)、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盱眙(今盱眙县东北)、郁洲(今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等地点，侨流人口相对集中。在有些地点、地带与地域，侨流人口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土著人口。比如刘宋的南徐州(辖境约当今镇江、常州、无锡的大部与南京、苏州的小部)，“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总共42万余口中，侨口占了22万余，(18)也就是说，侨民超过土著2万余口。
然则大量、持久而且广泛地输入江苏的迁徙人口，对于当时以至后世的江苏历史产生了多重的影响；仅以较为广义的文化来说，便丰富与提升了江苏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层次，改变与转型着江苏的文化面貌与文化类型。如以江南为例，其实早在隋唐，就有不少的政治家、文人、学者言及于此。隋代王通《文中子·中说·述史》：“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正是“衣冠礼乐之所就”，使得江南保存了“中国之旧”。隋炀帝《敕责窦威崔祖浚》：“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已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19)，这客观地说明了“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促成了江南文化在孙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及至隋代，江南已为人才之渊薮、天下之名都。唐人张籍乐府诗《永嘉行》：“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正确地指出了南人能晋语的原因，在于西晋灭亡、公卿南奔、北人多在南。又唐人所修《隋书·地理志》，颇多汉隋风俗的比较，如言扬州之域，“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此大抵然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这样的风俗嬗变，离不开六朝尤其是东晋南朝的人口迁入与文化积累。
作为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动力，东晋南朝的人口南迁对迁入地江苏尤其是江南文化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巨大、广泛与深远：
其一，从实质上讲，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是移民政权。东晋皇统是北方的河内司马氏，朝代形式上也是晋朝正统的延续。东晋转换为刘宋，刘宋创始者为彭城刘裕，又兰陵萧道成禅宋建齐，兰陵萧衍禅齐建梁，宋、齐、梁三朝皇室，原籍也无一不在北方。(20)而统计《南史》列传人物，不计后妃、宗室与孝义，728人中原籍北方者506人，南方但得222人。正是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与南方土著(居次)的结合，造就了东晋南朝的局面。也因如此，南迁人口左右了其时的政治与文化状况，决定了诸多政策的制定与诸多文化的走向。
其二，有力地甚至超常地促进了诸多相关地域的开发，这种开发又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意义。东晋南朝尤其孙吴以前，江苏还存在不少地旷人稀之地，缺乏足够的开发动力。及至东晋南朝，北方人口大量迁入，而且相对集中分布在局部地域，这必然会刺激生产的发展，产生经济开发的热情，并为文化的成长奠定基础。比如江南晋陵郡境，东晋以前尚属田多恶秽、文化寂寥之地，及至南朝，已经号称“大郡”，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地位，这实有赖于南徐州境内的侨流辐辏。类似这样的迁来人口促进地域发展，在淮南的中渎水沿线、江北近江地带等侨流集中之处，也都表现得相当明显。
其三，东晋南朝的人口南迁，极大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迅速提升了江南文化的层次。如饮食习尚方面，北人惯于面食，为了解决这一需求，南移的北方人唯有就地种植，这促使江南的小麦产区不断扩大，南朝以降，小麦成为江南一种重要的农作物。(21)又就精神文化言，南迁移民中众多的宗室官僚、世家大族、文人学者，他们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水平，势必对迁入地的文化成长发生持久的作用，使得江南的文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园林以及思想等等，面貌出新。以文学局面为例，比如永嘉乱后南迁发展的“簪缨世家”琅琊王氏与“华丽家族”陈郡谢氏，前者以文名，后者凭诗胜，前者重“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22)，后者持名士家风，庄老心态，描山摹水，王、谢子弟在江南的风月山水中，留下了众多传颂千古的文章诗篇。这些文章诗篇及其创作者南迁的王、谢一类家族，于是与土著的江南文化家族一起，共同形成了在当时的全域最称繁盛的江南文学局面。再以文学风格为例，比如东晋建康逐渐成为玄理文学的中心，这与众多因承魏晋旧习、喜尚相聚一起谈玄论文的北方侨姓定居或部分定居建康有关，于是西晋时在中原结合得还不完美的玄学清谈与诗文创作，在建康终于获得了形式(诗文)与内容(玄学)的协调统一，此即《文心雕龙·时序》所说的“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文学现象的发展演变过程。
其四，就学术言，地志勃兴与“山水方滋”等现象，联系着人口的南迁。比如地理学，大量北人南迁，从世代定居的相对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来到了低洼潮湿的南方稻作区，他们需要了解、认识新的南方地域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各类地志、包括风土记与异物志等等的迅猛涌现；反之，南方土著因为受到大量高层次的南迁北人之政治与文化优越感的刺激，其地域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于是通过地方志书，表彰本土的历史传统、文明教化、古圣先贤、人物俊哲、风俗物产甚至自然山水，也成了他们维护地域尊严、增强群体观念的手段。正是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内容丰富、涉及广泛、题材多样、体裁不一、私撰为主的地志，成为东晋南朝的学术特色之一；这样的学术特色，在起初侨吴矛盾较为突出的江南，又表现得相当明显。当然，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十六国北朝，原本“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一变而为大河流域的定居农业，“五胡”民族同样面对着地理环境的深刻变异。如此，综合南北，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理大发现、地理大交流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地理学家与地理著作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学术与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反映着人们地理思维的空前活跃。比如，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人们对地理景观的真挚感情，以及由这种感情激发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描述。举东晋南朝江南地域为例，江南清流潋滟、山色空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自然风光，极易孕育诗情画意的文学情操，文学素材对于北方迁来文人也是寓目即得；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东晋刘宋之间兴起于以剧郡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中心的东土、影响波及江南与淮南、由南迁北人及其后裔为主要创作队伍的山水文学，及其导致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23)的文风转变，中国山水文学也由此而兴盛。“山水”的俪采追新还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若“晋宋以后，地志中于异物外，又明显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山水本身的介绍”，究其原因，与宗教(如佛教，僧人超出尘外，类喜结庐深山)、经济(南来北方大族占领山泽)、风气(以南迁贵族及其后裔为主体的日渐盛行的游山玩水风气)等等关联，于是围绕着山水，“写成诗，就成了山水诗，写成文，就成了地志。”(24)质言之，不仅山水文学的兴起，与新的自然环境对于南迁人士及其后裔之新的刺激有关；山水地志以及其他州郡地志的丰富与成熟，也与新旧环境的对比、差异及刺激有关。进而言之，以江南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与以中原为中心的十六国北朝学术演变的分途异向，如南方玄学相对盛行而北方固守经学传统，南方经学清通简要而北方经学渊综广博，南方重视教义理论而北方关注宗教行为，南方文学宜于吟歌而北方文学求便时用，南方史书私撰较多而北方史书官修为主，等等，也都可由南方的侨吴格局及南迁的侨姓士族对吴地人士的影响、北方的胡汉体制及留居的汉魏大姓对胡族政权的改造中，找到解释的理由或理解的路径。
其五，值得指出的还有与制度以及社会关联的重要一点，即东晋南朝由于安置南迁人口设置了大量的侨州郡县，从而造成了南方政区的混乱与户籍制度上黄白籍的分离。为了解决这种混乱与分离，曾经多次实行的“土断”政策(25)，复使得侨寓南方的大部分北方人被定籍当地，便改变了身份，变成了南方人。当然，那些未经土断或在土断中被保留了名义上的“侨籍”的北方人，也因北方久陷不复、祖宗坟墓又在南方，而认南方为家乡，成为事实上的南方人。换言之，迁入江苏的百万左右的北方人口及其后裔，或因与南方土著相处既久以及杂居与联姻关系，或因经年历世、祖孙几代地生活在南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其生产与生活方式、观念信仰与风俗习惯之脱北入南或变北为南，便是一个不以个体意识或家族意识为转移的无法逆转的过程。此事关涉江苏尤其是江南文化面貌的转型甚大，姑举两例。例一，东晋太宁元年(323)谢鲲墓志云：“假葬建康县石子罡……旧墓在熒阳”，及东晋义熙三年(407)谢球墓志已云“安厝丹杨郡秣陵县赖乡石泉里牛头山”，刘宋永初二年(421)谢珫墓志也云“安厝丹杨郡江宁县赖乡石泉里中”。“假葬”意谓临时葬地，“安厝”为最终埋葬之意，由此可见，从归正首丘的观念来看，东晋初年仍保留着北归故里之期盼的陈郡谢氏，晋末宋初已经接受了安处南方的事实。例二，《洛阳伽蓝记》卷三记南迁的琅琊大族王导后人王肃，北魏孝文帝时自建康北奔，“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元勰嘲笑王肃，王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可见，南迁北人后裔王肃已经以南风为“乡曲”，自认为南人了，而其生活习性也已完全南方化。按如陈郡谢氏、琅琊王氏这样在乎郡望、故土意识强烈的一流南迁大族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士族、庶族与一般南迁百姓？这样，经过土断而又被断为南方人者，只是在身份上或者户籍上对既成事实的追认而已；至于那些没有经过土断或在土断中仍然保留着“侨籍”的北方人，也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南方的一员。
总之，迁徙人口数量之众多、迁徙家族门第之显盛、迁徙延续时间之长久，都堪称空前的东晋南朝人口南迁，强力推进了江苏特别是江南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从比较的角度说，“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轩轾状况，从此以后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南北对比的天平上，虽然还没有出现均等的状况，至少天平的砝码增加给江南的部分在日益超出增加给北方的部分”(26)。换言之，“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27)；具体言及江南文化，则经历侨吴士庶的融汇，到南朝中后期，终于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此前的秦汉三国、开启此后的隋唐时期的新江南文化。
侨吴士庶的融汇与新江南文化的形成
新江南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南朝的中后期。所谓新江南文化，是区别于孙吴、西晋的江南文化而言的。总体来说，长期分裂的政局，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苏省域特别是六朝的核心地域江南，文化、学术乃至心理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而这种状况，在孙吴、西晋与东晋南朝的表现又有明显不同，即孙吴的江南本土化、西晋的江南本土化与北方化对抗、东晋南朝以汉魏及西晋的北方化的移植为基调的新的江南本土化；如此复杂的地域文化演变历程，密切联系着江南政治地位的变化、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相关的侨吴士庶文化的融汇。
自东汉末年以来，孙吴在东南地区的长期割据及其独立建国，为江南吴姓士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机遇、经济环境与文化氛围，江南的整体文化实力较之从前有了迅速的增长。陆机《吴趋行》描述道：“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四姓”指吴郡顾、陆、朱、张，是当时江南最显赫的家族，他们大多“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28)，政治力量既强大，经济实力也雄厚；以此为依凭，江南吴姓士族的文化修养也不断提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学门风，如《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朱武”姑且不论，文采风流的张氏、忠义世家的陆氏、厚德载物的顾氏，孙吴一朝确实都颇出文化人物。而其文化风貌尽管彼此有异，在东汉一代注重教化、传播儒学政策的导引与整合下，吴姓士族之以官方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则是大体一致的。
及至西晋灭吴，在江南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北方文化风尚变经为玄的双重影响下，吴姓士族经历着保持传统与无奈新变之间的尴尬。一方面，为身家利益计，他们不得不北上求仕，也必然要学习北人的做派，如吴郡陆机、陆云、顾荣，丹阳纪瞻等人入洛途中，都有习玄的举动；甚至在江南本土，北方的习俗也开始流行，葛洪便指责吴人在书法、语音、哭丧、居丧等方面竞相汰除旧俗，以“京洛之法”为上。(29)这表明在北方强势政治的征服下，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无可奈何地作出了一些习尚的调整。另一方面，西晋江南吴姓士族的主流心理与行为，还是维护着江南地域及其文化的尊严。此种心理及其表现出的行为，在西晋入洛吴士的言谈举止中显露无遗。《世说新语·赏誉》载吴郡蔡洪答人问“吴旧姓何如”时曰：
吴府君(下邳郡吴展)，圣王之老成，明时之儁乂；朱永长(吴郡朱诞)，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吴郡严隐)，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吴郡顾荣)，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吴郡张畅)，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吴郡陆机、陆云)，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与此相对照，蔡洪与“洛中人”辩难时嘲笑其辈“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30)，颇是不以为然。而如蔡洪的这种不甘示弱的文化心理与行为，在江南士族代表吴郡陆机的身上，体现得更加典型与全面。陆机自傲于自己的族望，认为其“父祖名播四海”，当无人不晓；陆机瞧不起北人的生活方式，当北人王济指羊酪问机“卿吴中何以敌此”时，机答“千里莼羹，未下盐豉”。(31)莼羹虽为江南美味，未下盐豉的莼羹却淡而无味，不过在陆机看来，这已敌得过北人的奢侈食品羊酪了；陆机自信于自己的才学，而鄙夷北人。陆机原欲作《三都赋》，闻北人左思作之，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后来陆机看到了左思的作品，方才叹服，“遂辍笔焉”。(32)陆机的许多思乡诗，则充满了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之情。
其实，蔡洪、陆机这样的文化心理与行为，普遍存在于西晋一代的江南吴人中。也因如此，西晋江南地域的文化主体仍然因循着汉魏经史传统，而明显区别于北方地区经术衰微、崇尚玄谈的新风。
江南文化的真正转型是在东晋南朝。伴随着五胡入主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北朝胡族政权的统治，北方汉族文化南移，江南成为华夏正统所在；这新的华夏正统文化，又不同于原先西晋的北方文化，它是侨吴士庶文化在江南地域的融汇与新生。(33)
东晋南朝江南地域的居民，可区别为土著吴姓与北方侨姓两大来源，享有特权的士族与没有特权的庶族两大等级；他们两相组合，便是侨姓士族、侨姓庶族、吴姓士族、吴姓庶族四大群体。这四大群体起初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侨姓士族是魏晋北方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继者，家学门风普遍玄化，他们的渡江而南以及竭力保持其文化特征，也就意味着此种北方文化比较完整地搬迁到了江南；吴姓士族如上所述，学术方面力图固守汉魏经史传统，语言、礼俗、书法等方面也与北方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又侨姓庶族文化以尚武好斗为重要特征，吴姓庶族文化则以“妖而浮”的吴歌等著称(34)。至于这四种文化的融会，始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马睿移镇建邺(282年改建业为建邺)，以侨姓为主并引用吴姓经营江南，一直持续到陈朝灭亡；其融汇的步骤，先是同一等级之间即侨吴士族之间与侨吴庶族之间的文化融会，使得侨吴文化的差异逐渐演化为士庶文化的差异，再是士庶文化的融会，最终形成一种体现江南社会整体特点的新江南文化。
侨吴士族文化融汇的主要趋势是吴姓士族的“北化”。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盖随晋渡江者百家”；《隋书·牛弘传》：“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这些集中于首都建康周围、富有文化的中原冠盖，在东晋南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把持了中央政权，而且高居社会上层，因此成为吴姓士族羡慕与仿效的对象。吴姓士族积极学习侨姓士族带来的北方精英文化，行为举止甚至语言都追踪“预流”。如《晋书·谢安传》：
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之。
这些京师士庶与名流中，当然包括不少的吴姓士族。又东晋初年，侨姓高门王导为了笼络吴人，还往往强作吴语；而据《宋书·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特别强调这数人“吴音不变”，可见其他吴姓“贵达”在正式场合若朝廷议论、社会交际时，已经不操吴语。换言之，迁来江南的北方京洛语言成了官方雅言，南朝士族无论侨、吴都讲这种官话。语言是地域文化最为显明的表征之一，吴姓士族连语言都变了，其他可想而知。
侨吴庶族文化融汇的主要趋势则是侨姓庶族的“吴化”。迁入三吴地区的侨姓庶族分散于吴人之中，社会、经济地位不高，有些甚至沦为吴姓豪族的佃客。以此，这些侨姓庶族与吴姓庶族接触较为密切，彼此通婚，也大多不同程度地说起了吴语。如萧齐大将、临淮射阳(今宝应县东北)人王敬则，侨居晋陵郡南沙县(今常熟市西北)，本系侨姓庶族，“性倜傥不羁，好刀剑……屠狗商贩，遍于三吴”，终生不识字；及其显达，“接士庶皆吴语”。(35)其子仲雄更作吴歌。王氏父子显然已经相当“吴化”。
以上的吴姓士族“北化”与侨姓庶族“吴化”产生的结果，便是士族社会的侨吴融汇以侨姓带来的北方文化占主导地位，庶族社会的侨吴融汇则以吴姓原有的江南文化占主导地位。由此，侨、吴文化的差异，逐渐演化为上层士族、下层庶族两个等级的差异，比如在语言上，“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36)当然，这种语言差异既体现了士庶的等级差异，也会随着士庶关系的变化发生改变，而这便联系到了东晋南朝侨吴文化融汇过程中存在的另外两个倾向，即侨姓士族越来越多地受到吴姓庶族文化的影响，吴姓庶族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侨姓士族的文化。
侨姓士族受到吴姓庶族文化影响的表现，诸如吴歌在侨姓士族中的传播，侨姓士族逐渐学会了吴语并以之接庶族，出自吴姓庶族的诸多俗文化变成侨姓士族文化的一部分，正所谓“渡江已百余年，侨人虽高自标置，不自觉中亦受南人影响”(37)。至于吴姓庶族，更以侨姓士族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为慕仿的榜样。如刘宋侨姓士族、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北)人徐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而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这些三吴门生，效仿徐湛之的士族做派，“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38)及至南朝中期以降，吴姓庶族中既颇出文学、艺术、学术人才，其意识形态、风俗好尚也往往与侨姓士族略无二致。
进而言之，无论侨姓还是吴姓，到了南朝时段，士族文化的“庶族化”与庶族文化的“士族化”，又都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士族之接受庶族文化，与南朝皇室出身庶族有关；保持着浓厚庶族色彩的皇室，使得庶族文化成为南朝上层社会文化的一个来源，并逐渐为士族所接受。庶族之依仿士族文化，则决定于士族拥有的主导性社会地位；而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许多庶族地主与商人运用各种手段挤入士族行列或者冒称士族，也使得这些庶族在文化方面更加全面地“士族化”。
异常复杂、彼此交叉、或速或缓、有显有隐的侨吴士庶之间的文化融汇，使得江南地域的侨、吴、士、庶文化越来越相互接近，其结果便是融合成为新的江南文化。这种新江南文化与旧江南文化的区别，如唐人杜佑《通典·州郡十二》的记载：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杜佑所谓扬州，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诸省，江苏的江南地域则是其核心区。按照杜氏的描述，永嘉之前的江南，还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之区，及至南朝后期，已成“艺文儒术，斯之为盛”的文明之邦，导致这种仿佛天渊之别的缘故，乃是“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而依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江南地域社会风气从“轻悍”、“好勇”、尚武多力到“怯懦”、“敦庞”、斥力尚文的变化过程，也是大致始于东晋后期，完成于南朝。(39)换言之，新旧江南文化的转型开始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此前之孙吴、西晋时段可以归入上承秦汉的、南方地域色彩浓厚的、以“轻死易发”(40)为特征的旧江南文化范畴，此后之东晋、南朝时段则属下启隋唐、熔铸外来的北方文化与土著的江南文化特点、以“艺文儒术”为表征的新江南文化范畴。
新江南文化之新，表现在诸多的方面。以语言论，唐长孺指出：“江南士族普遍学习洛阳话。……葛洪所谓‘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语言就是这种吴人口中的北语，隔了多少年之后，连侨人也受到同化，一样的说那种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了”；(41)推而论之，南朝士族说的是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而南朝庶族说的是不南不北的北化吴语；又随着南朝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兴起，士族说的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进入了庶族社会，庶族说的不南不北的北化吴语进入了士族社会，这种相互渗透更促进了两种不南不北的语言的融合。当然，融合的程度在江南的不同地域还是有差别的。在侨姓与士族占有优势政治地位的建康一带与占有优势人口数量的京口周围，新语言是以洛阳话为基础、杂有吴音的雅言，今南京、镇江等地，于是逐渐转变为间杂吴语的北方语言区；而在吴人为主、侨人散布的三吴地区，则形成了兼具北方汉语的基本语法、丰富词汇与原始吴语的婉转发音、生动习语的新吴语，今天的江南吴语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北方汉语的成分，以及其优雅和富于表现能力的特征，正可追溯到东晋南朝时段。再以音乐舞蹈论，《旧唐书·音乐志》：“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也就是说，永嘉乱后大部分丧失于北方而小部分传入江南的北方精英阶层的乐舞，与江南的民间乐舞结合，形成了侨吴乐舞融合的“新声”。至于其他方面，如学术风气、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熔旧出新、移易转型；即以学术风气为例，原先恪守经学、寻章摘句的特点，转型成为浸润玄风、阐发义理的风格。
要之，西晋永嘉乱后加速转型而形成于南朝中后期的新江南文化(42)，继承并发展与丰富了原先的北方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精华，因此较之更加优胜；与同时的北朝胡汉融合下形成的新北方文化相比，新江南文化也更为精致优雅，并被视为汉、魏、西晋北方文化的直系继承者，而其回传、反哺、补充新北方文化的结果，又使之成为隋唐北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与隋唐精英文化的基础之一。
需要简略提及的是，经过侨吴士庶的融汇而形成新江南文化的情形，在东晋南朝的今江苏省域之淮南甚至淮北地域也有体现，这由上文的侨州郡县表即可推知大概。简而言之，若以江南为比较的标尺，则由江北而淮南而淮北，这种侨吴士庶文化的融会，优雅色彩的士族文化的比重越来越小，勇武色彩的庶族文化的比重越来越大，受新江南文化的辐射程度越来越低，受新北方文化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再从文化面貌说，大体越往北，北方化、胡化越浓，军事意味、粗犷意味越强。如言淮北，《隋书·地理志》称：“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言淮南，《隋书·地理志》称“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无疑，淮南、淮北诸如此类的情形，同样联系着疆域形势与统治民族的变化，迁移人口与社会群体的构成，以及各别地域军事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变迁、交通条件与经济条件的影响等等复杂因素。而迄至南北朝末期，虽然尚未形成仿佛新江南文化那样面貌清晰的新淮南文化、新淮北文化，淮南、淮北的地域文化却也较东汉、三国、西晋时段，更加复杂、丰富、具有活力。
然则总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今江苏地域文化，在多元而且多变的因素作用下，其文化成就仅以南方系统的六朝为例，韩国磐就曾有这样的概括：“述文事则二陆为吴郡之英，陶谢乃晋宋之杰，沈范则领袖风骚，徐庾则专擅文采。四声八病，始发明于江左；文选文心，均载誉于千年。至于书尊逸少，画赞虎头，咸称绝作，雄踞艺苑。若乃天文地理，历法术数，皆有创造，超迈前人。勾股有方，割圆有术，钢经百炼，船名千里，超越江海，窥测日月，精思妙艺，层出不穷。由是而言，六朝固为纷扰多事之秋，亦饶繁盛发明之迹。”(43)如此，若再加上北方系统的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那么，今江苏地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的文化成就，正如满天的星斗，熠熠生辉。
注释：
①参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0-82页。
②在《周礼》每篇的开头，都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套话。划分政区即是“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此为“设官分职”、管理百姓以及发展文化等等的前提。
③⑦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54、163页。
④沈约：《宋书·州郡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3页。
⑤(18)杜佑：《通典·州郡一·序目上》，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8、1038页。
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元嘉二十八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3966页。
⑧姚大中：《南方的奋起》，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第196页、第217页。
⑨以上详陈寿《三国志·吴书》及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
⑩(16)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9-50、57-62页。
(11)(27)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收入氏著《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9、199页。
(12)东晋南朝的侨州、侨郡、侨县，多因原州、原郡、原县侨流而设，所以能够表达人口迁徙的始点与终点，提供有关迁徙时间与迁徙路线等等的线索。
(13)详参胡阿祥《东晋、南朝江苏境内的侨州郡县》，《江苏地方志》1990年第3期。
(14)“新立”者，指侨郡、侨县的名称系新创，没有对应的“原地”。
(15)具体的估算方法，详胡阿祥：《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输入与输出--分别以今山西省域与今安徽省域为例》，《文史》2008年第1期。
(1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9)先是杨广即位之初，窦威等人撰《丹阳郡风俗》，以吴人为东夷，杨广大为不悦，杖责窦威等，乃有此敕文，并命虞世南等修《十郡志》代之。
(20)禅梁建陈的陈霸先，为祖先北方颍川郡而已土著化的南方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东)人。说详胡阿祥《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1)按宁镇低山丘陵地带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比较适宜小麦等旱地作物的种植，这对于南迁侨民的地域选择，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2)姚思廉：《梁书·王筠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487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页。
(24)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1-173页。
(25)东晋南朝所谓“土断”，着力于整顿侨置即“正其封疆”，重新定籍即“土断人户”，目的在于“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说详胡阿祥《论土断》，《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6)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28)(29)葛洪：《抱朴子·吴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64、247页。
(30)(34)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6、88页。
(31)房玄龄等：《晋书·陆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2-1473页。
(32)上揭《晋书·文苑·左思传》，第2377页。
(33)本节以下内容，详参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收入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4-91页。
(35)李延寿：《南史·王敬则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7页；萧子显：《南齐书·王敬则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84页。
(36)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9页。
(37)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收入氏著《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38)沈约：《宋书·徐湛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4页。
(39)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0)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7页。
(41)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357页。
(42)永嘉乱前，若三国时段江淮人口的南迁、西晋时段吴姓士族之受北方影响，也作用于旧江南文化的渐变。
(43)韩国磐：《略言六朝之盛》，收入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1993年，第1页。
作者：胡阿祥 来源：《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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