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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三国末期，西晋最终统一全国，但是西晋国祚不长，晋惠帝即位后，受“八王之乱”影响，北方战乱不休，诸胡纷纷内迁，西晋很快四分五裂，司马氏宗室基本团灭，北方士族也遭受重创，许多士族死于战乱，跟随晋宗室“五马渡江”的北方士族力量并不十分强大，而东晋之所以能偏安东南百余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江东士族选择了与东晋皇室和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士族合作。可以说，东晋建立之初，以吴郡顾氏为首的江东士族的战略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及其家族的兴衰，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东晋政局的变化。本文打算分析在“太康之英”陆机兄弟被杀后，以吴郡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在应对西晋末年江东陈敏之乱、司马睿晋室南渡时作出的战略抉择，分析吴郡顾氏对东晋初期的政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西晋初年吴郡顾荣北上出仕的不利遭遇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六路大军伐吴，以摧枯拉朽之势，仅用5个月时间，就灭亡东吴政权，完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西晋统一江南之后，自恃正统的北方中州士族大多看不起江东士族，称其为“亡国之余”。感觉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江东士族对北方士族很是不满，往往采取与西晋朝廷不合作的态度， 被武力征服的江东吴地仍存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晋书》卷二八《五行志》载：“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有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这些民谣反应了西晋灭吴之初，吴人渴望孙吴政权重新复起的心态。 在这种心态的熏陶下，在西晋初期，江南吴地武装叛乱此起彼伏。如《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太康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另同卷载：“（太康三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 此时的江东士族，号称有“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位居首位的就是吴郡顾氏，在孙吴时期，顾氏就是孙吴政权的重要力量，《三国志》卷六十一记载：“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而顾荣的祖父顾雍封相，更是成为顾氏家族在江东兴盛的巅峰。 面对吴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以及南方士族背后暗地容默许支持，为了笼络江南士族与朝廷合作，晋武帝司马炎不得不采纳华谭等人的建议，“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阖闾，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除了对吴地轻徭薄赋，还积极吸收江南名士入朝为官。如“吴之旧望随才擢叙。” 于是，在日后以“鹤唳华亭”典故闻名于世的吴郡陆机兄弟的引领下，顾荣也与他们同时入洛，并深得当朝名士、太常张华的青睐。“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荐之诸公。”。虽然文才不如“太康之英”陆机兄弟，但顾荣“清望”卓著，并获得“江南望士”的佳誉。  顾荣苏州石刻像 但是，在西晋当权的北方士族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笼络江东名士巩固政权的必要性，大都抱着鄙视南人的心态，称其为“亡国之余”，使得北上出仕的江东名士仕途坎坷，这其中以陆机兄弟的遭遇最为典型。尽管顾荣为人宽厚，处境相对好些，但随着“八王之乱”使得晋室内乱不断加剧，尽管南人小心谨慎，但也时刻有性命之忧。顾荣先后在赵王司马伦和齐王司马冏幕府下为官，处境极为艰难，“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以至“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 特别是看到江东士族领袖陆机陆云兄弟因“河桥兵败”被杀的悲惨下场，信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理念，许多江南士族官员纷纷选择离开北方是非之地，返回故乡。这其中以文学家张翰最为典型。《晋书·张翰传》记载，西晋文学家张翰为人纵任不拘，不愿卷入“八王之乱”，借口秋风起，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回乡。顾荣再三考虑之下，也决定离开是非之地，《晋书·顾荣传》记载，晋惠帝前往长安，征召顾荣为散骑常侍，顾荣“以世乱不应，遂还吴”。 纵观顾荣等江东士人北上出仕西晋朝廷的心理历程，存在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从起先的排斥，到后来的观望与试探，最后到失望，其主要症结在于地域意识的差异性。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晋之间的各种变故体现得很明显。 吴郡顾氏在西晋末年“陈敏之乱”中“先从后图”表现的内在原因顾荣南归故土后，顾荣实际成为了江东士族的领袖人物，而此时的西晋局势已然十分恶化，东海王司马越无力有效掌控西晋政局，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巴蜀和荆楚地区也陷入了动乱，此时的江东地区也并非是一片净土。为了有效维护江东地区的安定和维护江东士族家族的利益，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亟需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势力作为依靠根基。陈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江东的历史舞台。而顾荣在对待陈敏的反复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江东士族企图独善其身的打算不得不破灭。  八王之乱 陈敏之乱发生在永兴二年（公元305年），陈敏利用掌握漕运的机会，并在镇压流民动乱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力量，并在历阳起兵，自称大司马、楚公。陈敏希望在江东立足，就需要拉拢江东士族。
那么，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对待陈敏之乱的态度是怎样的？从《晋书》的记载看，大致是说顾荣等江东士族先“伪从之”，但是“素有图敏之心”，因此“先受敏官，潜谋图之”。但是，从史料来推断，顾荣等江东士族与陈敏之间无疑是有短暂的合作，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转而放弃支持陈敏的割据行为，转而与其决裂。不然难以解释陈敏能轻易统治江东一年多时间却没有遭遇反抗。顾荣等江东士族之所以与陈敏决裂，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陈敏据有江东之后并没有优待江东士族，反而大肆杀戮。《晋书·陈敏传》记载：“敏凡才无远略，一旦据有江东，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意思就是说陈敏占据江东后，没有进一步拉拢当地士族，反而处处打击他们，连顾荣也遭到陈敏亲信的排挤，使得顾荣等士族对其寒心，转而反对陈敏。 二是受北方西晋军队南下的威慑影响。此时的东海王司马越取得了短暂的朝政控制权，面对北方胡人的内迁，司马越也逐渐意识到经营南方的重要性，于是派陶侃、刘弘等人兵分两路进攻陈敏，陈敏处于军事危机之中，时任司马越祭酒的华谭写信给顾荣，发出了警告：
在华谭的威胁之下，如果顾荣等人不及时反戈一击，到时候朝廷大军顺流东下，扫平江东，顾荣等江东士族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顾荣权衡利弊，决定策动江东士族反对陈敏。 三是陈敏与顾荣等江东士族在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巨大。正如华谭在写给顾荣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降调江东士族与陈敏之间的社会阶级和地位差异巨大，认为南北士人虽有矛盾，但只是地域之争，而江东士族依附陈敏，不仅有失忠节，而且有辱士族的地位。 总的来看，顾荣等江东士族最终抛弃了割据的想法，反对“陈敏之乱”，主要是取决于形势的变化，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江东士族的切身利益，一旦战火延绵至江东，江东涂炭，这是顾荣所不愿意看到的。顾荣等江东士族的这一决策，深刻地影响了司马氏东晋政权的建立。在永兴三年，“五胡乱华”已经拉开序幕，西晋政权在中原一带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此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未雨绸缪，做好向南迁移的准备，派兵南下消灭陈敏割据势力就是例证。此时的荆楚地区已被流民所占据，并不太平，而江东一带却是比较合适的缓冲地带。在这样的情况下，放任陈敏割据江东，对晋朝政权的南迁计划十分不利。在西晋政权的软硬兼施之下，顾荣等江东士族反戈一击，与西晋朝廷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后来的司马睿南下进入建邺扫清了障碍。 顾荣在迎接司马睿和北方士族南渡方面表现积极，作用显著永嘉元年（公元307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以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正式经营江东。不久之后，西晋覆灭，在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的拥戴下，司马睿渡江在建康即皇帝位。与西晋初期相比，此时的士族势力对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的司马氏皇室和北方士族可谓是丧家之犬，南方士族在东晋时期称得上是东道主，司马氏和北方士族不得不极力拉拢南方士族，南方士族在朝堂上的地位大为提升。在东晋建立之初，司马睿采纳王导的计谋，由声望卓著的王导联络江东士族，促成南北士族上层的联合，重用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从而奠定了东晋立国的根基。  晋元帝司马睿  东晋十六国形势图
《世说新语·言语》曾记载司马睿与顾荣的一番对话：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司马睿对江东士族是否会诚心合作，并无绝对把握，而顾荣则从大局出发，明确表达了接受晋室南渡在江东建立新政权的合作态度。正是因为拉拢顾荣的需要，在东晋建立之初，司马睿对顾荣等江东士族很是倚重。《晋书·顾荣传》记载：“元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划，皆以咨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 ， 而顾荣之所以顺利地转向与南渡而来的司马氏家族紧密合作，主要有以下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在仕途方面颇受中州士族的歧视和排斥，顾荣本人也是这一地域矛盾的受害者，险些丧命于“八王之乱”，而江东士族的另一领袖人物陆机更是因与中州士族的矛盾被杀，应该承认的是，在晋室南渡之初，江东士族对东晋政权曾持排斥观望态度，但是，面对北方胡人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还有趁机南下的趋势，如果顾荣等江东士族不与东晋政权合作，那么江东就无法安定，就有可能给北方胡人以可趁之机，在夷夏的民族大义面前，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地域矛盾，就不得不让位更为紧迫的民族矛盾，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北方战火蔓延至江东地区，使得汉民族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一点陈寅恪先生也认为“为江东本身厉害计，江东士族也非与北方士族协力同心，以阻胡骑不可”，因此，顾荣从大局出发，抛却了地域偏见欢迎司马睿过江建国。 二是吴郡顾氏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深厚。作为吴郡的名门望族，顾氏家族长期以儒家文化作为家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儒家文化讲究忠君爱国，司马氏政权不但代表了正统君主，还代表着儒家学说的利益，从文化角度讲，顾荣等江东士族与司马氏政权合作有共同话题和利益。 三是为了东吴灭亡以来仕途受阻的江东士族们拓展前途。《晋书·顾荣传》记载：
东吴灭亡后，中州士族歧视南方士子，即使是陆机兄弟、顾荣等人北上出仕，也是郁郁不得志。司马睿南渡称帝后，亟需江东士族的合作，顾荣趁机大力推荐，使得许多才华没有施展空间的士人得以进入仕途，而且仕途空间和处境明显改善。司马睿也通过大力提拔江东士族，赢得了他们背后的家族势力的支持，“于是朝野皆服，中兴基于此焉”，奠定了东晋立国的基础。 结语总的来看，在两晋交际的历史重大转折点，以吴郡顾荣为代表的江东士族权衡利弊，慎重抉择，果断站到了反对试图割据江东的陈敏之乱的对立面，抛却地方割据自保的念头，为避免胡人继续南下，转而支持南渡的司马氏政权，在东晋建国之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拯救汉民族和汉族文化于危难之际，“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顾荣等江东士族的作用与贡献可谓大矣。 参考资料：《晋书》、《世说新语》、《三国志》、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江东地域社会与两晋社会阶层升降——以顾荣入洛仕进之遭遇及其在东晋立国过程中的作用为中心》、许占凤：《吴郡顾氏家族与两晋政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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