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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贾樟柯专门撰文提醒，成名人物不必诗化自己的过往。但毫无疑问，贾樟柯在各种场合都不自觉地缅怀着一个县城青年街头迷茫与内心单纯的青葱岁月。县城人际关系的直接与简白，县城生活的单调与暧昧，县城文化相对的粗鄙与功利，对于走出县城的回望者而言，是一种大都市难以寻觅的温情记忆。这种温情，往往孕育了县城青年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对庸常人生的批判，对个人前路的迷茫（在我看来，迷茫是一种使生命保持奔跑状态的基本要素）。贾樟柯无疑是县城青年的合适代表。 导演贾樟柯 相对县城青年的，是小镇青年。这是一群深入农村，亲近乡野而又在组织形态上靠近城市生活的半县城青年。他们往往是被城市俯视，而又甘心被乡村化的中间阶层。小镇青年可以不务农事，但调情的姑娘，可能是临近村庄的小芳；小镇青年可以惹事街头，但摩拳霍霍的对象，或许是比自己高几个辈分的同宗同族。 小镇青年和县城青年，都是城市侵犯村野的凌厉打手。他们满身风尘，听得懂空旷的田野大风，嗅得准腥气浓郁的大地体味。与粗糙的自然为伍，和简单的物质往来，身上多少会残留无知无畏的霸气与乡土宗亲的礼数。既能逃离农事，又可近嗅花草；既怀改造人生之雄心，又有高远的享受精神世界的人文情怀。显然，这些是大都市青年成长史中的缺憾。 关于小镇青年与县城青年的精神发育史，《城市画报》有个精彩结论——从土皮到雅皮。这些散发出泥土气息的非大都市青年，正以其生猛的对人生的进取之力，拓宽了当代城市生活的胸怀。这些雅皮们，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英雄。 贾樟柯电影中县城青年小武 很遗憾，我无法归类。我出身于农村，但父亲常年工作于外。工人之子，乡土生存。记得少时填表，到了“家庭成分”之栏，我常犯难。写“贫下中农”吧，哪有“贫下中农”拥有当地第一台收音机与第一辆自行车的？写“工人家庭”吧，母亲被当男人使唤地干农活天天都能看见。于是，我经常在“贫下中农”和“工人家庭”之间“蹦跳”。哪段父亲来信了，问候我了，我就写“工人家庭”；哪段时间农活多了，我被母亲骂了或者被爷爷夸奖了（“贫下中农”的名分反正是爷爷争取的），我就写“贫下中农”。我的这种机会主义的骑墙做法，还好没被班主任揭穿。 像我这种一脚扎入泥土，一脚伸向城市的孩子，在广大中国，应该不算少数——父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设祖国，从此洗脚上田。很可惜，那时出门的男人基本都成家，未成家的都会找个老家的老婆，于是大本营留在农村。有门路的，过若干时间，将家属的户口迁往城市，即使老婆没有工作，但家庭彻底与农村划开界限。没门路的，开始了几十年的两地奔波。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次回家，我和姐姐们长时间的兴奋和远距离的奔袭——车站离家十里，这对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而言，有点长征的味道。父亲大包小件，足拉一辆架子车。长时间不见父亲，有点胆怯。长年在外，父亲没有学会如何亲近自己的儿女，这是我们对父亲隔膜的原因之一，这也使得自己在性情养成上，个性过于偏执，怒易从心中起，恶也易自胆边生。 家长一方在外的乡土少年，容易诱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容易改造乡土的胎记。比城镇青年更诚实与拘泥，比县城青年更寡闻与笨拙。这是一群比小镇青年更泥土的土皮。至于能否雅皮，就看造化了。 文章摘自《懂，是对这个世界的告白》 《懂，是对这个世界的温情告白》，李军奇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这是一本漂泊流浪人的告白书。多少年恍然而过，故乡、故土、故人、故事……致那些在外漂泊流浪的人，愿你能读懂他们的内心。无论你我是否奋斗在路上，无论你我也都难免存在隔膜。故事中，有你也有我。愿我们真挚的内心不再孤单寂寞，在面对无奈与孤独中，诚恳地寻找自我。那些敲动内心与灵魂的话，说出来，就是一种勇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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