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 | 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

人的记忆

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

——普里莫-莱维

昆德拉发现了记忆与速度之间的秘密。他在小说《慢》里说——

“在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且说一个平常不过的情境：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他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记不起来。这时候他机械地放慢脚步。相反地，某人要想忘记他刚碰到的霉气事，不知不觉会加快走路的步伐，仿佛要快快躲开在时间上还离他很近的东西。”

今天的我们处于信息过快的消亡与更替之中。昨天，我们还沉浸在连云港人民即将面临的生命威胁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中，充满愤怒，一转眼我们就被国家机器下一个为了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而努力的牺牲品爆发出来的“洪荒之力”袭击了，全民处于一种不自知的娱乐与被娱乐之中。

沃霍尔几乎预言了一个融合了快速消费与盲目崇拜杂交出来的愚昧时代：每个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钟。而事实上是，不光是人，事件亦如此。一件事情在我们脑子里停留的时间还不容我们想清楚便马上被另一起事件替代了。

我们处于齐泽克笔下那种“事件的撤销”里。那些被替代的事件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也没有人再去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

仅仅一年而已。遗忘来的太快，而活着的人有罪。

昆德拉在《慢》里道出了某种具有启示意义的结局——“明日不再来，听众不再有”。

普里莫-莱维

提到莱维，卡尔维诺是这样说的——“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普里莫·莱维，意大利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这两种身份与经历建立了他写作的基础。

 

莱维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一个犹太家庭，成长于法西斯时代，受到当时的《种族法》的直接影响。莱维30年代在都灵大学攻读化学，并最终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教授帮助下拿到化学博士学位。1944年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俘，莱维公开了他的犹太人身份，于是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他回到都灵继续当化学工作者。1948年，莱维出版了第一本书。此后数年，一直笔耕不缀，撰写一系列文章，涉及诗歌、小说、散文、回忆录等各个领域，但所有这些文字的实质都是一致的：它们无一例外，都在书写集中营的生活、回忆与反思。这些文字，是创作，更是证词。

 

1987年，莱维坠楼身亡，被验尸官认为是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在美国，大家的反应是“40年后莱维先生死于奥斯维辛”。这也许暗示了些什么：奥斯维辛的焚尸房的烟囱虽然倒了，但属于它的记忆依稀尚存，回过头来，它继续折磨着人们的神经。而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莱维主要作品有《活在奥斯维辛》、《再度觉醒》、《缓刑时刻》、《元素周期表》、《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何时？》、《猴子的忧伤》等。《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

今天推荐他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文化评论家徐贲先生为《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文版撰写了万言导读，他写道：“这是莱维写得最沉重的一本书，既超出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书中罕见地流露出他只是在诗歌里才有所表达的激情，但基调仍然是一种局外人式的冷静和怀疑。”的确，莱维的写作，与他的化学家身份互相影响，他几乎是以化学家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他用文字来抵挡记忆的敌人，其著作刻意保持冷静，注重诉诸分析，“我想我的叙述愈客观，避免过分情绪化，就愈显得可信和有用”。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节选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

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具备了能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害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我们并不希望鼓励混淆、无聊的弗洛伊德学说、病态或者纵容。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们不能互换。前者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理解），而后者则会受到同情和帮助。但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曾经历了卑下且无法更改的暴行。

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人们已经注意到，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段。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

 

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在大多数的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人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药可救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总要伴随一段时间的深深的痛苦。

 

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80年代的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中，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

作者：普里莫-莱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