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莱维是一座国家纪念碑。而我时年 24 岁，为这次采访感到惴惴不安。而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都认为都灵人虚伪，冷漠（“falso e cortese”，他们说，“虚情假意”）。但我所见到的莱维是亲切而迷人的，严肃又不失风趣。那个下午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笑声，莱维不时会显得容光焕发，比如谈到登山的时候。我决定把关于奥斯维辛的问题留到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导向这个话题。我荒唐地担心那会让莱维觉得沮丧。我跟他谈科幻小说和化学。今天，再次听到那次采访的磁带时，我为莱维的回答听起来那么中规中矩而惊讶。在我遇到莱维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能够专业地应对关于纳粹暴行的问题。我们采访的下半程是以《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为中心进行的。现在，这本著作已经成为意大利校园中的指定读物。没有任何书籍能比这本书更深刻、更直接地表现出纳粹种族灭绝的恐怖，或对我们近现代的道德史提出如此尖锐的质问。作为人对人的暴行的无声证据，它始终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调查工作中的一个片断。我在都灵查阅一些微缩胶片上的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关于莱维祖父意外死亡的报道。那是一则启示。1888 年夏天，工程师米歇尔·莱维（Michele Levi）曾被紧急送进都灵的综合医院，圣乔瓦尼·巴蒂斯塔医院（San Giovanni Battista Hospital）。这所医院大楼的空旷和阴郁使它仍然宛如一座军事要塞，而其中的医务人员也如旧日一样热情、友好。令我惊讶的是，居然找到了医院 1888 年的出入登记薄。它仍然保存在医院厢楼的一间潮湿的房间里。岁月已经在纸张上留下了棕色的斑点。其他幸运时刻接踵而至。我联系过意大利集中营幸存者伊塔罗·蒂巴尔多（Italo Tibaldo），因为他曾经认识莱维。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份和莱维一起被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明细名单。这份名单为我提供了所有这些被投入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国籍和出生日期，也让我能够去想象那辆牲畜列车的死亡车厢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不可避免地，我所收集的许多材料对于犹太人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我并不是一个犹太人。而这个事实也许恰恰为我撰写此书提供了有益的客观性。莱维很少把自己称为“犹太作家”，他并不是通过宗教视角，而是通过一位世俗的人文主义者的更广阔视角去描写奥斯维辛。在莱维所撰写的所有主题中，正是纳粹集中营，以及战后欧洲精神和物质的毁灭，为他提供了长期的主题和素材。在近代也发生过其他大屠杀事件，但没有一件能像希特勒德国在欧洲中心所进行的这场屠杀这样残忍，这样“蓄意而高效” ——正如莱维所言。即使是莱维所尊崇的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凭借其不可思议的科学预言天斌，也无法预见在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发生的工业化屠杀。我们仍然在学习如何理解莱维所见证的这场大灾难。他的人生和著作反映了他的时代，而这篇传记则将他置于二十世纪这个更广大的框架中。
莱维的逝世，让欧洲文学界失去了一个最高尚、最富有人情味的声音。他的声望仍然与日俱增，现在他是世界最可敬的作家之一。就在莱维逝世后不久，他已经对其他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小说家普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夏洛克在行动》（Operation Shylock）是对莱维回忆录的痛苦（也是有趣的）致敬。伦敦东部的剧作家，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给我发来了一份他的电视剧本，《早餐》（Breakfast）。其中他借鉴了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此书从未被搬上舞台）。还有美国电影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承认自己在拍摄电影《爱与罪》（Crimes and Misdemeanours）时的灵感正是来自于莱维——一位叫路易斯·莱维的哲学家从高处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年轻时起，普里莫·莱维就开始遭受情绪低落的困扰，其后发展成抑郁症。他不易相处，也难以理解。但他仍然受到公众的爱戴。我希望本书能揭晓其中的一些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