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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建国 审定/曲夷 ⊙ 编辑/孟冠辰 摘要：发散性分析思维是形而上学的反对，对于《伤寒论》这样一部百读不厌又百读难解之书，必须运用发散性分析思维进行品读。本文从仲景原意、临床实践及学术创新三个方面，举例论证了发散性分析思维对于阅读、理解《伤寒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以此提出“用心读伤寒”的观点。
《伤寒论》是一本百读不厌之书，也是一本百读难解之书，之所以百读不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百读难解。在几十年研读《伤寒论》的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用心读伤寒，不要用嘴读伤寒。所谓用心读伤寒的意思，就是要运用正确的分析思维去读书，要运用灵活的辨证思维去临床，尤其是要避免线性分析思维，提倡发散性分析思维。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运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而发散性分析思维，就是“孤立”和“片面”的反对。这对于学习《伤寒论》这样“活泼泼”的(李克绍语)经典医著，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伤寒论》的写作比较特殊，仲景很少亲自讲道理，398条之中，仲景自己讲道理的条文仅四五十条而已。这就带来了问题：由于分析思维的差别，同样一段条文或方证，可能有数种理解和注释，这些注释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在研读的过程中如何取舍呢?我体会有三条：其一，符合仲景原意；其二，符合临床实践；其三，符合创新原则，而这三条必须与发散性分析思维相结合。下面分别论述之。
1 发散性分析思维与仲景原意
李克绍先生曾给日本学者题词：用张仲景的学习方法学习张仲景。我在1995年出版《伤寒思辩》中也讲过：要善于运用张仲景的辨证思维方法去研究张仲景的辨证论治思维特征。意思十分明确，就是研读《伤寒论》必须尊重张仲景的原意。我们允许在研读的过程中提出新的理论或概念，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符合仲景原意。如“六经”，作为三阴三阳的简称，虽然引起诸多歧义，但已是约定成俗，何况也不存在有悖仲景原意的问题。还有一些就不是如此，如经证腑证、三纲鼎立、白虎四大症、传手不传足等等。 例如白虎四大症。其实仲景并未提什么四大症，尤其是“大热”症。相反，仲景在阐述白虎汤和白虎加人参汤证时，偏偏讲无大热，讲时时恶风，讲背微恶寒，讲脉滑而厥。不只是白虎汤证如此，其它大热证，如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证、大陷胸汤证、大承气汤证等，也讲无大热或微热。很少有人提出，仲景为什么这样反常的论述问题?这样论述问题对比白虎四大症的说法孰优孰劣?其实，结论十分清楚，所谓的“白虎四大症”，实际上局限了白虎汤证的辨证思维和临床运用。仲景之所以如此反常地论述白虎汤证，就是意在提示我们，对于热证需要重视的不是什么大热，而是“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的病机，是“寒在皮肤，热在骨髓”的辨证。也就是说，仲景重视的是关于大热证的变法辨证思维，是一种“发散性”的分析思维，而“白虎四大症”的提法却恰恰显现的是线性思维。
再如太阴大实痛。因为一个大实痛的“实”字，伤寒注家与桂枝加大黄汤的“大黄”直线联系，于是得出“胃家实”的结论。这种完全不顾279条与280条的相关性和仲景原意的观点，竟然得到众多注家和学者的赞同，乃至成为所谓的“传统”认识。李克绍先生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批驳，其实仅仅一个280条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因为280条就是为了279条加芍药、加大黄而写的，可以视为仲景自己在讲述道理。原文是“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其一，仲景首先肯定是“太阴为病”，与阳明胃家实无涉；其二，尽管“大实痛”，却是实在脾络，决不是胃肠，因为“其人续自便利”；其三，正因为是脏虚而络实，所以用芍药大黄治疗络实之时，告诫我们应兼顾到脏虚。为了更准确说明这一点，仲景还进一步讲理云“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如此顺理成章的事，注家之所以讲成“胃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线性分析思维在作怪。即见到大黄就联想到大便，联想到大便就自然联想到胃家实。也就是说，除了泻下通便，大黄的活血化瘀，乃至清热解毒、泄热消痞等功能均统统被抹杀了。
2 发散性分析思维与临床实践
《伤寒论》是仲景临床经验的结晶，大多数条文实质就是临床病例的总结，因此，研读《伤寒论》一定要和临床紧密结合。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观点，凡是与临床不符或相反的，均应毫不犹豫地抛弃。如关于传经的所谓循经传(日传一经)、首尾传等等。 李克绍先生曾经以临床实践为据，批驳论证过少阴病篇吴茱萸汤证的“烦躁欲死”的问题。309条云：“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注家们注解此条常与296条“少阴病，吐利，躁烦者死”相联系。从表面的论述和症状看，两条基本一致，但为什么一为可治，一个日“死”?于是有的注家在烦躁与四逆的先后上做文章，认为309条是四逆写在烦躁之前，是由四逆转为烦躁，这是由阴转阳，故可治；296条是四逆写在躁烦之后，是由躁烦转入四逆，是脾阳已绝，故日死，这显然是典型的文字游戏。亦有的教科书解释云：两者虽均为死证，但309条是阳亡尚轻，正气尚在，故而可治。296条是阳亡极重，正气衰竭，故而日死。但就是没有想到，阳亡即使怎样轻浅，亦当用四逆汤回阳救逆，绝非吴茱萸汤所能治。所以李克绍先生认为，结合临床来看，吴茱萸汤证是寒浊阻塞在胸膈胃脘，阴阳被阻，不能相交，所以烦躁难忍、呼叫欲死。用吴茱萸汤温胃降浊，寒涎一开，烦躁即解。阴阳相交，厥冷吐利等症亦可好转。而296条是阳光欲息，四肢逆冷是关键，并且重病面容，蜷卧状态，其烦躁也是阴阳离决，绝不呼叫，也无力呼叫，与“欲死”者大不相同。先生最后质问云：这样的可治与垂死的差别，稍有临床经验的人都可一见了然，又何必从烦躁的先后和厥冷的轻重来做这些似是而非的文章呢?可见，结合临床研读《伤寒论》是多么的重要。
再举一个与大黄有关的例子，即大柴胡汤。大小柴胡汤证应均属于少阳病本证，大柴胡汤证是邪入血分、邪结较深的少阳重证。按仲景分证惯例，证有轻重，方有大小，如大小青龙汤、大小陷胸汤，同理，大小柴胡汤亦是如此。就是因为方中有大黄，103条又有“下之则愈”的说法，于是大多教科书基本将大柴胡汤证归类于少阳兼阳明证，可是真正的少阳兼阳明证应该是柴胡加芒硝证。所以大柴胡汤即使用大黄，完全不必从阳明的角度去理解。只要抛开”阳明“和“大便”，对于大柴胡汤方证的理解就“发散”了，临床应用大柴胡汤的辨治思维就灵活了，尤其是对大黄在本方中作用的理解就到位了。如果硬是将大黄与阳明、大便对应，在这种辨证思维的局限下，临床遇到大便正常的少阳胆热证，处以大柴胡汤时断然不会应用大黄。其实除了胆热脾寒的特殊情况，少阳重证即使大便正常，也要运用大黄。因为此时用大黄，根本不是针对阳明的，与大便硬否没有直接的关系。少阳病用大黄，取其清热解毒、活血通络、散结止痛之功，即使用后大便溏泄，也是间接发挥了釜底抽薪之力，对疗效大有裨益。如张姓妇女，患慢性胆囊炎十数年，胆区闷痛，纳呆嗳气，急躁易怒，舌苔黄厚腻。前医用大柴胡汤加减，可能是因为其大便基本正常，方中没有用大黄。服十余剂，虽然有效，但不明显。仅在原方加大黄6克，恢复大柴胡汤组方原意，服后大便溏薄，一日二次，但胁痛大减，胃纳大增，舌苔变薄，后改汤为丸以善后。
线性分析思维不但是研读《伤寒论》的大忌，亦是临床活用经方的大敌。同时亦说明，注解《伤寒论》的一切出发点，就是“临床”二字。一部《伤寒论》之所以能够历千余年而不衰，其根本原因就是，六经辨证所体现、揭示、阐发的辨证思维方法，对于中医临床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随着中医辨证理论和临床的发展，其所蕴含的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愈来愈彰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仲景医学求真》 更多关注，请添加 齐鲁伤寒名家姜建国工作室 与 齐鲁伤寒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参与分享，才有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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