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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军礼同邦国。”郑注：“同，谓威其不协僣差者。”军礼乃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即国家有关军事方面之礼仪活动及制度。《大宗伯》概括了周代军礼的主要构成：“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成周之制，以田定赋，以赋出兵。周之军礼主要由这五种具体的礼仪而组成[1]，其中，大师之礼用于出兵征伐；大均之礼用于均土地、赋税；大田之礼用于田猎操练；大役之礼用于工程营建；大封之礼用于界定疆域、勘定土地。军礼中之大均、大田、大役、大封四礼似与军备无关，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但凡国内有重大之事，诸如均田、征收赋税与押运、营建大型土木工程等，皆须动用军队。为保障政令之正常执行，便须有此类制度保证之。《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王者以礼治国，使天下趋于大同，但对于内部外部之威胁与干扰，必须“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2]。故《礼记·曲礼》云：“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五礼通考》云：“先王以礼治神人、和上下，将合斯世于大同，而四方邦国不能无变礼易乐自悖于王章者。礼之所不能治，则兵以威之。初非劳民动众以快一人之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与征伐，是传统儒家治国理念的两个最重要方向，缺一不可。 古天子诸侯有定期四时田猎之制度，教民以战，以示勤武。《周礼·大宗伯》：“大田之礼，简众也”。郑注：“田者习兵之礼，故亦禡祭。祷气势之十百而多获。”“古者因田习兵，阅其车徒之数。”孔疏：“此谓天子诸侯亲自四时畋猎。”《周礼·小宗伯》：“若大甸则有司而绩兽于郊，遂颁禽。”郑注：“甸，读曰田。”《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杜预注；“蒐，索择取不孕者。”另外，在《司马法·仁本》中，也有“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之说。这是古天子与诸侯遇农隙无事，行围射猎，既取宗庙之用，更重要的因之演习军事，因而备受历代所重视。“四时畋猎”乃军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蒐苗狝狩之礼。”[3]按，“蒐”，亦作“搜”。春蒐即“振旅”，夏苗曰“茇舍”，秋狝曰“治兵”，冬狩即“大阅”。此古天子四时教民以战之法。 《周礼·大司马》职：
“中春，教振旅。”郑注：“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春习振旅，兵入收众，专于农。”仲春训练行军布阵，学习如何辨别鼓、铎、镯、铙在战时作为号令之用途。仲夏田猎先教野外宿营之法，再教士兵分辨军中各种徽号表达之意。夏田主用车，追赶野兽之车停止田猎即结束。故《王制》云：“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仲秋教出兵之法，分辨各种旗物之用。仲冬教大阅，大司马誓戒于众。春夏秋各教其一，至冬大阅之时总教之。故郑注云：“春辨鼓铎，夏辨号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阅简军实以备军礼。”《礼记·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天子亲临大阅，命将帅操练士卒，讲习射、御、角力之技，这亦即后世冬季大阅之源起，并据此而定大阅之礼。大阅之目的在于检查备战状况，天子亲临，则曰“亲讲武”。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军礼八》“校阅”条云：
《白虎通》云：“王者诸侯，所以田猎者何也？为田除害，上以供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四时畋猎的主要目的无外乎四：一则“杀禽助祭，以敦孝敬”，亦用于宴飨宾客、充君之庖；二则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糟蹋；三则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故而要行“讲武”；四则就是如《孟子·梁惠王下》所云“与民同乐”。其最主要者，即检阅兵车之作战能力，以及在未来战争中协同配合之能力，故而殊为重要。四时畋猎中，春蒐、夏苗、秋狝之形式相差不大，其大致礼仪可见《谷梁传·昭公八年》：
畋猎之前，主管的官员要设立标志举行“貉祭”，点燃野草用以计时。向参与人员宣布注意事项后，开始击鼓围猎。俟野草焚毕，狩猎结束。春蒐所获猎物用以祭祀社神；夏苗所得猎物用以祭祀祖先；秋狝所得用以祭祀四方之神；大田礼最隆重者乃冬狩：车、步卒依次出军门列阵完毕，设置驱赶野兽用车，貉祭之后，将帅命击鼓发令，俟三通鼓，司马振铎、战车步卒做好准备。再次击鼓，人车齐进，开始围猎。所获大者须上缴，小则为己有。凡所捕获之禽兽，均割其左耳以计数。当抵达停止田猎之尽头，鼓声雷鸣，车卒步卒高声呐喊。于是停止田猎，猎获所得以祭四郊群神，返回后则献禽以祀宗庙。 但与《周礼》稍有牴啎的是《礼记》，《礼记》上则说“岁三田”，即夏季不行畋猎。《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礼记正义》云：“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者。以夏是生养之时，夏禹以仁让得天下，又触其夏名，故夏不田。”《左传·隐公五年》云：“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王制》又言：“天子诸侯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意即田猎之时，不得赶尽杀绝，昆虫尚未蛰伏之前，不得纵火焚烧田草，不捕获小兽、不取鸟卵、不杀怀胎之母兽、不捣毁鸟巢。古人田猎以“三驱”，三面而驱禽。围猎捕杀须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中国文化乃“仁本”文化，仁，更是儒家文化的全德之名。古人即目而兴仁，这些田猎之规定，清晰说明了先民们之于大自然的崇敬和温情。这对于今人来说，实不喾于莫大之警醒！ 在《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迁则记载了秦二世胡亥之昏暴：“（二世）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4]胡亥视无辜行人如草芥，居然“射杀之”，遑论田狩之“礼”可言也？纵指鹿为马、阴谋如赵高者亦不忍睹，遂正言而告之。 司马相如《上林赋》云：
这一大段优美辞赋则描述了西汉之时田狩情况。据此，可知西汉时期尚有先秦古礼之遗意存焉。
魏文帝曹丕亦有《校猎赋》云：
曹魏畋猎之礼，亦可以想见一二。
孔子云：“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司马法·仁本》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通典》曰：“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此乃古人之重要治军经验，在无战争之时，切不可高枕无忧，仍须积极练兵，以备突发战事。利用“四时畋猎”，正是古人在和平时期训练军队重要方法之一。
（赵孟頫《元皇校猎图》） 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后世的军礼已经不再、或难以再遵循周代军礼五种纲目之分，而主要体现于大师、大田二者之上。所以，秦蕙田《五礼通考》云：
根据文献记载，后世的军礼除了祭祀和战事，有的时代还包括射礼、宣露布[5]、筑城、内部治安、马政、大傩[6]等其他公共事务性活动。在古代的这些全部军礼内容之中，均离不开“礼”和“仁”的原则做指导。而有关战争起因、战场礼仪、战争方式、战争善后以及战争禁忌等方面的规定，则最能体现古军礼之精神，此乃古军礼核心之所在。换言之，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代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便是用“礼”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的战争行动。这正是孔子所言“杀人之中，又有礼焉”[7]之谓。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8]是其遗事也。”殷商、西周时期的战争，受“军礼”文化精神的规范，其战争的基本宗旨是“吊民伐罪”，所呈示的主导倾向为“义兵至上”。其战争形式，也充满了温和宽厚的特点、和“仁义”精神与“礼让”之原则。“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司马法·仁本》记载了周人在战争之前，要由冢宰向军队发布训令，其内容包括：不破坏敌方的土木工程；不烧毁房屋；不砍伐林木；不抢夺牲畜、粮食与器物；不伤害头发花白的老人、以及幼小的孩童；不能继续打击已经受伤的人，不抵抗的人也不应被视为敌人；敌人如果受伤，则应得到治疗并被放回；战争中遇到身份高的人，尤其是遇到敌军的统帅时，普通士兵一定要下战车敬礼；若是敌军统帅在逃跑，追赶的人一定不能不择手段地追杀；对待敌国的君主要像对待本国的君主一样尊敬；对方有丧事就不能乘人之危，不去攻打。等等。但到了春秋之际，当时“礼崩乐坏”的结果，导致战争由信奉“军礼”转变为了热衷于“诡道”。这说明，在历史的演进中，战争经历了由温和而残酷、由宗仁尚义而唯力是尚之变化。《淮南子·泛论训》云：
战争，从春秋之前的“道义化”、“温和化”演变为后世的“诡道”、“纵横”、乃至杀人盈城、流血千里，从而也侧面证明了夫子“礼崩乐坏”感喟之由来。诚如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
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从太史公笔下得睹暴秦之军的情况： 《史记·陈涉世家》：“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失期，法皆斩。”而遑论原因，暴秦之军，何以曰“礼”？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集解》谯周曰：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是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秦人动辄斩首数万，长平一战竟坑杀赵军四十万之众，遑曰礼义？“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这种令人发指的禽兽之为，又与古礼仁爱之教何有哉？ 《战国策》所云“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岂无稽之言耶？！ [1]后世礼书也有将射礼、日月有食伐鼓相救、马政、傩等内容作为军礼的。本文以从《三礼》为主，兹不引录。《通典》记载唐代军礼则有二十三种。见《通典·卷一百六·五礼篇目》。 [2]《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 [3] 唐杜佑《通典·卷七十六·礼三十六·军礼一》。 [4]《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5] 宣露布，起源于后魏。《通典》云：“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名为露布，自此始也。其后相因施行。”后魏以漆竿上张缣帛，写上捷报的“露布”形式发表战胜消息，后来被广泛采用，露布就成为“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的报捷喜讯。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仪。 [6] 傩，一直就是古代军队的重要仪式，唐代的军礼也有着军傩。《通典·卷一百六·礼六十六》“序例上”：“五礼篇目 四曰军礼，其仪二十有三：一、亲征类於上帝。二、宜於太社。三、告於太庙。四、禡於所征之地。五、軷於国门。六、告所过山川。七、宣露布。八、劳军将。九、讲武。十、田狩。十一、射宫。十二、观射。十三、遣将出征宜於太社。十四、遣将告太庙。十五、遣将告齐太公庙。十六、祀马祖。十七、享先牧。十八、祭马社。十九、祭马步。二十、合朔伐鼓。二十一、合朔诸州伐鼓。二十二、大傩。二十三、诸州县傩。”在《通典·礼九十三·大傩》中有着详细的大傩、州县傩礼具体仪节的描述。 [7]《礼记·檀弓下》载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事，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8]《司马法》是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后世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记载了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原作者不详。《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它包涵了西周军礼的内容，如军队的建制、治军的思想、军队的训练和管理等等，其中也涉及了治国的战略思想。与后世兵法如《孙子兵法》强调“兵以诈立”不同，《司马法》讲究仁和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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