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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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生物化学家的医生

不是好科学史家

——说说李约瑟《文明的滴定》

 

商务印书馆

李婷婷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文明的滴定》终于要问世了，小编喜孜孜地向朋友炫耀（介绍）的时候，遇到

最多的问题竟然是：

 

滴定是啥意思？

这本书讲的是啥？

李约瑟姓李吗？

名儿挺洋气啊。

朋友们！你们怎么跟我一样，化学知识都还给体育老师了吗？

“滴定是一种化学实验操作，也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手段，是指用已知强度的化合物溶液来测定某溶液中化合物的量。”

回忆起化学老师的脸了吗？

至于文明的滴定，可以想象有个奥运会，这个叫李约瑟的英国人是裁判，拿个记分牌到处记。好比说，他发现中国队公元前984年首先建了一个运河水闸，中国队得1分，亚述队公元前690年有灌溉渠，亚述队得1分。中国第一条运河出现在公元前219年，中国队又得1分。这么滴定滴定又滴定……

Bang！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但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

 

火药发明于中国

传到欧洲后的景象

在本地的景象

指南针发明于中国

传到欧洲

发现了新大陆

在本土

发现了好坟地

他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本来只想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谁知写着写着，洪荒之力爆发，加上又有很多人加入这个写作的行列，于是，一本变成了两本，两本变成了三本，最后竟发展到了27本！

这就是蜚声世界的七卷27分册《中国的科技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迄今已出版24分册），并不断被译为中文出版，也就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宣扬中国的科技和文明，这是为什么？

故事要从李约瑟从小就很开挂的人生说起：

1900年，李约瑟生于英国，母亲“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喜怒无常，生起气来爱往老公身上乱扔东西（主要是盘子），上一秒眼泪汪汪，下一秒有可能就哈哈大笑。

 还好，李约瑟有一个靠谱的父亲。他在父亲的教育下，会做木工活，观察鸟类，了解欧洲的地理和植物分类知识，精通法语和德语，十岁就能阅读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由于父亲是医生，他经常有机会观摩手术，还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做过助手，对人体解剖了如指掌。

19岁，李约瑟考入剑桥大学，申请的专业是医学。

但是，入学后，学霸才发现，外科医生太简单，

“就是锯骨头，不需要太多智力”

 

于是改学化学，跟随当时的生物化学大牛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学习，短短几年内就成为高级讲师。

24岁，李约瑟完成博士论文答辩。顺便还娶了个妹纸，也是生物化学家的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

两人维持一种“开放”的夫妻关系，他们相互保证，在保持婚姻的前提下，任何一方有需要，随时可以寻找新欢。（真·人生赢家！）

 

30岁时，李约瑟在剑桥大学出版了3卷本《化学胚胎学》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

也就是说，到30岁时，李约瑟已经实现了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成就。不过，在他长达95年的一生中，这才刚刚热了个身。

遥想他后来又成了蜚声世界的科学史家，并获得了萨顿奖（相当于科学史界的诺贝尔奖），总感觉他用生命阐述了一句话：

不想当生物化学家的医生

不是好科学史家

 

好戏还在后头。

1937年，一个来自中国南京的女子鲁桂珍来剑桥留学，师从李约瑟的妻子多萝茜。但，李约瑟与鲁桂珍却一见钟情。

 

鲁桂珍

 

李约瑟爱上了这位中国女子。不仅如此，爱屋及乌，他开始学中文，并越来越痴迷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这个问题。

1941年夏，李约瑟被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为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拥有一个外交参赞的头衔。

1943年3月，李约瑟终于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在中国待了三年。

在中国期间，李约瑟行程三万英里，比崔健早几十年，用实际行动表示：

去过敦煌，看过都江堰，见识了无数三教九流的人物，李约瑟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深，但他对“李约瑟问题”问题的兴趣始终不变。

从1944年到1966年，他二十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答案，被最完整地汇集在这本《文明的滴定》中。

 

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小书，有些地方我们能看出他脑洞的清奇：

比如，在几乎没有历史材料支撑的前提下，他坚持认为，开普勒受到中国磁学的影响；第谷·布拉赫在16世纪时采用了中国人的赤道装置和赤道坐标，并且一直用到现在。

看到中国江西的独轮帆车，李约瑟激情澎湃地说：它“激发了现代科学创始人的想象力，不用多久，现代科学就会制造出时速400英里的飞机和4000英里的火箭。”

说庖丁解牛是“一种对原始解剖学的暗示，是理解万物本性的开端”。

但在更多地方，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很有启发性：

 

“欧洲是海盗文化，在其疆界之内总觉不安，神经兮兮地向外四处探求，看看能得到什么东西——亚历山大大帝到过大夏，维京人到过维尼兰（Vineland），葡萄牙人到过印度洋。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则自给自足，19世纪之前几乎对外界无所需求（因而有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政策），一般只满足于偶然的探险，根本不关心未受圣贤教化的远方土地。欧洲人永远在天主与‘原子和真空’之间痛苦徘徊，摇摆不定，陷于精神分裂；而智慧的中国人则想出一种有机的宇宙观，将自然与人，宗教与国家，过去、现在、未来之一切事物皆包含在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紧张，欧洲人在时机成熟时才得以发挥其创造力。无论如何，直到如此产生的现代科学与工业的洪流冲毁了中国的海堤，中国才感到有必要进入这些伟大力量正在形成的世界。”

 

“古代道家思想家虽然深刻而富有灵感，但或许因为他们非常不信任理性和逻辑的力量，所以未能发展出任何类似于自然法则观念的东西。他们因为欣赏相对主义以及宇宙的博大精微，所以在未奠定牛顿式世界图景的基础之前就在摸索一种爱因斯坦式的世界图景。科学沿着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发展的。这并不是说宇宙万物的秩序‘道’不遵守尺度和规则，而是道家往往把道看成理智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也许可以说，由于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把科学交给道家掌管，所以中国科学只能在一种大体上经验的层面上发展。”

 

书中关于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的讨论，关于官僚封建制度的讨论，等等，也都处处能见到亮点。

李约瑟敢于采用大历史视角的勇气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历史学家林恩·怀特称赞说：“他能够追问大问题，因为他没有那种虚荣心，不会畏惧别人可能认为其回答是错误的。”

荷兰著名科学史家H.弗洛里斯·科恩曾经写过一部点评天下科学史家的“琅琊榜”：《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这本书讨论李约瑟时所花的篇幅比讨论其他所有科学史家都长，因为科恩认为：“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

 

是耶非耶，留给后人评说。

更多的内容，自己去看这本书吧：

哲学园首发

《文明的滴定》

[英]李约瑟著

张卜天译

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