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超删5：欧洲统一趋势的薄弱

查理曼大帝被教皇加冕，目的是教皇要显得比世俗王权地位更高，这个观念在欧洲后来的历史上由教会理论家明确提出，因为教皇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因此有权管理地上的所有人，包括对世俗君主的认可和废黜。但王权并不乐意如此。王权有时候需要教皇认可的名誉，有时候也需要脱离教皇权利的自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主权。如果一个主权还要听命于遥远的罗马教皇，常常会造成冲突。这种多个利益相冲突的结果，在教皇驻地附近更明显。意大利是现在国家的名字，在唐朝向宋朝过渡时期，意大利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可以用亚平宁半岛称呼它。

亚平宁半岛并不大。唐宋之交，如果把亚平宁半岛上权力界限划分清楚，大致像一个马赛克拼图。北部主要是意大利王国，还有一些独立的城市。中部是教皇区，或者叫教皇国，还控制着周边几个小国家。南部则属于拜占庭。地中海上的西西里属于阿拉伯人。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威尼斯。从权利关系上说，威尼斯属于远在土耳其的拜占庭，从地理位置上说，威尼斯在意大利北部。按说罗马教会要收回威尼斯的权利也不难，这么一个小地方，随便哪个国王经罗马教皇的一个暗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威尼斯解决了。但是，欧洲当时需要与东方的贸易，威尼斯与拜占庭的特殊关系，使得拜占庭只认可威尼斯的贸易权利。如果罗马教会把威尼斯变成自己的领地，与东方的贸易很可能会中断。于是，威尼斯基本上成为在欧洲的飞地，为了一种特殊利益，而没人管它。当然，罗马教会也不能让它发展得太大。

威尼斯是一个典型，在欧洲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平衡下，获得奇怪的独立，从而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发达的城市，但人口也就几万人，与当时中国的城市不可同日而语。威尼斯虽然与拜占庭有特殊关系，但是，为了利益，它并不完全维护拜占庭。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曾经为十字军提供过船只，从海上进攻拜占庭。这当然是为了钱。以后欧洲出现的一些所谓独立的城市，都有威尼斯的明显特征：为了钱而不顾原则。因为它没有原则：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只有贸易的利益，经济利益就是唯一的原则。

教皇权力的存在，是意大利长期分裂的原因。换一个角度看，世俗权力的分裂、削弱，事实上是教会权利增强的必然。当时的欧洲，教会是统一的力量。如果把教会类比成中央政府，那么，世俗政权就相当于地方政府。地方世俗政权如果强大，就更容易挑战教会的中央权力。中央权力的宗教性和地方权力的世俗性，使得欧洲在权力系统的本质上就不协调。所以，欧洲教会中央权力的扩张，同时伴随着文化上的征服和思想统一。因为，当时欧洲的很多民族在文化上都比较落后，中央权力以宗教方式介入地方，必然要求改变地方的文化习惯，从而引发很多冲突。

在中国，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矛盾，在文化上引发的冲突，远没有欧洲那么明显。即便是汉文化向外传播，也不以宗教思想的统一为原则，而是世俗政权的制度形式。由于制度形式的改变，对于后进民族好处更多，因此，中国没有欧洲那种传教士，跑到每个地方，拼命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基督教。相反，在中国文化辐射的地区，都是后进民族从主动或自愿接受中原的制度形式和中原文化，从而在世俗社会中，渐渐融为一体。如果中原文化没有这种本质上的先进性，这种状况不会发生。中国以自己客观上显而易见的优异，吸引了别人自觉接受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并且听从别人的自愿。但是，欧洲教会则是自认为自己最先进、最正确的制度和文化，便强行要求别人全盘接受，并且否定所有选择性吸收的价值。虽然当今欧洲教会已没有多大的世俗权力，但是，它所遗留的方式在当今西方世俗文化的扩张中依然存在。在客观上，教会的先进和正确并不明显，尤其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只有当中央政府自身出问题之后，地方政权才会与中央发生激烈对抗，对抗的目的常常是“取而代之”，自己成为新的中央。在欧洲，不管教会作为中央政权出不出问题，对抗都始终存在，因为宗教和世俗，两者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同。因而，在欧洲发生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对抗，结果并非要以新的中央取代旧的中央，而是要求地方世俗政权独立，彻底摆脱中央的宗教权利。

中国在宋朝以前就已经明确，宗教不可以成为最高权力，中央权力一定要掌握在世俗权利手中。1500年左右，欧洲教会的中央权力逐渐被抛弃，类似成为中国历史上没什么作用的东周王室，欧洲便进入了战国时代。与中国不同的是，号为天子的东周王室虽然没什么影响力，它毕竟是一个世俗的权力。春秋战国打完几百年后，新诞生的世俗权力改造性地恢复“天子”的统一权力，在中国成为很正常的选择。然而在欧洲，由于教会与世俗权力有很大差别，并且时常矛盾，它作为中央权力的最高地位丧失后，没有人再试图恢复教会形式的中央权力。

文艺复兴期间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以薄薄的一本《君主论》受到欧洲当时无数集权君主的欢迎，实际上，其思想内涵无非就是中国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所谓权术而已。但它并没有促进统一，反而助长了类似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分裂。尤其当拜占庭最终被伊斯兰攻占以后，欧洲统一的传统最终没能延续，到今天依然难以出现。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历史，实际上是摆脱宗教的中央集权后，各个世俗政权开始追求自己的“地方中央集权”。参照中国的历史概念来说，当今欧洲的国家，都是坐大的地方势力，依然处于中国的战国时代。中国和欧洲对于统一和分裂、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早在1000年以前便已经存在。自从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之后，西方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然而，在欧洲教会被排除了统一的资格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历史中，还没有出现一个像秦始皇那样的世俗权力将欧洲统一起来。至今，欧洲依然为此苦恼。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统一的道路极为漫长，至今依然看不到头。

责任编辑：张亚西

来源： 四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