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超删6：读书出路与“义利之辨”

南宋时期一个名叫陈亮的人，曾经与朱熹有过不少争论，其中就有一场关于“义利之辨”的论战。很显然，既然是与朱熹的论战，那么，陈亮肯定是反对朱熹的观点。因此，进入现代，随着批判儒家思想的现代潮流，陈亮的很多观点也被人找出来，作为批判儒家的武器，有人甚至把陈亮誉为“杰出的思想家”。杰出在哪里呢？比方说，陈亮说过：“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陈亮所说的“五贼”是什么？陈亮说：“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于是我们看到了几个问题，陈亮追求致富，这似乎符合现代的潮流；而且，陈亮反儒，把儒家最基本的“仁义礼智信”称为“五贼”，认为只有去掉这“五贼”，才能致富。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当今某些人为何赞扬陈亮、贬低朱熹的原因。然而，解读历史往往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否则我们很难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结论。

对于朱陈“义利之辨”的论战，首先要从陈亮个人来看。陈亮很早就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的活动，并且发了财，还两次下过监狱。暂且不说他为何下狱，陈亮出狱以后，并没有遭到正统知识分子的排斥，否则朱熹也不会与他有所谓论战。陈亮与当时很多著名学者保持着来往，也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按照宋朝的制度，虽然经商出身也可以考科举，但是，官员是不能经商的。加上陈亮两次下狱的经历，他便面临不能再做官的命运。如果不能再做官，读书人在当时的出路就受到较大的局限，如果只能做生意，那么，还需要坚守“重义轻利”的原则吗？事实上，陈亮面对的问题，也是南宋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

由于科举考试已经实行了几百年，读书做官的成功道路已经有了无数的榜样，加上社会经济的繁荣，学校的普及，读书人的队伍越来越大，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而朝廷每年录取的人数毕竟有限。那么，科举考试落榜的人怎么办？唐朝有一个著名的落榜考生黄巢，因为落榜，结果便造反，比一般老百姓造反后果更严重。这当然与唐朝科举录取人数较少也有关。宋朝科举录取人数增加，但总也有落榜的人。北宋时期，不少落榜的考生便投靠西夏或契丹，到那里去做官。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说，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从竞争的角度说，这样等于加强了敌人的实力。因此，北宋时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与西夏、契丹接壤的边境地区，增加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南宋时期，读书人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较少投敌，包括陈亮本人也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要求尽早北伐，恢复祖宗基业。因此，读书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的局面日益严重。

这实际上显露出科举考试与士人政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吗？这个问题在科举考试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很严重。到了南宋，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在经商出身的陈亮身上，又显得非常突出。曾经长期接受“重义轻利”教育的读书人，不得不面对不能做官的现实，那么，原本是为了做官而准备的“重义轻利”的内心制约，还需要坚守吗？

这里我们顺便再说一下朱熹。朱熹虽然是南宋首屈一指的理学大师，但是，他做官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朱熹一生中不少时间都被解除了官职。那么，朱熹不当官的时候干什么？他做过书商。当时福建是最重要的图书出版中心，朱熹曾经在福建开过一个书店，印制和销售图书。后来因为生意不太好，赔本关门了。从朱熹的这个经历看，所谓“义利之辨”即便在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那里，也并非后人所说的那么绝对，朱熹并没有因为自己开书店、成为书商而有什么歉疚，反而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在不能做官的时候，自己养活自己的手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靠诚实劳动致富。当然，朱熹亏了本，诚实是诚实了，致富没实现。那么，是不是因为他太坚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原则才没有致富？也许陈亮就是这么认为的。

陈亮可能会觉得，那些原先是以官员为前途而培养的读书人，现在不能做官了，如果要去做生意，却依然坚持“重义轻利”那一套，怎么可能发财？所以，陈亮便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要发财，就要丢掉“仁义礼智信”。朱熹做书商只是临时的，他随时还有可能回去做官，因为做官不能经商，一旦回去做官，他必须放弃做书商。为此，朱熹不得不时刻保留“重义轻利”的原则，这可能也是他做书商不成功的原因。而对陈亮来说，虽然在他两次出狱后，朝廷依然允许他参加科举，但他并没有放弃放高利贷之类的生意，因此，对于陈亮坚决地抛弃“重义轻利”原则，我们也就有了理解的现实基础。然而，陈亮的生意经和对于一个官员的要求，实在是有差距的。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唯利是图”的放高利贷者同时能够成为一个“重义轻利”的好官员。陈亮想从理论上调和这两者，并想以自己为成功实例，注定不可能成功。朱熹对于陈亮的观点决不妥协也是必然的。这种不妥协不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它依然是对官员自身的要求。

朱陈的“义利之辨”论战因为陈亮想兼顾做官和做生意，而使得陈亮的观点在当时不被社会主流接受。今天看来，这场论战不仅仅是观点之争，同时也是实践之争，即，像陈亮这样的个人状况能做官吗？抛开陈亮的个人经历，对于那些少年读书、长大注定做不了官的人来说，甚至对于那些从不做科举打算的生意人，现在有人称为“儒商”，陈亮的观点也确实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做生意真的一定与“仁义礼智信”相冲突吗？

陈亮曾经对不少暴发户大加赞赏，发财越多，赞美得越多，称“其智必有过人者。”然而，陈亮却不问这些暴发户是如何发财的，这也许同他自己放高利贷的经历有关。他对于发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结果。易中天先生多次强调一个观点：“不问动机，只问结果”，实际上与陈亮的观点比较一致。换句话说，这种观点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看结果，不问手段。

如今一些人称赞陈亮，也因为他的某些观点颇为符合资本主义的本性，认为陈亮代表当时正在崛起的商业资本，反对他的则代表落后的土地农业经济观念。一些人把陈亮与王安石放在一起，认为他们显示了资本主义观念的萌芽，却遭到农业经济的压制，导致中国未能领先世界走入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荒唐的论断，其实就是套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胡乱解释中国。它根本不顾当时中国的现实，先入为主地在把儒家或理学认定为落后、愚昧后，然后，只要反儒、反理学的，便非敌即友地做出价值判断。

南宋后期的这种争论和社会实践，因为蒙古人的崛起而没有持续下去，被打断了。直到明清以后，中国商人才开始在实践中检验陈亮的观点。我们看到，抛弃“仁义礼智信”固然可以发财，但是，这种发财也不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明清以后乃至今天，成功的商人，被社会肯定的商人，依然都是坚持“仁义礼智信”的。用通俗一点的商业语言说，“仁”是善待顾客和对社会做贡献；“义”可以看成是善待员工；“礼”是与合作者的关系；“智”是生意场上的智慧；“信”就是信用。中国历史上的徽商、晋商都以这样的儒家原则为做生意的底线。如果说坚持这些原则的中国商人最后败于外国商人，并非意味着“仁义礼智信”在商业中毫无用处，只能说明外国商人太野蛮。所以，即便在今天，陈亮所宣扬的要发财就要去掉“五贼”的观点，也是不能被接受的。一些学者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阶段论影响下，为了实现资本主义早日到来，拼命抬高陈亮贬低朱熹的做法，只能导致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不是我们需要的。

责任编辑：张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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