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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疏证》五 阎文第六 三统历引古文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今安国传无诞资有牧方明一语。郑康成注书序典宝引伊训曰：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今安国传亦无之。蓋伪作此篇者止见孟子有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二语，遂授之以为左验。又以论语有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为居丧之礼，诗商颂有衎我烈祖为成汤之称，今文召诰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为初，即位告诫之辞。论语又有无求备于一人，有侮圣人之言。周易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礼记有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有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孝经有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左传有上天降灾，有天祸许国假手于我寡人，墨子有引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住人而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有引先王之书，歫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官，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日??（同痒），其家必怀丧。荀子有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贾谊有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有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淮南子有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凡十余条，皆改窜拆裂补缀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亦已多矣。 按荀子所引书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即继以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作伊训者乃改以为先王事，云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反浅近，唐杨倞注荀子亦以此书曰伊训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又按：制历者以至朔同日为历元，班固律历志遇至朔同日悉载之，汉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汉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摄政五年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为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为子月也。或问：周改月于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于书亦有徵乎？余曰，亦徵于春秋左传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班志谓武王?殷十一月戊子师初发，后三日得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后一月为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徒见蔡氏书传谓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为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实在于此。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于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后九十五岁，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余分，是为孟统，可谓推法最密者矣，而伪作太甲者求其说而不得以元祀十有二月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为正朔，祠告复辟，皆当以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不知商实改月，未尝以十二月为岁首，曷为复辟于是月乎？不然，商实不改月，则十二月者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刘歆班固乃以为历元而书之乎？余蓄此疑凡数载，久之方得其说，故特著之以补颜师古汉注之缺，且以正蔡传之多误也。或又问：子以十二月为建子，则如孔传所云，汤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乱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苏子瞻既言之矣，余岂敢复以崩年为改元乎？盖成汤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则崩当于丁未，太甲即位改元，则改元必于戊申始正月建丑，终十二月建子，所谓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总之认十有二月乙丑为即位之礼，不得不以十有二月为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为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礼，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为建子矣。或曰伊尹当即位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训太甲，故曰伊训。余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独不可明言先王先之德以训太甲乎，或又曰刘歆三统历，班固谓之最密，杜预谓之为最疏，子何独刘歆之是从乎？余曰余亦非漫信刘歆也。自古治历者皆纷如聚讼，莫有定论，独刘歆载武王伐纣时日征之于国语伶舟鸠，太甲时日征之于古文尚书，余之从夫刘歆者亦以其原本经传而从之也，不然，一三统历也班固谓之为最密，杜预谓之为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独谓杜预之谬，后人之议前人也如是，余又将安所适从哉？ 又按：元祀十有二月，孔传以为改月是矣，但踰月即位，太甲称元于汤崩之年子月，则孔氏误会书序之文也，不可从。蔡传以为踰年即位，是矣，但不改月，又与历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从，余故折衷于二者之间，著为此论，自谓颇不可易云。 又按：墨子所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出非乐篇，虽未言其作于何时，然左传昭六年晋叔向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杜预注曰：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又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注曰：夏商之乱著禹汤之法，言不能议事以制，又曰：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又曰：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注曰：言刑书不起于始盛之世，则墨子所谓汤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其不为汤所制明矣，而伪作古文者不能参考左氏，止见墨子有汤之官刑字，遂以为即汤所制，而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不知其时固未尝有此刑也。昭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铸刑鼎，仲尼闻而非之曰：晋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谓成汤盛世即预设法以告下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时已有，何独至汤而无官刑耶？余曰：汤之时五刑具在，未尝无官刑也。独所为三风十愆为官刑之条目，有犯于此者则丽于官刑以勒为一书，以预告下民，汤固未尝有此制也。或又曰：杜预亦言著禹汤之法，则桓舞于官，是谓巫风。安知非即汤之法耶？余曰即汤之法，汤当时未尝以此丽之于官刑以勒为一书，以豫告下民也。故即九刑之作，原于周公所为，贼藏盗奸为大凶德，有常无赦是也。然说者犹谓此乃后世作九刑者记周公誓命之言，以著于九刑之书，非周公自为之书也。观于周公，则禹刑汤刑之作，其必不出于禹汤可知矣，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抑又可知矣。 又按：陈祥道礼书云：汉律历志引书伊尹曰：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诞之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云与今书不同。愚谓不特与今书不同，并与今汉书亦多寡互异。窃意祥道北宋人，所见似是别本，因思宋史绳祖学斋佔毕云左传昭十年子皮曰：夏书云欲败度纵败礼，今左传作书曰：上无夏字，而绳祖以为夏书。似绳祖所见亦是别本，今姑就二本证之，亦足见伪作古文者之脱误云。 阎谓 《三统历》引古文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今安国传无“诞资有牧方明一语”。 何按： 《书·伊训》此段为：“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诅之成德，以训于王。” ①征之《书》、《传》，王生时，无以王名或王谥系年者，故凡王生时以王名或王谥系年，皆为后世追述之辞。故刘歆《三统历》引所谓古文《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至少有两点错误，一为以王太甲系年，二为元年。 悉知古代年之称有四，唐、虞称载，夏称岁，商殷称祀，周始称年。由此二条即知，刘歆所引非古文《伊训》。今《尚书》此句为：“唯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则中规中矩。 ②《三统历》所引《伊训》语与上引《书·伊训》语，同为《伊训》开篇，所见之伊尹则判若两人。 《三统历》引语若无“太甲”二字，全句变为“惟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 ⑴无王，无太甲出场，祀先王者伊尹，诞资有牧方明者亦伊尹，伊尹俨然王者。若无“太甲”二字，不知此为谁元年。从此二句看，伊尹真如《竹书纪年》所说：“伊尹即位，放大（太）甲七年，大（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如是，伊尹乃篡逆者，乃叛臣，逆臣，乱国之臣，何能得商后人崇敬？何能受商后人祭祀？何须作《伊训》？伊训训谁？《伊训》根本就不存在。 ⑵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嗣王即位之初，祇敬其祖，祭祀先人，朝见群臣，以告新王嗣位，以改正朔，以正君臣名份，势在必行，新王必须在场。即使监国者摄政，新王也必须出场。霍光所立两任新主，溥仪冲龄登基，都要坐坐龙椅，受群臣叩拜山呼。照皇甫谧所说，外丙、仲壬两王在位，共七年之久，此伊训可能训外丙，可能训仲壬。又即使太甲为太丁遗腹子，此时已届七岁，远比溥仪登基时大，绝不会尿湿龙椅，岂有登基不受群臣朝参之理？伊尹因不满太甲之行而放之桐宫，太甲其时已然成丁，否则，一个七八岁孩子，纵然有些顽皮、乖张，亦不至放逐。 ⑶诞资有牧方明” 谁诞资有牧方明，王乎，伊尹乎？《三统历》未说明，从文气看，当是伊尹。有人释诞为大，资为询，借资为咨，有牧即群守，方明为明堂。 窃以为释诞为大可，《尔雅·释诂》诞，大也。《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传》大也。《诗·大雅》：“诞弥厥月。”《毛传》：“大也。”资更可能为资给，提供。有牧即《书》文“侯甸群后”，其时尚未行郡县，不得谓守。方明一词释为明堂，犹未谛。 方明一词，首见于《仪礼·觐礼》，释义有二： “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谓神明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 方明为用：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明堂一词，首见《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关于此诸家之释有歧。郑注称：“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於宗庙，辟王也。” 孔颖达正义谓：周公朝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郑玄引《大誥》：“王若曰”以为：“王谓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也。”王肃以為稱成王命，故稱王。王肃以《家语》之言，“武王崩，成王十三。”郑玄用卫宏说：武王崩时，成王十岁。 不论成王时为十岁或十三岁，皆有行为能力之时。窃以为，天子负斧依，南向立者成王。周公摄政而非摄位。若周公摄位，至成王十七岁归位，《周书》当有周公称王之录，《書·金縢》篇亦當稱周公為王，此正三監流言所稱周公將不利于孺子之口實，周公豈能將三監制定之帽子自己扣到頭上？王肃言之有理。 斧依者斧扆也，画有斧形之屏风也，立于户牖之间。周公居摄，嗣王初立，自当与群后及百官见面，故成王南向立，所谓南面称王是也。 《三统历》所引《伊訓》，伊尹既自祀于先王，以王者自居，自然可以在庙中会见有牧，何必祀庙后再转到明堂咨询有牧？明堂之称始见于周礼，汤为商初祖，其在位时距周公制礼作乐已五六百年，礼制始行于周，岂能以五六百年后事为商初之制？商初无明堂。 周人以礼治，商人以巫治。方明之释当以《仪礼》之释为准。如是，诞资有牧方明，或为大肆咨询群牧上下四方之神，不问苍生问鬼神也，如何咨询？悉知商人嗜卜重巫，要咨询天下国家大事，首先是卜筮鬼神，有牧亦事鬼神，重巫觋，何能答伊尹之问。或大肆资给群牧上下四方之神明。神明如何资给？大肆资给群牧以四尺见方涂有六色之木块？有何意义？作何用途？ 须知，以六色象天地四方，乃五行与阴阳家说，五行与阴阳之说，形成于春秋战国间，而仪礼迟至西汉末始集集成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战国及西汉间各种思想影响，尤其今文经家常以风角谶纬之学说经。 征之《诗》《书》《论语》《春秋》及先秦诸子之说，皆无方明一词，可见“方明”一词之出，必不在先秦，遑论其出现在商《太甲》之时，阎若璩以《书·太甲》无“诞资有牧方明”证其伪，大谬。 ⑷要证刘歆之误，只须指出一点，即“惟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之“朔”。 现于商之纪年，有两种说法，一《万年历》所持，以前1600年为商纪之始，亦为今一些学人采用。再则为《汉书》载《三统》之说：《三统》：“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岁也。后九十五岁，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余分，是为孟统。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注意，《书序》只称“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并无“十有二月乙丑朔”之叙。 现一般认为，武王伐商为前1046年，余以为前1044年。则子履成汤为前1673或1675年。 征之万年历，从前1600年至前1560年，四十年间，无商十二月（子月）乙丑朔者，前1614年即丁卯年壬子（商十二）月乙丑朔，辛未冬至。至朔相差六日。万年历断其年为夏桀40年，商汤五年。此时汤尚未伐夏，自然不会有太甲嗣位之事。前1614至前1560年间，十二月朔无在乙丑日者。 前1675年夏历11月即商历12月朔为丙寅年己亥月己丑日。前1671年即庚午年戊子月乙丑日为商12月朔，冬至在壬申初八，至、朔相差七日。其时为成汤6年，距太甲元祀尚有十数年，自然不会是太甲元祀十二月朔。从前1675至前1630年，无夏历11月即商历12月朔在乙丑者。事实上前1680至前1475，205年间，无一为商历十二月乙丑至、朔同日者。 何按：1582年前，西历用儒略历纪年，冬至日，其他各节气之西历日期皆逐渐提前，至1582年用格里高利历后，冬至始在12月21、22或23日。夏历皆在子月。 综上，刘歆《三统历》所引《太甲》文，为其《三统历》以太甲元祀后九十五年进入甲申统而臆改。反观《书·伊训》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诅之成德，以训于王。”则无一不合。 “惟元祀”，不以王系年，合《书》之纪年法。 “十有二月乙丑”，非朔。只此即证明《书·太甲》为真《古文尚书》篇目。《三统历》所引非伪即妄。杜预以《三统历》最疏，的是。 “奉嗣王，祇见厥祖”这才至关重要，才合居摄之礼仪。祖崩，父前死，岂有嗣王继统而不露面？不拜谒祖宗？也显示伊尹忠于商，忠于成汤，忠于新王，不是篡夺者，而是新王太甲之真正辅弼。阎若璩为文，不时讥嘲前人，于《三统历》书新王嗣位不露一面则不置一词，不亦偏颇乎？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群后咸在，总己以听冢宰，方有着落。此当然为嗣王旨意。太甲不出场，岂非伊尹自己宣布居摄？与篡夺何异？ 祠于先王，奉嗣王，伊尹才能持臣子之礼，尽辅弼之心，明言烈祖成德，以训于王。如刘歆所引《伊训》，“伊训”二字从何说起！ 三统历以岁实：一回归年日数；与?朔：一朔望月日数作为基本常数而推定气、朔，甚或迁就其说。其基本常数不仅比今日所用之常数粗疏，且比四分历粗疏。 三统历定一个闰章为19年，即235月，经此一章，朔旦冬至复在同一天。这是想当然之说，实际子月朔旦与冬至，并不以十九年为同日周期，举例即可说明。公元1900年12月22日，即夏历庚子年戊子月己巳日冬至，为夏历十一月朔，是日至、朔同日。夏历己未年丙子月戊申朔为公元1919年12月22日，冬至则为1919年12月23日，至、朔不同日，再过19年，1938年12月22日至、朔同日，过19年丁酉年壬子月朔为丁卯日，即1957年12月21日，冬至为戊辰日，即12月22日，至、朔不同日。 从1900年回溯，1881、1862至、朔不同日，1843即甲申年丙子月己丑朔（公元12月20日），冬至则为辛卯（22）日，朔与至相差两日。1786年即丙午年辛未至、朔同日。回溯至1596年，至朔皆不同日，一般差二日，至1577年（西历用儒略历），至、朔已差至三日，即丁丑年壬子月癸丑朔（12月9日），丙辰（12月12日）冬至，至、朔有三日之差。回溯至361年，即辛酉年，此年至1900年恰为81章，即三统历之一统，此年庚子月甲午朔，初七冬至，至朔差六日，遑论至、朔在同日夜半！152年12月14日即壬辰年壬子月丁丑日朔，22日乙酉初九冬至，至朔相差八日。可见三统历粗疏，用其推定长程子月至、朔日期不可用。东汉章帝元和元（84）年，经188年而废。 三统历元首，定在汉武帝元封七年岁前仲冬甲子，据《汉书·律历志》称，当时曾实测得此日朔旦冬至，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太初元年为前104年，查万年历，此年为丁丑年，其壬子月朔为丁巳日22时，冬至则为戊辰02时，至朔相差几11日20时。当时测定冬至之法为用圭表测日影长度，尤其临时之测未免粗疏，故三统历之历元确定，与现代推测相差甚多，错判必然。其实，前124年汉武帝元朔5年丁巳年壬子月癸未日至、朔同日，冬至为5时27分，朔为19时2分，为距太初元年最近一次至、朔同日。回溯至前219、前238、前276、前314、前333、前352、前390、前428、前447、前542等年，子月至、朔皆同日。此后此系子月至、朔日差距逐渐加大，至前1036年，即乙巳年戊子月戊戌朔，辛丑冬至，至、朔相差三日。此年距现在人们所称武王伐商不过十年。故用其推定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同日不足信，乃刘歆圆《三统历》臆测。 阎谓： 郑康成注书序典宝引伊训曰：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今安国传亦无之。蓋伪作此篇者止见孟子有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二语，遂授之以为左验。 何按： 纸发明前，书籍皆以竹简、木牍、绢帛作为书写载体，既难得又携带不便，故前人引书，如孟墨等，意在说理，不在存史，往往凭记忆，或凭需要引用前典，同一史实，往往人引人殊，同一人引，不同时间、地点，亦有不同。 ①郑引《伊训》为“载孚在亳”，孟引则为“朕载自亳”，即人引人殊之一例。郑引有“征是三朡”，孟无；孟引有“天诛造攻自牧宫”，郑无。以阎氏矛攻阎氏盾，据此三点，非郑引文伪，即孟引文伪，或二人所引《伊训》文皆伪。 ②阎氏屡称壁书多得之十六篇建武之际逸，多得之十六篇即包含《伊训》篇。郑注《书序·典宝》已在建武百余年后，还能引《伊训》之文，说明《伊训》未逸。阎若璩之说自相矛盾。十六篇不仅未逸于建武间，郑玄能于桓、灵间引用其文，郑玄终身未仕，不可能进入秘府，故十六篇未逸，郑玄等士人也能读到，说明其流传于民间，不止藏于秘府。 ③阎称“载孚在亳”，“征是三朡”，今安国传亦无之。阎不是读书不细，便是强词夺理。今《书·伊训》即有“朕哉自亳”。哉：始也，同才。《尔雅·释诂》：“哉，始也。《疏》哉者，古文作才。”《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声近，借爲哉始之哉。”《书·伊训》：“朕哉自亳。”意为朕（之大业）始自亳。载与哉通，亦有始义：《诗·豳风》：“春日载阳。”《孟子》：“汤始征，自葛载。”“载孚在亳”即始兴在亳。两语同义，何有二致？ 孔颖达在《舜典》注疏中指郑玄：“又注《典宝》引《伊训》云‘载孚在毫’，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读曰豪，谓是遒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汩典》、《典宝》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 《书序·汤誓》曰：“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获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尚书·仲虺之诰》序曰：“汤归自夏，至于大坰。”孔安国传云：“自三朡而还。大坰。地名。” 郑氏《典宝》之注并《典宝》早已亡逸，阎氏所引实自孔颖达疏。孔颖达指郑之语，未必无据，如郑注《旅獒》称獒读豪，谓其为旅国之豪长。余曾引贾岱宗及傅玄赋，皆有西国贡大犬之说，贾为曹魏人，傅为曹魏及西晋人，其典皆出自《旅獒》，明明是犬，何得谓人？郑称《仲虺之诰》、《太甲》、《说命》诸篇亡。郑玄活动于东汉桓、灵间，直至建安五年，于晋室南渡尚有百有余年，其时此诸篇何曾亡？即阎氏亦称此諸篇亡于晋室南渡，并引《隋书·经籍志》为证。至于《汩典》、《典宝》诸篇，郑玄称其存，其存必在民间，但建安及魏晋间从无人再见此诸篇，今之清华简亦未拍得一篇，迄无人知此等篇内容若何，不亡云何？ “征是三朡”者意写《书序》“遂伐三朡”耳，或郑玄误记而写入《伊训》，或孔颖达误记而写郑引自《伊训》。 ④《孟子·万章上》：“《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赵岐注：“牧宫，桀宫。”杨伯峻注引任启运《四书约旨》：“牧宫，汤祖庙。汤为牧伯，故祖庙称牧宫。”先秦诸子及十三经文字，除孟子，皆无牧宫一词，即《史记》亦无牧宫之录。赵岐释牧宫为桀宫，何据？任启运之释亦想当然，汤为牧伯故称其祖庙为牧宫，汤自称抑后人称？有何依据？姬昌、姬发，或周后人曾称其祖庙为牧宫乎？牧伯之称最早见于《汉书·朱博传》，牧伯牧守先秦无称用实例。“天诛造攻自牧宫”，造即始，分明是说攻自牧宫始，即伐夏自牧宫始。能释为自伐汤之祖庙始？汤伐夏战于鸣条，古今无异词。孟子之引，或因记忆有误，或后人传抄有误。《书》唯言天命，不言天诛，天诛为战国后人语，所谓天诛地灭，非夏、商言。 孔颖达疏《汤誓》引皇甫谧云：“《伊训》曰：‘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又曰：‘夏师败绩，乃伐三朡。’”“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正《书》语，与孟子所引异。说明皇甫谧亦见到《伊训》。 皇甫谧215至282年在世，其活动期主要在魏与晋太康间。此时离梅赜献书尚有三四十年。皇甫谧也与郑玄一样，从未入仕，更不可能进入秘府，可见自汉至晋，《尚书》古文篇目一直在民间流传，古文《尚书》何曾唯藏于秘府。 至于阎氏所称《论语》所说，孟，墨、荀等所引，见或不见于《伊训》而证《伊训》之伪者，仍基于“有罪推定”。如其引贾谊语：“有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此与刘备戒刘禅：“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不相类乎？能否据此推定贾谊此言为后人将刘备之言略加改造而伪造？不成名器！此等指责，何须细说，也无从说起。 《书·伊训》有“制官刑，儆于有位。” 阎谓：“观于周公，则禹刑汤刑之作，其必不出于禹汤可知矣，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抑又可知矣。” 何按：阎说未免武断。凡立国，必进行管理，必有刑赏，必有刑律之作，必须立法。铸于刑鼎，刊于册书，是为成文法，即使口头表述，出于君口，入于众耳，亦为律法，所谓天子一言而为天下法。《舜典》即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无论其成文否，皆为刑法制作，何曾临事而议？尧、舜乃国人心中盛世，治世，而非叔世季世，其刑法之制，昭昭在目。接下来之流、放、窜、殛，即此种刑律之施行。伊尹训嗣王制官刑，乃经国要务。法在平准，若无明刑，随在上者喜好，临事而断，因人而异，不免倚轻倚重，重时纤芥必究，轻时吞舟是漏，不仅民无所适从，官亦无所适从。故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 阎若璩此篇之文，不仅未为其证伪《古文尚书》增加一条证据，反而提供反证。其适得其反之谓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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