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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官窑最早可追溯至元代，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中，官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集中了大批的优秀工匠，而且在烧造中不惜工本，对提高景德镇的制瓷技术、瓷器质量，促进陶瓷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元代的景德镇官窑 “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唐朝代宗(763-779年)初设枢密使，宋代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元代沿袭其制。元朝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元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具有“枢府”款的卵白釉瓷器。 “枢府”瓷的特征为：枢府瓷和青白瓷同样为白胎，但相对来说，比青白瓷为厚；枢府瓷釉，变青白色为卵白色(更偏白，而近似鹅蛋色)；枢府瓷器形以盘、碗、执壶和高足杯为多见，极少大件器，最典型的枢府器，其碗为小底足。枢府瓷中的折腰器，是突出的造型，枢府瓷盘、碗的底足均为露胎，足壁厚，削足规整，有的底心有乳丁突起，且有明显旋纹(国家文物总局编文物教材，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5月第5次印刷，P499—450)。元代成功烧造出青花瓷，创造出了釉里红及青花釉里红装饰，其他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下彩的新时代，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瓷器之特色。 在元代，景德镇窑有官用、民用之分(但据前述，元代的官窑和明清时期的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此时的官窑可以说是蕴含在民窑之中)，反映了等级观念和不同的生活趣味。 《元史，顺帝纪》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夏四月丁亥的禁令： “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反映在元朝景德镇瓷器中，则民间不得绘制和使用五爪龙纹瓷器。根据考古调查，在景德镇湖田“(南河)南岸刘家坞的折腰碗和小足盘足多外撇，内壁多印有‘枢府’二字，高足杯内壁的印花龙纹有五爪的，印证《元史》这类器物应为当时的官用器；北岸的在造型上虽较相近，但足壁多垂直，内壁无款识，龙只为三爪、四爪，当为民用商品” (刘新园等《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 《文物》，1980年11期)。 “枢府”器(卵白釉瓷)不仅元朝‘枢密院’等上层使用，普通百姓也普遍使用，这与元朝人的生活习惯与喜好有着密切关系。枢府器不单单是元朝人的生活器具，而且是元朝人的审美的重要对象，其本身也是元朝人审美时尚与情趣的反映。 二、明代的景德镇官窑 明代沿袭和继承并发展了前代从各地名窑给宫廷制造和供奉瓷器的做法，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专门给皇宫制造和供奉瓷器。关于御窑厂设立的时间，有三种说法：洪武二年、洪武二十六年、洪武三十五年。目前，以上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得到公认。不过，一般持“三十五年”说，即建文四年。但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御窑厂设立于明洪武年间。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公元1426-1435年)间增至58座，明中、后期多时达80座。 明代御窑产品，按习惯皆冠以帝王年号，如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等。其主要成就：一是制瓷工艺继续精进。据《天工开物》载： “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二是青花装饰水平有所提高。永乐、宣德官窑所产的青花瓷，瓷质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各异，纹饰优美，被称为我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三是釉里红装饰继续进步。尤以宣德窑生产的釉里红瓷最为成功，其色婉如色泽鲜艳的红宝石。四是烧成了玲珑瓷及青花玲珑瓷。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成化时，又在碧绿透亮的玲珑周围配以青翠幽雅的青花装饰，造出了十分精细的青花玲珑瓷。五是釉下彩绘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化时创出了“斗彩”装饰，其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此外还创出了“填彩”装饰技法，嘉靖时创出了青花五彩，正德时创出了红地金彩装饰。六是颜色釉装饰取得显著成就。永乐时烧出了“祭红”和“翠青釉”。宣德时烧出了“宝石红釉”和“天青釉”。成化时烧出了仿哥瓷。正德时烧出了“孔雀绿”。嘉靖时又烧出了“瓜皮绿”。七是烧出了大龙缸和薄胎瓷，这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慧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庄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而显出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慧，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三、清代的景德镇官窑 清代前期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还是造型，装饰技法，或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到了炉火纯青、出神人化的地步。 《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 “国朝”篇评述臧窑和年窑时说： “陶至今日，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清代的御器厂(清代时亦称“御窑厂”)始建于顺治十一年，至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达到兴盛，乾隆以后则走向衰落。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 “郎窑”。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鲜艳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红、霁蓝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窑宣德和成化窑器而著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 “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像玻璃光泽般鲜艳夺目，又像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烧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豇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膏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玻璃白”的掺人，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画面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的烧成温度较低，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文、书，画于一身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的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 清代御器厂自建厂之初，就沿袭传统旧制，由宫廷派督陶官督理陶务。乾隆年间唐英《赴窑厂经理瓷务折》中记载： “窃照窑厂诸务，奴才承办有年，久所熟悉。其最关紧要之时，在春则二、三两月，秋则于八、九等月。盖二、三月间，当开工之时，所有器皿，各样俱须定准。至调停釉水，配搭颜料，皆于此时料理。其八、九月之候，风日高燥，于坯胎火候均为合宜，正当陶成各器之时，拣选讲究，尤在熟谙之人亲身经理。”此外，御器厂制瓷完成后的解运，一般是以水运为主。唐英《陶成记事碑》中记载： “厂器陶成，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 《陶冶图说》中说： “茭草直缚于内，竹蔑横缠于外，水陆转搬，便于运送。” 清代御器厂对次品的处理，不单纯是对产品的分配问题，而且牵扯到宫廷用瓷的体制特性。对次等瓷器的处理，明代和清初时将其贮存于御器厂的库房，且疏于管理， (下转第49页))以至“破损遗失，致烧成之器皿与原造之坯胎，所以数目俱无从查核。”至唐英督陶时，他考虑到“此项瓷器必须选落，不敢上供御用，但款式制度，有非民间所敢使用者”。于是打算一并呈进送京，或供宫廷赏赐，或在京变价出售，后在京来文，旨令次品就地变价出售的情况下，遂将“落选之黄器、五爪龙等件照旧酌估价值，以备查核，仍附运进京，或备内廷添补副余，或供赏赐之用，似可以尊体制而防越。至如馀外落选之款釉花样等件，凡属官选，向亦在查禁之列，不许民窑书款仿造，然于国家之制度等威，尚无关涉，似不防在外变价。奴才请将此项次色脚货，仍按年估计造册，呈明内务府。俟核复到日，听商民人等之便，有愿领销者，许其随外变价，仍不许窑户影射伪造，以杜滥觞壅滞，则此落选之无关定制者即以销售，而黄器、五爪龙之落选者亦得所用，不致流布民间，以滋亵越矣。”由此可见，清代宫廷对御用瓷器中次品的处理有一定分寸，既不象以往御用瓷器中的次品一律打碎，不得民间使用，又不是无所限制地散之民间，任意仿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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