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子们来到学校干什么？ 当我在家长会上询问这样一个看似低级的问题时，总会有人说：“学习呗。” 无疑，孩子们来到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许多人把“学习”理解为作业、考试、分数、升学，等等。他们认为，孩子来到学校的唯一目的就是都考100分，在中学就是为了升到最好的高中和大学。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如鸟巢、国家大剧院等。这些通过面向世界招标而来的独特的建筑物，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的作品。 同样是学设计的，为什么我们的建筑设计不如人家？ 我们还会发现，同样是一个分数线录取到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的人，经过4年的专业学习，再经过几年的社会实践，有的人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的人则业绩平平。同样的学习历程，同样的专业背景，为什么人慢慢地变得不一样起来？ 答案是：决定一个人成大器的关键因素不是上了什么大学、学了什么专业，而是其情感发育的程度。 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曾指出，“孩子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和同伴会面，和他们一起玩，彼此交换新闻乃至新玩具，等等。孩子永远不会丢掉那些使他兴奋的、使他忧伤的、使他快乐的以及他希望得到的东西。” 感悟：不要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孩子的考卷上。 （二）：教育是蒙蒙细雨。 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见到这样一幕：土地异常干旱，庄稼都蔫了。一场瓢泼大雨，下了个沟满河平，该高兴了吧？但农民摇头说：“这雨太急了，不接湿。” 只有下了三天三夜的小雨，乡亲们才绽开一脸快乐和幸福。因为只有蒙蒙细雨，才能湿透土地，让农民获得丰收。 感悟：教育不能着急，要像下小雨，慢慢地来。 （三）：让孩子拥有幸福人生。 教育是一种良心活，她必须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按照人的认知规律，精心教书，潜心育人。她不能旁顾，不能低头。 评价教育和学校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要看每个孩子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发展，而不是其他。 感悟：学校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千万不要东风来了向西倒，西风来了又向东倒。 （四）：当教师更是一份责任。 一位青年教师发来邮件，倾诉自己的委屈： 课间，一个调皮的男孩自己摔倒了，胳膊骨裂。这个孩子很内向，没有告诉教师和同学，也没有去校医务室，而是回到了教室。当教师发现男孩左手有些异样，问他两次，他也没说受伤的事。 后来，家长找到了学校，要求给个说法：为什么事情过去这么久才发现孩子受伤，才告诉家长？ 我们可以说：是孩子自己跌倒的，受了伤自己又不说，家长凭什么叫学校给个说法？ 所以，当学校按照制度处理这件事情包括相关人员的时候，这位教师很不理解，也很委屈。 班主任做错了吗？没有。 但是，为什么还要进行处理呢？ 重要的是，做教师更是一份责任。就像我们做校长一样，不论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管是不是我的行为所致，但只要发生了，我就要承担所有责任一样。 感悟：不要把教师看成一个简单的谋生的职业，当教师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 （五）：谁让孩子变得冷漠。 一次站在某名校的走廊里看到了这样一幕： 放学了，老师也准备下班回家。这时，一个男孩子跑了回来，捂着脑袋说：“老师，我的头破了！”。 这位穿戴很时髦的女教师瞥了孩子一眼，以不容置否的口气说：“已经放学了，回家找你妈去！” 作为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在他的心目中，本来是把班主任当作和爸爸妈妈一样重要的人物来看的，所以他很简单，碰到问题，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妈妈和老师。但现在，老师一句话，就轻轻地把他打发走了！ 感悟：不要轻易种下一颗冷漠、无情的种子。 （六）：什么是好课的最高境界。 在上世纪90年代，山东十几个校长跑到辽宁盘锦去听魏书生老师的课。校方很热情，把他们安排进教室，坐在后面，等着魏老师上课。校长们想，今天终于如愿了，看看魏书生的课有多厉害！ 上课铃响了，魏老师走进来，一句话没说，只是在学生中间转来转去，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时而嘀咕几声，时而交流几句。 校长们沉不住气，跑到跟前去看学生在干什么。学生一边看书、一边讨论，写写画画，一会儿下课铃响了，魏书生悄悄地走出了教室，学生还是该干啥就干啥。 回来的路上，校长们悻悻然。有的说：“跑了这么远，啥也没看到。”也有的说：“魏书生一句话也没说，这是什么课？！” 记得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占首位的，不是熟背、死记别人的思想，而是学生自己进行思考。”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创设各类学习情境，让学生个人的新旧知识间产生磨擦，让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交换意见的冲动，让学生的认知产生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魏书生老师的课，正是这一理论的极好佐证。 感悟：最高效率的教学方式是让孩子动手、动眼、动嘴、动脑的学习。 （七）：爱心深处是悲悯。 在朱小蔓情感教育国际研讨会上，首都师大的刘慧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是一节公开课。我的身边是一个感冒的孩子，他不停地要咳嗽，但为了不影响课堂，看得出来，孩子在努力地压抑自己。然而低沉的咳嗽声还是不断地响起，在活跃的课堂里显得那么不和谐。 下课后，我问执教的教师和听课的40位观众，这堂课上你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有的说是孩子积极的发言，有的说是教师悦耳的讲课，有的说是播放的美妙的音乐……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个感冒的孩子发出的咳嗽声！ 我终于提醒说：“难道大家就没有注意到一个患了感冒、不停地咳嗽的孩子吗？”大家愕然。 教育工作者，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如果他的眼里没有孩子，不能去关怀一个生命的生存状态，那么我们的课堂即使再精彩，也不能培养出充满爱心的、大器的小孩！ 感悟：教师要永远充满悲悯心怀。 （八）：搭建知识与能力的桥梁。 一个初冬，笔者在浙江师大听课。课间到院子里散步，发见草坪上是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读书。我感到好奇：学生在读什么如此认真？ 于是，我走到一个女孩的背后，瞟了她一眼，原来在背记政治课本。书上画得红红绿绿了，估计是快考试了吧。 这使笔者想起24年前读大学的自己，想想工作24年了，原来背记的那些东西，工作和生活中用到了多少？ 弹指一挥间，大学变大了、学生变多了、信息变快了，但我们的高校仍旧如此背记，没有任何变化，改革一点东西多难啊。 笔者读硕士的时候，澳大利亚Flinders大学的Tracy教授讲授过一门《东亚经济》的课程，要求课后写一篇小论文： 给5个小题目可以任选，要求读7本参考书，引用23个注，字数在3000左右。作业看似很简单，但要完成，需要蹲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没有一个月的准备、思考和写作，根本做不出来！ Tracy教授的课程没有考试，但做起来比考试要困难得多。更重要的是通过论文的写作，促使你真正地把某部分的知识变成一种思考、一个论证、一种能力而终生不忘！ 感悟：使用背记的方式检测教学效果，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九）：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解读。 1941年，南开中学学生谢邦敏参加毕业考试。谢邦敏素喜文学，是当时南开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数、理、化的成绩欠佳。 当他进入考场，展开物理试卷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他竟然一题也回答不出。白纸对青天片刻之后，只得交白卷。但心有不甘，乃当场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词曰：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 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 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 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物理教师魏荣爵先生评卷时，也在试卷上赋诗一首，诗曰： 卷虽白卷，词却好词。 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按南开校规，主课一门不及格且补考仍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只作为肄业。谢邦敏物理获60分，乃毕业，考入西南联大，攻法律。毕业后，在北大法律系任助教，后入北京市旧法院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第一刑庭庭长，成绩斐然。 假如魏荣爵先生不给谢邦敏60分，则谢邦敏不能毕业，也不能进入西南联大，也就成不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律师。或者说，按照我们今天学校的做法，谢邦敏肯定不能毕业，一个大律师就被轻轻抹掉了。 感悟：在高调“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如何才有老南开这样的雅量和文化啊。 （十）：让学校适应孩子。 我们发现，在相当多的学校里，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到愉悦和幸福，他们学得很苦、活得很累，甚至厌学。 孩子们喜欢求知但不喜欢去学校，喜欢读书但不喜欢上语文课，喜欢探索科学奥秘但不喜欢学数理化，喜欢活动但不喜欢体育课……我们的课堂到底怎么了？！ 400多年前，捷克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看到大部分穷人的孩子不能上学，发明了“班级授课制”，奠定了今天学校的模式： 孩子们来到叫做学校的地方，30到50个孩子集体生活在一个教室里，由教师集中统一授课，实现了使用较少教师即能解决众多孩子的就学问题，为普及大众教育提供了可能。 但走到今天的“班级授课制”，在民主主义的浪潮中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在今天的学校里，一切细节、全部的运行方式，都是让孩子无条件服从的…… 我们看似日益成熟的教育教学模式，越来越趋向于功利化和工具性，当我们把教材、作业、考试等这些用来促进人发展的手段当作教育的目标来追求的时候，最终，孩子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自由。 感悟：让学校适应孩子，而非让孩子适应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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