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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家的传记以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最为有名，此书以藏书人作标题，一人或相关的几人为一节，每人冠以七绝一首，以此来概括此人或几人的藏书事迹，七绝之下则引用这位藏书家的文献出处以及叶昌炽对此人的评价，因此说，《藏书纪事诗》就是一部藏书家词典。以这种方式编著词典，虽然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有一定的局限性，然此后所出的藏书家传记，大多都延用了这种方式，比如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以及周退秘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这些书在编辑体例上，都严格按照叶昌炽所发明的编辑方式进行编撰。
我在翻看这些书时，偶然注意到有一个特例，那就是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此书从体例上讲，也没有脱出叶昌炽之书的窠臼，也同样是以人系事，然其中唯有四篇打破了这种方式，而是改为以事写人，这其中的第一篇就是《惠州的丰湖书藏》。这里的“惠州”是地名，而“丰湖书藏”是书楼名，完全没有了传主。而更为特别者，自叶昌炽以来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每一节的传主是一人还是几人，则一律以一节为单元，每一节只写一首七绝。这个规矩其他家都完全遵从，唯有徐信符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将其中的几节写为两首或三首七绝。我想从中寻找他这么做的原因，细看之下，没有找着内在的规律，以我的揣度，应该是这些传主所叙述的地点跟他个人有关的缘故吧，比如这丰湖收藏，就是因为徐信符在光绪年间曾在惠州中学任教，当时他就居住在丰湖书院内。
要说丰湖书藏，当然要先说丰湖书院。讲书院的历史肯定很无趣，但这没办法，如果不这么说，这个故事就讲不完整，所以还需要您耐着性子听我聊聊丰湖书院的历史。 中国人讲历史，喜欢追溯到很远，比如讲到姓秦的，那他肯定会说他是秦始皇的后代，至于到秦始皇是否姓秦，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祖宗，那么要讲丰湖书院，当然这个格局不能改变，所以，说丰湖书院，就要先从宋朝讲起。在南宁时期，国家兴起了一股大建书院的热潮，在这种热潮的推动下，惠州太守赵汝驭在当地的银冈岭也紧跟形势地建起了一座，他给这个书院起名为“聚贤堂”。这个名称听起来取得很好，至少比梁山泊的“聚义厅”要好听，因为聚贤堂让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位贤达，可是后来这个聚贤堂又改名为“十二先生祠”，这十二位先生都为宋代惠州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过贡献的领导人，比如有苏东坡。我不知道为什么将聚贤堂改名为十二先生祠。 以我的猜测，当时叫聚贤堂，可能是为让更多人来此都自我感觉良好，这些人中也可能混迹有当地的车匪路霸，这让那真正的贤达们很不开心，因为耻于与这些人为伍，于是他们找到太守，坚决要求给此堂改名，以便与这些鸟人们划清界线，于是太守从善如流，将聚贤堂改为了十二先生祠。我猜测，改完之后，那些贤达们更不爽，因为把所聚之贤落实到了人头，大家这才恍然：原来贤人指的不是我等。
以上都是我的胡乱猜测，惠州人民看到了可能会更不爽，那就算我胡说吧，反正我也不是这十二贤之一。其实这十二先生祠也没用多久，不知什么原因又改名了，我猜测很有可能跟我以上的胡说有些关系。总之，十二先生祠用了10年，到了宋宝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254年，新一任的惠州太守刘可刚把十二先生祠改名为“丰湖书院”，此后这个名称一直用了七、八百年，逐渐成为了广东四大书院之一。 这位刘可刚果真是位好领导，他不止增建房屋，同时让惠州州学的校长来兼任丰湖书院的院长。他对学生的挑选也很讲究，用书上的原话来说：“挑选有志尚的生徒，讲习其中”，并且他在十二先生祠的西面又建起了一座“六君子堂”，只是不知道刘可刚在这十二位贤人之后又增加了哪6位君子，总之，这个书院建的很有作用，惠州书院建成之后，仅在宋代在惠州府境内又有几十人考中了进士。 到了明代中期，国内又掀起了第二次建书院的热潮，当时惠州地区又建起了濂溪书院、天泉书院等，从这些名字上就能听出来，这是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到处传播自己的思想，王阳明还专门跑到惠州，不知他是来考察还是来讲学。考察之后，阳明先生把自己的弟子薛侃安插在了丰湖书院，以此来占领惠州当地最有名的教育阵地。 清代初期，有一度朝廷禁止各地书院开展讲学活动，这是担心反清复明的思想在人群中传播，但是政权稳固之后，统治者又想通过书院来替国家培养人才，于是又提倡各地开展书院活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哪个角度讲都永远有道理。康熙二十三年，惠州知府吕应奎又捐款重新恢复了丰湖书院，10年之后，新一任知府王瑛又买新地扩建书院。
这位王瑛很重视当地的思想文化建设，他曾写过一篇《丰湖书院记》，在此记中他说到：“土地人民，国有之宝。因其高下而修之，因其知能而教之，则为政之所先也。”这位王瑛不只会讲大道理，他还真办实事：他担心丰湖书院虽然建好了，但如果没有长期的资金支持，那肯定还会衰落下去，于是他在当地买下一些良田，然后把这些田地出租，由租金的收入来维持书院的运转费用，同时他还对家境贫困的学生发放助学金，以使得这些人能够继续读下去。这位好领导的所做善事，影响到了当地的另一位领导——当地的提督王文雄捐款，在书院的西侧建起一座御书楼，可惜这个御书楼里藏的不是书，而是康熙皇帝的御笔所书杜诗：“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摹题于石，供奉楼上。
到了清嘉庆年间，惠州的知府变成了大书法家伊秉绶。这位新领导上任后大规模整修丰湖书院，他请来了当时著名的诗人宋湘做院长。这位宋湘很有人缘，他做院长之后，各地来丰湖书院学习的人就大增。伊秉绶还在丰湖书院建起了牌坊，牌坊上所刻的楹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就出自宋湘之手。如此说来，这位伊秉绶真是虚怀若谷，因为他本身就是大书法家，并且他在书法界的名气要比宋湘大许多，而让宋湘来写，这应当算是做好事而不留名的好人。但是在丰湖书院校园内的刻石上，则刻有伊秉绶的教育思想，这块刻石上有隶书“敦重”二字，此二字就是出自伊秉绶之手，这两个字后面还刻着他对此二字的注释：“人需厚重也，重则威仪整，学问固。所以语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之谓乎。余故于厅内题‘敦重’二字以铭之。”
伊秉绶之后，给丰湖书院带来巨大转变的人物则是梁鼎芬。光绪十二年，梁当上了丰湖书院的院长，新领导新气象，梁鼎芬上任后对丰湖书院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他在书院的西侧建起了苏公祠，以此来纪念苏东坡；他又重修了风浴阁，并将此阁改名为“洗肝亭”，这个新名字叫起来多少有点儿别扭，我觉得在学校里起名“洗脑亭”比较贴切，如果这个亭子在北京，则将其改为“洗肺亭”，肯定能把这个亭子挤破。但梁鼎芬叫洗肝亭肯定有他的道理，因为此名来自于东坡的诗句：“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为啥用江水洗肝，梁鼎芬没做小注，但不管他，我最主要的是想说梁鼎芬在这里建起了一个藏书楼，名叫“书藏”。这个“书藏”很重要，虽然古代书院大多都有藏书楼，但这个书楼不知为何被称之为近代大学的最早图书馆，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书院没有变成大学的缘故吧。其实细想，这么说也不对，岳麓书院不也有藏书楼吗？！
梁鼎芬本人就是位著名的藏书家，所以他到哪里都会搞图书馆建设，他现在当了丰湖书院的领导，当然更会如此，于是他在书院里建起了书楼，并在书楼内刻上许多前人的名言名句，同时他自己也写了幅对联：“得地已高，当做第一流人物；有书可读，坐想数千载人才。”这幅对联写得很有气势，他劝学生们努力读书，要立志做第一流的人物，看来梁鼎芬是读书有用论的倡导者。但楼建起来了，里面没书，可是梁有的是办法，于是他就给广东省内的各位名流写信，告诉他们建设书院图书馆的伟大意义，也定会说捐书是何等的光荣与正确，总之，他的这套办法很管用，在短时间内，他就搞到了四、五万册书。之后他又编了《丰湖藏书目》八卷，书目编好后，藏书量继续增加，最多的时候，丰湖书藏的总藏量达到了10万册。他的这个举措很快就让丰湖书藏名声在外，江逢辰有一首诗正说明了这一点：“丰湖先生作书藏，小户贫家知买书；但得五车搜旧蠹，不辞三月食无鱼。”
可是这位梁鼎芬也有藏书怪癖，他虽然向社会上广泛征书，但并不是什么书他都要，他在《丰湖藏书目》序言就明确地表示了其中两个人的书坚决不要：“书藏意在搜罗往籍，于国朝人文集，尤所加意。然如袁枚之素行无耻，得罪名教，淫书谰语，流毒海内，三五成群，成为盗贼，成为风气，不可救药；龚自珍心术至坏，生有逆子，败乱大事，文字虽佳，不与同中国。凡此二人著述，永远不得收藏，以示嫉恶屏邪之意，诸生其懔守之！如有违者，非吾徒也。”梁鼎芬的这几句话说得够狠，至于他评价袁枚和龚自珍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不想站队，省得找骂，但这就是他的思想，这就如同我的藏书，我想藏什么和不想藏什么，这只是我的意愿，无所谓对错。其实丰湖书藏的藏品还是挺有特色，徐信符说：“书藏所藏，以清代文集及省内外地志最为丰富。迩来各图书馆收藏，无不注重府、县志，当光绪中叶，梁公已注视及此，可谓有先识矣。”清代文集和方志这两大版块，从民国到现代一直是热点，而在那个时候，梁鼎芬就广收此类之书，可见其藏书观并不保守落伍。 我对梁鼎芬有着几分崇拜，这使我对他所建的丰湖书藏也有着崇高的敬意，来到惠州，当然丰湖书院是我的必访之地。虽然说丰湖书藏已经没有了踪迹，但好在旧址我却查到了下落，于是来到惠州市，就跑到这里，希望能看到一些残留的遗迹。然而未成想，惠州市政府却顺应民意，要把丰湖书院在原址上重新恢复起来，这当然令闻者欣喜，然而这个恢复工程却赶上了我的到来之时，虽然如此，我还是透过建设中的围挡之板，对里面进行了拍照。从缝隙内能够看到，里面所建者，全是仿古形式，这已足令观者欣慰。我的寻访是2012年12月底的情形，而今我草写此文，已经过了两年半，料想那个丰湖书院，今日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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