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吴门竹刻

吴门竹刻

明代，苏州城市的工商业一天天地繁荣起来，犹如天堂般景象，令人赞叹不已。这种经济的繁荣自然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新需求。也自然引起了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精美的园林建筑，以及室内陈设和文房用品的制作，都是当时苏州人（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对生活享受的一种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的个性反映。吴文化亦即士大夫的文化，不管在建筑、书画、工艺美术等方面都是以文人为主导，由文人来参与。因而居于宁沪之间的苏州，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明代嘉定隶属苏州府管辖， “嘉定派”竹刻是吴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金陵派”竹刻对苏州浅刻艺术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朱鹤《吴县志》有传，入吴县籍。又《嘉定竹刻》称朱鹤雕刻技能受到苏州刻玉大师陆子刚的影响，李文甫在《竹个丛草》里说他“尝为文三桥操刀”，濮仲谦《骨董续论》中也称其为苏州人，可见他们至少都留寓过苏州。他们对苏州竹刻艺术的关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件以后与竹雕关系非常重要的文玩雅物——书画折扇不得不提。折扇是北宋至南宋年间由扶桑（日本）和高丽（朝鲜）国传入的舶来品，后迅速被本土化，至明代永乐年间由于永乐皇帝朱棣的青睐和大力提倡推广折扇工艺，随后民间艺人纷纷响应，经过历代能工巧匠的改良和创新，使折扇更加完善和精美，苏州本来就是手工艺发达之地，又文人汇集和参与，因此必然成为书画折扇的主要产地。苏州折扇十分讲究扇骨的材料，明人沈德符著的《万历野获编》称：“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叭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又由于木质相对竹质性脆、质粗，时间久易断易走形，再有竹子所具有的君子风范，是文人所倾向的，苏浙又是产竹盛地，取材便利，由此用竹子做扇骨的材料占了主导。特别是用毛竹制作的吴中折扇，造型幽雅，再经水磨等技术加工，晶莹光洁，用久了其表面由原先的青色自然泛红，富有情趣。据苏州扇厂工艺师叶德华（图17）《苏扇漫谈》云“苏扇问世之初竹刻工艺已经在江南盛行，扇骨竹边质理清细，色泽鲜润，一经奏刀，每获良效。于是扇边竹刻应运而生”我们可以想象，一把扇子拿在手上既可以在炎热的夏天供文人雅士拂暑纳凉，也可以欣赏到扇面上的书画艺术和品味扇边的雕刻以及扇子自身的造型工艺。这样的艺术享受是何等的高雅别致！又有《秋园杂佩》中制扇艺人蒋苏台（名诚）、柳玉台本身雕边之最精，扇骨一柄值三四金（指白银三四两），与明正九品官月俸相近。苏州记录最早的制扇艺人有明成化、弘治年间的方氏，他所创的扇骨款式方根头样至今仍在制作，明末工艺杂家刘永晖也是名噪一时的制扇名家，还有竹刻名家李文甫、濮仲谦、陈定生曾奏刀苏扇，他们的扇子艺术都以素雅、简约、为时尚的时代特征，是和明式建筑、明式家具追求自然的风格相统一的，也完全附和了当时文人雅士的审美价值。这些还能看出早期竹人大多集雕刻制扇于一生。在这里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明初扇骨的制作工艺本身也是竹雕工艺的一种形式，只是后来随着工艺技能的发展和规范，扇子工艺才和从雕刻工艺中分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工艺形式。发展成熟的折扇也逐步成了有身份人必备的随身把玩之雅物，最终手持折扇成了文人身份的象征——手持折扇文质彬彬，这才是中国人心目中被历史浓缩的文人形象。另外扇子品质的优劣还能显示持有人修养的高低，因此人们对折扇的工艺及艺术要求越来越高，苏州折扇工艺的盛行，在扇子上除了发展许多装饰手法外，本地的竹刻艺人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至明正德、嘉靖年间，扇骨上的竹刻艺术已趋成熟，现仅能看到的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二柄由“仲谦”款的浅刻扇骨。其它因年代久远，大多数作品都已淹没于浮尘，流传绝少。按现有少量的清嘉道以来的图片资料推断，刻骨初期不论山水、人物、花鸟等题材都以图案的满构图形式来施以阴刻细纹和薄地阳文之法。这与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彩漆竹勺纹饰、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的一支唐代笔管图饰、现藏日本正仓院的唐尺八图饰、宋代竹刻家詹成在鸟笼的四面竹制花板上所刻的图饰和西夏末出土的竹雕残片一样，一脉相承，富有装饰性。除了以人物故事为题材外，一些书法篆刻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因为他们中的部分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单靠写字、刻章是很难维持生计的，因扇子需求量越来越大，学刻扇骨可谓多了一个谋生的出路。他们往往把自己熟悉的书法篆刻作为雕刻的主要内容，其刀法自有一种区别于书画味的古朴金石之风。清乾嘉之际，书法界碑学之风盛行，竹刻界将甲骨、钟鼎、瓦当、碑刻之文缩摹于扇骨（图18、22）之上，日益兴盛。此时，扇骨雕刻变得丰富多彩了。在雕刻题材的品质上，图案、书画和金石文字之间以书画为最，这也是衡量竹刻艺术的重要标尺，显然，此时的扇骨成了吴门竹刻的主要载体。也是明显区别于“嘉定派”竹刻的主要特征。而在清中期前很少见到“嘉定派”竹刻家有雕扇边的记载，这可能与朱氏竹刻的指导思想有一定的关联。另外从吴门扇骨雕刻的兴起，意味着嘉定竹刻的衰微。

入清以后苏州以北的刻竹及制扇艺人逐渐南移（现在苏州的许多制扇艺人祖上多是南京、扬州、常州籍），竹刻艺人大多集中到虎丘、山塘一带，苏州本地的制扇作坊也由陆慕发展到城里的桃花坞。嘉定的一些竹刻名手如：王易、赵学海父子，也都先后客居苏州。这样就形成了折扇行业的空前的繁荣，《姑苏晚报》记载了拙政园的西花园、原补园园主张履谦及其祖上就是靠经营各种扇子（主要是书画折扇）而发家制富的报道。当张家巨增到一定的财富时，于1877年在拙政园原“书园”的基础上改建了补园，在园中还建了苏州园林中唯一一座像打开的折扇形状的扇亭，以感恩和纪念祖上靠制扇的发家史。因此依赖于扇骨的、融书画雕刻为一体的苏扇在民间被誉为“吴门雅扇”的同时，苏州竹刻工艺也发展壮大了。

由于扇骨边板最厚处不超过5毫米，边板两边厚不超过2毫米，如果在上施以高、深浮雕，如此薄的扇骨易使夹扇面的“火力”退失。还有其它用镶嵌等手法来装饰的扇骨，虽很华美，但总流露出“俗气”之感，因而内容以品质高雅的绘画、书法、篆刻艺术为主导、以画法入刻、以刀代笔，以及利用薄地阳文刻一些诸如金石、钟鼎、古钱等微字缩刻之类的图案（留青竹刻已可）。因此在集成了“金陵”和“嘉定”两派风格的同时，再结合自身地域文化的特色，而逐渐形成了以浅刻为主的“吴门竹刻”派。

到了晚清，金陵竹刻早已名不符实，嘉定竹刻也日落西山，两派竹刻此已衰弱。而苏州的竹刻名家却层出不穷，如最有名的有：杨澥（字龙石）（图45）、蒯增（字小亭）、王云（字石香）（图23、24）、周子礼（字子和，号致和）、王素川、马根仙（图42、24）、陆墓卿（自号竹人）、潭松坡、沈达（字筱庄）（图8）、张缉如、余仲嘉（图32、33），他们无一不是吴中的刻扇骨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