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一朝，文化究极华夏渊薮，名家辈出，气象宏远，诗道亦然。诗道自唐朝以来，至韩愈而一变，到了北宋已脱尽唐代不羁发扬的底色，转为深厚广大的品格。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认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进而议论：
文论巨擘钱钟书 实际上，虽然“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究其实却与王朝大有关联。 唐代续接北朝，胡风鼎盛，虽然国力极张扬时，文治武功威威赫赫，但北宋士人却并不以为然，多数认为是时风侵染。程颐曾语：
反之，自韩愈、李翱之下，儒家正统起危救衰，积极吸纳释道。经五代大乱，宋太祖一匡华夏，使得天下太平，百货蕃滋，学者们自然会将长治久安的目光转向儒学。而此时的儒学，也已经不是魏晋隋唐处处为佛、道两家支离，无还手之力的学问。 宋太祖赵匡胤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宋代尤其是北宋，卓越的文化家和学问家大都为官做宰，少有清代完全赋闲或者避世的情况。这一群极具天赋又富有绝大创造力的人，配合上儒学改造的深入、开明皇权的支持，使得宋代政治文明既保有文化的弹性与深度，又不乏革新与进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称颂还是贬斥、讥讽，宋诗都有着鲜明的说理特色，而不是纯粹的写意。 南宋诗论大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说：
若以唐法观，宋诗的说理确实乏味，乃至不成为诗。可这番议论倒不妨当作称赞来读，正是由于宋诗做到了“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体切入现实的深刻性才被挖掘出来。 这放诸唐诗评价也是如此，老杜之诗在其生时，品议绝无今日的颂誉，愈近晚近之世而声名愈隆，原因无它，切入时弊而已。而这点特质，在宋诗中发扬地尤其出色。下面试举几例。 开宋诗一路之杜甫
这首诗脍炙人口，言语平实，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清晰明确。这种简明的风格，在宋代已惯常见。小诗写观书有感，诵读几遍即有澈澄之感。其中活水，说的便是读书通晓道理的绝好譬喻。 这首小诗往往被拿来当作哲理诗的典范加以阐说，尤其好在虽然说理，却不失野趣。这么解释，当然也不算的大错，毕竟确实并非单纯的描景叙物。可如果只当蒙学的讲法，只说成哲理启发，为朱子观书偶得，又失却本诗底色。 前文已叙，宋诗说理化倾向，乃是儒家文明重建这一大观念下国家秩序建构者的文化自觉。因此，当我们讲述诗的说理性时，切不可以为诗人就理上说理，否则真变成了《红楼梦》中薛宝钗批评的“虚比浮词”。 这首诗作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这个时间对于朱熹而言，也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戾点。就在这一年，韩侘胄“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以攻伪学为言，然惮清议，不欲显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陈贾尝攻熹，召除贾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继祖台察。继祖诬熹十罪，落职罢祠。” 理学宗师朱熹 学界通说，这段时间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在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往来于南城、南丰。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不但留下文墨，还写下了这首《观书有感》。 因此，朱熹是在庆元党禁的高潮阶段完成的创作，只认为他观书抒怀，寄情于学理哲思，未免浅薄。 宋代以两次党争最为出名，一是北宋时期的元祐党争，二就是南宋庆元党禁。两次党争都有着明确的政治团体对峙，其政治利益及诉求也大不相同。但比较起来，庆元党禁却有与元祐党争迥异的特征。 一言以蔽之，就是庆元党禁中韩侘胄一方，纯以政治权力压制赵汝愚一方。虽然斥对方为“伪学”，但却也始终未建立起正学，这与王安石新学和司马光旧学之争大相庭径。 在这个背景下，来看这首小诗。就不难看出端倪，论家多以鉴拟喻水如镜面，澄澈通透，来说朱子读书的明心见性。其实不然，首两句虽然意象落在“鉴”及“天、云”上，可要害却在“半、一”与“天、云”的对比之上，前者极小，而后者极广大。虽极广大而统摄入极小之物中，这正是理一分殊的道理。 朱子的另一比喻，“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与这句诗意思完全相同。而理一分殊正是理学的核心论点，后文再紧接“活水”，可见乃是暗讽韩侘胄一党无识无学，只能是死水。 这层意思，必要理解庆元党禁的特征才能体悟到，否则，不一定能够明了朱子深意。小诗虽然平易，但也寄托了朱熹深邃的洞见和操持，这便是说理诗应当具备的底色解读。 再看一首：
杨万里在宋诗人中独树一帜，其特色便是求活。杨万里的诗歌大多语言活泼，新鲜可爱，亦绝无道学气。周汝昌先生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作杨万里注本，便称赞说，“讨论诚斋诗的，大都先要谈到他的奇趣和活劲儿，有个名目曰活法。”在这个注本里，周先生便淋漓尽致揭示了杨诚斋诗歌的妙处与好处。 诚斋先生杨万里 以这首《雪霁晓登金山》为例，诗为古风，三五七言句交替，形式足够灵活。全诗二十四句，前二十二句都在反复铺陈大江如何波澜壮阔、浩浩汤汤，金山如何刚强独立、坚韧不移，笔触翻飞，肆意变换。而诗眼则归在末两句，一路酣畅淋漓下来，换来两声重叹，把前面的畅快一起闷入江底山瓮。 这样的手法，不能不说是艺术的冒险，倘若末句翻转力度不足，势必加句。而一加句，前面铺陈之功则毫无用处。 常人论句往往只说表达杨诚斋爱国主义情怀，尖刻讥讽南宋偏安小朝廷云云，实在是大而化之的无用之论。总不能因为写了大江大山的昂扬，就能下意识地去推导他物的软弱与无力。这其实是现代人臆想的产物，绝非可靠的理由。 有人更把陆游《入蜀记》里的记载搬过来，“（金山）山绝顶有吞海亭，取气吞巨海之意，登望尤胜。每北使来聘，例延至此亭烹茶。”认为杨万里此诗是愤慨于在金山招待使节。 实际上，金使常往来，如果推测说有大江险山不可据守，反而成招待之所，引此为耻辱，多半有些脱离实际。毕竟南宋仍据半壁江山，凭江而守，大江险山未必没发生作用。 平心而论，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羞则有之，愁却未必。周汝昌先生在注本中讲到的另外一则可能，却有足够信服力。 仍引陆游《入蜀记》：
金焦要害，赖韩世忠、虞允文等将领并士兵英勇奋战，击退敌军。可当时的官僚们却逐末弃本，不思富国强兵，却迷信于河神助功。不但大兴祭祀，还“加帝号”，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金山端的替人愁 周先生进一步指出“近臣指洪迈”，且引洪迈《容斋随笔》来佐证：
此事辨明，对于何羞何愁就真相大白了。“不图自强，依赖水府”，岂止是需要愁和羞，杨诚斋强烈的愤懑和讽刺也跃然纸上了。这洋洋洒洒的大江与险山的铺陈，全部成了洋洋洒洒的嘲讽和讥刺，如此的艺术手法，不通晓时局背景，如何理解地深刻。 有人评价周先生此注，“所注甚当，发前人所未发，可谓别具只眼，甚为叶嘉莹叹服。”已足以证其发明之功了。 再看一首。
南宋曾敏行在他的《独醒杂志》中记载说：
这个说法后来被《苕溪渔隐丛话》确认：
陈与义因为二十八个字，从此平步青云，当然也为晚年诗风大变埋下了伏笔。文献中只记载了宋徽宗赵佶对这首小诗的喜爱，却没有详述喜爱的原因。这不禁令人产生疑惑，什么样的力量能使二十八个字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诗歌本身，首句用汉阳公主梅花妆的典故，次句转而称赞运笔之妙。末两句最重要，说的是画梅与相马有着共通的标准。诗人只是巧思，把相马的后世安排到了画梅人身上。 九方皋相马 什么意思呢？很清晰。《列子》记载：
相马的精髓在于“得其精而忘其错；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那么，画梅的要领，差其意不远。 这组诗之一有句云，“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仆奴。”意思是，张矩臣画梅能用黑色画出白花瓣，而且如此逼真动人。这不正是“得其精而忘其错”、“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艺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的表现力的关系，被强烈的揭示出来。 而徽宗皇帝正是一位富有勃勃创造力的艺术天才，以至于一直流传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画蝶不画花、“深山藏古寺”画僧不画寺等故事。这些故事，都表达了徽宗皇帝注重艺术表现形式的运用，来更好地激发表现力。 艺术皇帝宋徽宗 通过空无减省来表现多满深邃，而这合乎中国艺术的一贯智慧。陈与义这首小诗，不经意触及到了这一核心要义，自然难怪皇帝青睐有加。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文史宴 长按二维码关注 我们的宗旨是普及、趣味、新颖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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