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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含理性的思考和哲思化的倾向，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最显著的特征，宋诗立意高远，诗歌的情感经由理性的压制而趋向内敛深幽。哲思化的思考充斥着整个宋诗，本文从宋代的时代背景，诸如宋代的羸弱的历史现实、党争的历史特色、重文的历史背景来说明宋诗哲思化这一特有的文学现象的形成。 宋朝是一个羸弱的王朝，自赵匡胤公元960年称帝建国至钦宗靖康二年（0127）金军攻破帝都，掳走徽、钦二宗和王胄贵卿止，共167年，史称北宋。1127年五月，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是为南宋的起始。至1279年陆秀夫携幼帝跳海而亡止，南宋亡。 北宋初，大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之局，但是宋朝却从未强盛过。从始至终，宋朝都是一个羸弱的王朝，原因来自于宋朝内政外交的策略。宋初，太祖为防“方镇太重，君弱臣强"，便“杯酒释兵权"。更加实行守内虚外的军事策略，使得兵不知兵，将不知将，给对外政治和军事带来了灾难。故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收复，而西北大片土地被西夏所占也未能收复。 另外大量冗兵、冗官、冗费，造成大量苛捐杂税。有如：恩逮于百官者，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后北宋亡，南宋更是不堪，无心北伐，偏安一隅。而后更是奸臣当道，忠良被陷。后蒙古灭南宋，整个宋朝灭亡。纵观整个宋朝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宋朝从立国到灭亡，都是在被动的应付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压制。“自唐、五代以降，因仍苟且，政法大敝。宋室区区，仅能谋政权之统一，图皇位之世袭，而于民生国计之要，初未能有大经大法，起积弊而垂之于无穷。 王国维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他阐明了诗体发展的方向和脉络，每一种文体“染指遂多，自成习套"之时，就会有另一种“他体"出现，而唐诗在诗歌史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故词体出，而宋代诗体就走上了一条较唐诗更“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而达到“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的哲思化道路。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在这种氛围下，独特的历史新现实给了诗人将史特哲思化的机会和道路。也使得羸弱国势下的文人思维内敛，含蓄而不张扬，感情有着理性的压制。诗人字里行间暗含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和探讨，感情内敛而不奔放。 正如缪钺所说：“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所以“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 宋诗的哲思化是与大时代背景是相互贯通融合的，正所谓：“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而一时代之诗，亦以见一时代之心也。"宋诗哲思化的沉思实质上就是这种恶劣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求存国脉的思考是分不开的，所以有学者称宋代文学是“一代反思的文子学。 二、党争的王朝与诗的哲思化宋代起于公元960年定都开封至1279年陆秀夫携幼帝跳海而亡，共319年。南北宋有很多共同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宋代的文人是集官僚，作家，学者与一身的三合体，“这个复合型主体便直接地、内在地决定了宋代的政治与文学的互动。"故在这一格局中形成的党争便贯穿着整个宋工朝的而存在。 有如景柘党争、庆历党争、熙宁党争；绍兴党禁、庆元党禁、史嵩之，贾似道两相党与道学党之争，柳诒徵先生说：“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不可纯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杂其间。 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则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也就是说，宋代党争最初的目的是由“纯洁为国"和“主于救国"而争执，这种争执以多种方法表现，有如奏折、书信、序，更少了诗，而以诗论事，以求救国，不可避免的使诗更加内敛，深微，更具理性的思考。“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澹。" 而诗的内容更加追求更深层次的哲思探寻，以“自省"的精神去探究宇宙、社会和国家存脉之正理，增强内忧外患的王朝凝聚力。可见诗饿哲思化合最初的党争“纯洁为国"是一脉相承的，诗的哲思化使得各文人救国理念各不相同而刺激了政治的党争，翻过老党争又刺激了不同政见的人陈述己见“主与救国"。 另一方面，党争的现实促进了文人党同伐异之势，“好己之同"“恶人之异"。欧阳修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所以宋诗中有很多朋友同僚之间的诗词酬唱相和。 不管是“好己之同"还是“恶人之异'，它的前提都是存国脉之下的不同救弊之主张。不同党派政见之争促进了文人作为创造主体的参与意识，在论争中，诗文也不断的趋向哲思化和深微化。正如曾巩说“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党同伐异的社会现实使得文人更加趋向“志在当世'的精神，而“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宋代文人的这种以诗文托讽论事的风气，使得宋诗更倾向于哲思化。 但不得不说的是，宋代后期的党争，渐渐脱离“主于救国'而相互“倾轧报复'，相互为“私憾及利禄之见杂其间而争斗不休，柳诒徵说：“熙、丰、元柘之政党，败坏于蔡京。元祜是宋代朋党之争的转折点，元祜党人对政敌的打击和报复已经不是最初的“纯洁为国之争，至徽宗时，蔡京专权，为私利打击政敌。 绍兴年间，秦桧弄政，绍兴党禁更是践踏了“主于救国的党争之最初目的，“畏祸'成为文人群体心理主题，“这时的创作主体带着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忧虑，体验政治和人生的悲剧命运。"这时的党争没有最初的党争目的，却从另一个极端给宋诗带来了别样的哲思化的“内省'反思和悲剧性的人生。 宋王朝是一个“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王朝，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文人士大夫的地位有宋代的文人高。宋代文人士大夫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延续着整个王朝的兴衰，宋代这样一个尊崇文人社会风气和“崇文抑武"的国策是分不开的，宋王朝大量笼络士子，有特恩取士、殿试取士、“科举"取士等取士方法，不论贵贱，只论才学，均可参考。 重视文人和文化的王朝政策和社会风气必然刺激文学的教育和继承，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文人在宋朝有着极高的待遇，极大的刺激了宋代文学集团和士大夫群体的兴盛。宋代不仅文人占据高位，而且宋代文化亦大多由文人传播和发展。 宋人博学广雅，作诗文善于用成语典故，而笔之所至，曲随人意。宋人“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并且多在其中“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以至“尽事理之精微'这和宋人“以才学为诗'密切相关，也和宋代王朝的重文的政策是分不开。 重文的王朝以及“崇文抑武'的国策也给宋朝的羸弱带来了契机，对外武事羸弱无法抵抗外族的压制和侵略，对内文人“党同伐异党争内斗不休，使得大量文人在外事无所施之下，追求内心的宁静和思考，处于多事之秋的宋王朝，文人需要自我宁静和自我慰藉的人生思考。在文人为重的王朝下，羸弱的社会现实使得文人需要一个心理的安慰，这便是“以理遣情"探讨人生、社会、自然界的理性思考，以心为本，寻求安宁。 文人为重的王朝下的文人具有哲思化的思考，是诗人对事物冷静观照和理性探寻中形成。这和文人士大夫的“平淡"的追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平淡中蕴含至理的渗透，感情经由理性的压制趋向淡然却不寡味。 宋代文人家贫者甚多，家世贫微，人生际遇受挫，使得文人的生活淡而有性，平淡中有着多人生社会的理性思考。也使得文人的心态由外转向向内收敛，喜深幽隽永而不喜状阔远广，思绪精微而不硕大。宋代文人生活境遇差者多不胜数，但是大多淡然处之，温厚敦儒而又超然淡泊，却又能敏感感悟周边变化和自身感悟，转向自身内心世界的宁静和思考。总结 宋代作为一个重文的王朝，使得各个不同思想都相互融合贯通，其中就有儒释道的有机融合，“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人文人的心理更加理智冷静，以平淡为真，并在平淡中寻得人生真悟和哲思的思考。 宋代是一个十分尊重士大夫阶层的王朝，士大夫大量笼络士子作为国家上层官员，宋太祖曾立碑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正是这样的政策氛围给了士大夫以诗论事，托讽喻谏，针砭时弊的氛围。同时文人笔下的哲思化探讨也多了起来。 缪钺在《诗词散论》中说：“英国安诺德谓：一时代最完美确切之解释，须向其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反之，欲对某时代之诗得完美确切之了解，亦须研究其时代之特殊精神，盖各时代人心力活动之情形不同，故其表现于诗者风格意味亦异也。 可知研究一个时代的新文学现象必须和这个时代的的特殊背景相联系，宋代诗歌的哲思化的形成和宋代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正是羸弱的王朝现实、党争的王朝特色、重文的王朝历史现象使得宋诗有着区别于唐诗的哲思化倾向，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宋文人的心思内敛思静，深幽敏感。“此皆与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而宋诗的哲思化的形成也是合乎历史必然的。 参考文献：《诗词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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