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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并崇尚的一个著名的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老子的“无为”的本意是什么呢？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大概是因为“无为”这个詞表面上太容易给人一种消极、无所作为的错觉，从20世纪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历史文化问题以来，它常常受到误解和批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观点则被扣上是“主要是反对社会人事的有为，完全是抹煞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要人消极无为，什么也不做。……与宗教唯心主义，所起的反动作用是一样的”（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更有甚者，有的则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其实是要恢复闭塞的、落后的奴隶制社会，使社会向后倒退。……要使民无知无欲，安于受剥削和奴役，这就是无为而治的反动实质所在。”（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在学术研究中，随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套装”不足取，但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诠释古人提出的观点，则难免会离其本意相距甚远。 一、“去甚、去奢、去泰”；反对朝令夕改和大搞形象工程――“无为而治”的内涵和实质 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无为”是一个涵盖着深刻意义和以博大智慧的哲学词汇。无为，既不是中国某些哲学史专家认为的“什么也不做”，也不是西方学者理解的“没有行动”。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无为”的真正含意应该是“避免反自然的行为”。应该说，李约瑟的理解比较科学，基本逼近老子的本意。 其实，老子讲得很清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他又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这就是说：道，常常是不去刻意做什么，但事情却因为顺应自然去做而无不成功。侯王若能遵守这个原则，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自然成长而至欲望萌发时，我就用道的真朴来教育它。道的真朴能使它不会起贪欲。天下人不起贪欲而趋于宁静，天下自然就安定。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身教重于言教的方法。这样万物就会自然生长而不去争谁是创始第一，蕃生繁衍而不据为私有，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已能，大功吿成而不自己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永存。 老子还明确地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即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诡奇的方法用兵打仗，用顺应自然不搅扰人民的方法安邦。他认为，天下的禁令越多，人民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的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戝就会越多。所以，君王顺应自然，人民就自然化育；君王好静，人民就自然端正；君王廉政不搅扰民众，人民自然就富足；君王不贪欲，人民就自然朴实（《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为而民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综合《老子》第三十七、第二、第五十七章三章关于“无为”的思想的阐述来看，作为政治哲学上的“ 无为”名词，老子完全是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而提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把它作为一个一般的名词来解释。老子的”无为”，主要是针对并要求国家最高统治者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反对实行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到处大搞形象工程而言；动则随意颁布这个法令、那个制度；或朝令夕改，不讲政策的连续性。老子提倡，一切法令、政策的颁布都要顺应民心，得民心，要“以百姓心为心”、 “任百姓的自化（即自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喜欢不喜欢吗？（以下我们还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据此，德才优秀的领导者则要去除极端、奢侈的、过度的行为做法（《老子·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很明显，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本意和实质。老子认为，用这种看似没有什么作为的方法去治国安邦，恰恰能产生“无不为”最积极的政治效果。所以，司马迁评价道家学术时说，道家宣传无为，实际乃无不为，道家的文辞使人难于理解，但其主张是容易施行的，其方法是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领，能做到它，其思想和事业就可以不可磨灭（参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应该说，司马迁对老子“无为而治”的评价，符合老子的本意。 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政治智慧，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具有不谋而合的历史契合点的重大意义。它说明，“无为”的政治智慧产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老子的思想的确是伟大的，超前的。 二、“无为而治”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汉初期，黄老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说这是黄老思想治国安邦的一次成功实践。从汉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和窦太后，到肖何、陈平、曹参等宰相重臣，都喜好黄老之学。窦太后则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她“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信奉儒家的辕固生视《老子》一书为“家人言”，窦太后得知后大怒，并惩罚他进入猪圈剌猪。由此可以想见，西汉之初的最高统治层把黄老的思想当作指导思想了，反对者当作异类处罚之。 为什么黄老之学能在汉朝之初受到欢迎？主要是秦朝末年的暴政、苛政给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汉朝之初急需社会稳定，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因此，运用黄老思想来安抚民心，恢复和发展生产，无疑是汉初最高统治者的最佳战略选择。所以，汉初的统治者有意识地接受了老子“处无为之事”、 “道法自然”、“俭约”、“清静”等重要观点，并以主政。从汉高祖刘邦起，到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等，前后50余年的时间，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史记·太后本纪第九》：“太史公曰：孝惠帝、高后之时，黎民得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乎无为”。），首先废除秦朝的苛政，都施行轻徭薄赋，或减免税賦的惠民政策，重农抑商，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使天下百姓感怀，安居乐业，没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的事情（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第十一》“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历史上习称的“约法三章”、“萧规曹随”、“与民休息”等，就是西汉初期的治国安邦的政策方针的体现。从而出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第九》）的繁荣景象。 讲到这里，我想专门说一说孝文皇帝刘恒这个人，“孝文”是他的谥号。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刘恒活了共46岁（公元前203年～前157年），23岁即位，在位23年（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寿命不太长。可以说，文帝刘恒是身体力行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努力践行者。主要体现： 第一，废除“诽谤”（朝廷）罪的法律。他一登基便对群臣说：各地接到我的诏令后，首先想一想我有没有什么过失，以及我所见所思的不足之处，要求大家告诉我。并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来补正我的不足。接着，文帝下令第一次制作专门进言献策的“铜制虎符”和批评朝廷的“竹制使符”，发到全国各地的封国和郡守等领导人，提倡臣民直接给皇帝或朝廷提建议或意见。他说：如今的法律规定批评朝政和传播妖言的人要治罪，这就使得君臣不敢畅所欲言，做皇帝的无从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致远方的贤能之士到朝廷来呢？应当废除这些法令。另外，在一般老百姓中有人背后诅咒皇帝，两人发誓相约互相隐瞒，后来又互相告发，官吏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说一些不服气的话，官吏便认为是诽谤朝廷。其实，这不过是由于小民们不懂事愚味无知造成的，怎么能定为死罪呢？从今以后，凡是触犯了这条法律的，一律不加处理。 第二，处治罪人时，不株连部属和家属。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地检查部署反击匈奴入侵的准备工作，便乘机反叛，调动军队打算袭击荥阳。文帝即下令陈武为大将军率领10万人马前去平叛，经一个月的时间，打败了济北叛军，并俘虏了济北王。在平叛前夕，文帝下诏：济北王违背道德，反叛皇帝，连累他的下属和百姓，凡在朝廷平叛大军未到以前就反正的，以及率领投诚或者献出城邑的，一律加以赦免，恢复他们原有的官职。此后，对追随济北王刘兴居叛乱的官员与一般下级人员，或者与他有过往来的人，都全部予以赦免。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对参加叛乱的官员与一般下级人员如此宽待，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吧。这说明文帝刘恒这个人十分厚道、宽容。在政策上，区分主次。 第三，废除肉刑。文帝废除肉政起源于一个犯罪官员的姑娘写给他的一封信。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有罪该受刑罚，朝廷的牢狱将他逮捕解送到长安关押，准备执行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他在被捕时骂女儿们说：“生孩子不生男孩，有了急难，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的小女儿缇萦听到，十分伤心地哭了，便跟父亲来到长安，并向朝廷上书说：“我父亲在齐国做官时，上下都知道他廉洁公平，如今犯了法，该受刑罚。但我所悲伤的是，人死之后不能复生，受刑之后不能复原，虽然自己想改过自新，但又不给出路。因此，我愿意被没收官府当奴婢，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改过自新”。 缇萦的书信被送到了文帝那里，文帝为她的孝心所感动，于是下诏书说：“我听说在上古（虞氏）时代，只是给罪犯穿戴有特殊图形或颜色的衣帽，作为耻辱的标志。然而民众没有犯法的。如今的刑法有三种肉刑（杖刑、剌字、宫刑等），而违法犯罪的仍然不断发生，这根源在哪里呢？主要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以致教化不明，教导的方法不科学，从而使百姓不明事理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感到非常惭愧。《诗经》上说‘慈祥和易的君子，才是人民的父母’，现在人们犯有过错，还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就对他们施加刑罚，有人即使要悔过自新，也无路可走。一运用刑罚就使得犯人肢体断裂，皮肉损坏，终身不能复原，就是多么令人痛苦和不道德的做法呀！这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要求吗？应该废除肉刑！”。以前的肉刑就这样被废除了。 第四，以身作则勤俭、节约、朴素。据《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记载，文帝刘恒从登基到逝世在位共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和御用器具等，一直没有增添什么。凡是对老百姓不利的措施立即放弃。文帝曾打算建造一个露天平台，召来工匠一计算，要花费将近100斤黄金。文帝说：“100斤黄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我享受着先帝留下的皇宫，时常害怕不能保守社稷江山而使先帝蒙受耻辱，还要建造露天平台干什么呢！” 文帝经常穿着粗布衣服，就連他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不准长到拖地，制的帷帐也不得绣花，以示俭朴，给天下人做出榜样。 第一夫人尚却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文帝修建陵墓霸陵时，他规定全部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作装饰，不准修造高大的坟堆，为的是节省开支，烦扰百姓。特别是有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朝廷大臣郞中令张武将军接受了别人的金钱贿赂，事情被发觉后，文帝不是要执法官给他治罪，而是从皇宫仓库里拿出钱来赐给他，使他感到内心非常惭愧难当，这样，受贿赂的官员心里过意不去，只好把受贿赂的金钱交还了朝廷。因此，当时全国安定有序，人口兴旺，生活富裕，礼仪盛行。 特别是文帝在临终前下诏书说：“天下万物出生后，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之间的常理，生物的自然现象。有什么值得特别哀痛的呢？现在死了人花钱厚葬，以致弄得倾家荡产；强调服丧，以致损害了身体。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 立即诏令全国： 1、从诏令到达之日起哭吊3天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 2、应当办理丧事、服丧哭祭的人，都不要赤脚踏地。孝带不要超过3寸宽。 3、送葬时不要陈列车驾和兵器，不要发动男女百姓到宫殿来哭吊。宫中应当哭的人，都只要在早晚各哭15声，礼毕就停止。 4、并特别明确提出：为他修霸陵的一带山水必须保持原貌，不要有所改变。 5、后宫夫人以下的美人除留一点少使用外，一律全部遣散回娘家，千万不要做绝人后代的事情。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像文帝刘恒这样心胸宽广、厚道、清静、无为、节俭、克己的皇帝，有几人？十分罕见，难能可贵。 因而，当孝文皇帝逝世后，朝廷文武大臣百官，上下一致同意追封他为“孝文”的谥号，认为：开国元功没有大过高皇帝（刘邦）的，圣德没有胜过孝文皇帝的。因此，决定给刘邦修太祖庙，给刘恒修太宗庙。还创作了一部名为《昭德》的歌舞来演唱，来颂扬孝文皇帝的美德。这样的庙不是那个皇帝都可以修建的。中国古代从尧、舜（均为仁德之君王）之后，对君王一类人物（或者说国家一把手吧）的称谓，有功的称为“ 祖”，有德的称为“宗”，而且是在逝世后由下一届朝廷决定，不能自己在位时说了算。难怪，司马迁评价文帝刘恒时说，从汉朝建立，到孝文皇帝经历了四十多年，德政达到了最旺盛的时期（《史记·孝文本纪第十》：“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文景之治”盛世的历史印证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正确性：“我（指君王）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它表明，老子治国安邦的思想在汉代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很快就放弃了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他采取了高度的“有为”行动，迅速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和干涉，并通过一系列战争来扩大帝国的版图，在一时强盛之势下也酿造了国庫空虚、社会秩序破坏等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即使是正统的历史学家也对他提出批评：“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三、如何实行“无为而治”？――“以百姓之心为心” 或者说，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呢？老子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领导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保持自身清静、不为物化 老子提出，最理想的领导人，也就是德才最好的领导人要“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子（《老子·四十九章》）”。这就是说，最好的领导人，常常是没有私心，都是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领导人心怀天下，小心谨慎，浑厚质朴。百姓都非常关注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所以，领导人应该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不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不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吗？当官的能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好“父母官”啊！ 在这里，老子提出了最理想领导人（也是最好领导人）的标准，也提出了我们常说的“父母官”的标准。所谓“以百姓之心为心”，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老子认为，德才最好的领导人（即圣人）就是实行“无为之治”的方针。为此，首先要没有私心，根绝私欲，这样领导者的心才能宁静、冷静，天下就会自然安定太平（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 作为“全国县衙惟一的历史标本”的河南内乡县，有许多“爱民”的对联，其内涵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老子的“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爱民思想，深刻地提出了执政为民生国计着想的要求，受到社会的高度赞许。内乡县衙内最有名的一副对联是悬挂在三堂的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上联讲的是为官之道，告诫为官者要自己的荣辱得失即官的升迁看得淡一点，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下联讲的是为官者要以百姓为天，爱民如身。这幅对联的核心是上联的“勿说一官无用”以及下联的“莫道百姓可欺”，提醒为官者要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益，千万不要欺压百姓。 这幅对联深刻地阐述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1995年6月、2002年春，分别受到朱鎔基总理、江泽民总书记的高度评价。江泽民总书记还指示中央办公厅负责查考此联出自何时何地何人之手？经考证，这幅对联是清康熙年间高以永（浙江嘉兴人）在内乡任职九年期间所撰写。据《内乡通考》记载，高以永在内乡任职时，县内陆多荒芜，饥民甚多，高以永即问民疾苦，并令其广开垦，开地40余顷，植农桑，流民四处返回耕种，数年间解决了内乡县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高以永离任后，当地老百姓立“德政”碑于仪门前。 内乡县衙内还有不少“廉政”、“爱民”思想的对联，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 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 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县丞衙大门对联） 法规有度天心顺； 官吏无私民意安。（典吏衙大门对联） 报国当存清政志； 为民可效廉明臣。（典吏衙正厅对联） 上述对联的爱民思想是具体的，言简意明，要求当官的不要欺民。负民，要宽民，要无私，不要拿百姓一文钱。同时，也表明了老百姓希望为官者能公正执法，顺乎民意，清政廉明。  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已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此联较多地体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意为爱民是思想基础，执政和执法则是为官者的主要职责。上联是说，为官者不要夸夸其谈，身教重于言教，而且要时时反省自己，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下联是说，作为地方官一定要有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每做一件事都要想到老百姓的利益和国计民生的大事。其核心和要旨是：为政不在多言，当官务持大体。 老子把从政的领导者分为五类，从最好到最坏的：一、第一类最好、最优秀的领导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二、第二类的领导者，民众爱戴他。三、第三类的领导者，民众称道他。四、第四类的领导者，民众害怕他。五、第五类的领导者，民众在背后侮骂他。所以，诚信不足，就会有不信任的心理。最高明的执政领导人总是那样深思熟虑，不轻易发表意见，功勋建立了，事业完成了，老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干成的”。（“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老子·十七章》）。
我们从老子把从政领导者划分为五类，可以清楚地知道，老子是用人民（或老百姓）拥护不拥护、喜欢不喜欢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领导者的。应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民本思想。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老子为什么能把人民群众放的地位放到如此高（第一）的位置？回答是明确的，这主要源于老子把人看作与道、天、地一样重要，并提出要建立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领导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不但是个人的爱好问题，而且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大问题。因而，老子提出：君王应该效法“道”的无为，从自身做起，不要崇尚财富，使民众不去拚命争夺；不珍爱难得的贵重物品，使民众不去偷盗；不显耀可贪的欲望，使民众的不被搅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要想办法和措施净化人们的思想，生活安饱，体魄强壮，意志柔弱。经常使民众去除私欲，使那些不安份守已的人不敢胆大妄为。按照“无为”原则办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貴难得之货，使民不盜；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 2008年12月网络媒体、报刊等披露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显示自己财富地位，抽150多元一盒的高档烟和戴10多万元的高档手錶，遭网民的愤怒，后被查处免职。它说明，领导人喜欢珍贵物品将会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因为它是公众人物，与一般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他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这个单位的风气。如果这个单位的领导克已奉公，廉政勤政，关心群众，那么，这个单位就难于出现贪污、群众怨声载道的现象。 庄子也认为，君王（或领导者）应该“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 领导者要“谦下”，先民后己，不要欺压百姓。 老子认为，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众多河流归往的地方，是因为它处在下流的位置，所以能成为无数河流汇往的地方。高明的领导人，必须对人民谦下。要领导好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后。所以，圣人领导人民，虽然处在民众的上面，但民众不会感到负担沉重；处在民众的前面，但民众不会感到是妨碍。所以，天下人民乐于推戴他而不厌恶他。因为他不与人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皆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老子·六十六章》）。因而，统治者千万不要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不得安居，千万不要用高压手段压得榨得人民无法生活。只要统治者不压榨人民，人民就不会厌恶统治者。因此，高明的统治者是有自知之明的，而不会自以为是的（“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弗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老子·七十二章》）。
领导者不能政令频出，或朝令夕改 老子认为，要使国家安定、清静，不能政令频出，或者朝令夕改。否则，人民就会反感、有怨气，不知所措，这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长期以往就有可能败亡。他打比喻说：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搅。（“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 这是说统治者不要以烦苟政务扰乱民众，而要坚守“清静、无为”的思想，用他的话来说，也就是“以道莅天下”。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折腾，政策、制度、法规等要保持连连续一贯性，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月月、日日不断地搞人与人斗争的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卫，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把经济搞崩溃，連老百姓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中国几千年朝代更替兴亡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历史（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印证了老子上述话的正确性。三大盛世可以说是“无为而治”的结果。具体讲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承乱勃兴。新王朝统治者及时认真汲取前朝灭亡的原因教训，人心思定，从速拨乱反正，最终实现了由大乱转为大治。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盛世，从汉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汉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大唐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从唐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前后花费近20年的时间，后又经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康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至1795年，长达133年。 二是政治清明，政策稳定，法制宽松。“三大盛世”都政策稳定，法制宽松，从而使全国的政局稳定。汉文帝比较民主，鼓励臣下进諌，下诏废除“诽谤朝政罪”、“妖言罪”等。“贞观之治”时期，唐大宗主动求諌、纳諌，广开言路，造成君臣之间关系融洽；各种制度、法规的建立充分尊重广大民意之上，唐大宗还主动为前朝旧臣及其子女平反冤假错案。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共议国政，展示了一代君臣苦心求治的风范，促进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励精图治。“三大盛世”体现出社会和谐，当时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心中没有多少怨气，“贞观之治”时期，公元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总共只有29人。 三是经济繁荣，民富国强。“三大盛世”都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国富民强。西汉盛世改变了汉初经济凋敝的窘况，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充溢于外，腐败不可食”的情况。大唐盛世更是留下了许多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的佳话。有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厂禀俱丰实”。康乾盛世时期，农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最多时达51%，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四是对内对外思想开放。“三大盛世”之所以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繁荣景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集团成员胸襟开阔，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吸收域外思想文化。贞观时期，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都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国民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逢迎，大国风范随处可见。
领导者要爱惜民力，减轻税賦，去除腐败 老子认为，国家要达到无为而治，除了政治宽厚使人民淳朴外，主要是要爱惜民力，爱惜民力就是在积蓄力量，积蓄力量也是在积德，不断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没有不能战胜的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掌握了这个就可以说掌握了治理国家的道理，国家就能够长久治安。 具体来讲，爱惜民力必须减轻税赋，使人民群众吃饱饭，不至于陷入饥饿。老子认为：人民为什么陷入饥饿？主要是统治者的税赋太多太重。说民众难于治理，到处闹事，主要是由于统治者强作妄为，政治腐败，过分贪求享受，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的权益。因此，民众敢于铤而走险，不怕犯死。（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以貴生”。 《老子·七十五章》） 领导者要知人善用，发挥各人的专长 老子认为，要做到“无为而治”，领导者还要善于发挥每个人的专长，爱惜人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世上没有无用之人，也没有无用之物。能做到这点，就算是一个高明的领导人，也叫做顺应自然之理了。所以，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鉴。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不爱惜自己的借鉴，虽然认为自己很聪明，其实是很糊涂。这就是深妙精要的道理。（“圣人常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者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貴其师，不爱其资，虽资大迷，是为要妙。”《老子·二十七章》） 作者：刘庭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和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题组主要专家”，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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