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撼动美国司法界的九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波谲云诡 iCourt美国行必经之路 一起领略真正大法官的风采 了解详情请长按二维码联系诺诺多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何帆法官增订新版的《大法官说了算》一书。麦读书店限时首发本书的何帆法官【签名+印章】版，9月22日（本周四）晚间24：00截止。iCourt特购入一批，赠与最近上课的校友。 许多年前，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一位名叫莎拉·莱维恩·舒尔曼的二年级女生总结出一条“定律”：在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结果是输是赢，根据言词辩论情况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大法官问哪一方问题多，哪方就输定了。 一位年轻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读到这条“定律”后，决定做一项实证分析，以检测舒尔曼说法的准确性。他从最高法院1980年至1981年开庭期和2003年至2004年开庭期审理的案件中各选取了14起案件，试图从中发现大法官发问频率与案件成败的关系。经过统计，这位年轻法官也得出了结论。在2004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告诉最高法院历史协会（Supreme Court Historical Society）的同仁：前述28个案子中，有24个印证了“问得越多，输得越惨”定律，比例达到86%。 这名年轻法官，就是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出任联邦法官之前，罗伯茨作为出庭律师，曾在最高法院打过39起官司，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庭辩律师。他后来经常对人开玩笑： “在最高法院打官司，辩论成功的秘诀，就是让大法官问你的对手更多问题。” 问得越多，输得越惨？ 当然，无论是“舒尔曼定律”，还是罗伯茨的测试，都只能算业余研究，登不了大雅之堂。真正的实证研究，来自4位政治学学者，他们选取了联邦最高法院2000次言词辩论的记录，搜集了大法官们在庭上问出的20多万个问题，并将研究结论公布在2009年一期《华盛顿大学法律与政策杂志》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上。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因为同样是问题，内容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布雷耶大法官2006年得过一阵子咽炎，他偶尔会问律师： “你听得清我在说什么吗？”不过，研究者声称，他们已经对提问内容进行了甄别，过滤掉了上述无效问题。 4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再次验证了“舒尔曼定律”的正确性：诉讼结果与提问频率是有关联的，谁被提问多，谁的输面大。如果大法官对诉讼双方提问次数差不多，原判被推翻的概率则为64%，与正常概率持平，因为最高法院的案子推翻原判的概率，确实比维持原判要高十几个百分点。研究者之一，明尼苏达大学教授蒂莫西·约翰逊称： “法官对哪边投入的注意力比较多，哪边输面就比较大。” 约翰逊教授与他的同僚们还有一项更复杂的研究，样本来自2500场言词辩论记录以及大法官们的34万句发言。研究者们使用了所谓“语言影响力词典”。该词典依照人的感知程度，将各类词汇进行了分类，如令人愉悦的词汇包括“赞成” “信心”与“指导”，令人不快的词汇包括“滥用” “敌意”和“失败”。研究表明，在1小时的言词辩论时间里，大法官们大概会说4000个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倍。大法官的提问中，令人愉悦的词越多，被提问者未必能赢，但如果令人不快的词越多，被提问者输掉的概率则会大大增加。 有趣的是，舒尔曼毕业后，成为佛罗里达州一名执业律师，她很快将自己的定律用于实践。她后来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亚当·利普塔克说： “我在法庭上，会注意察言观色，知道何时见好就收，何时保持沉默。当对方律师滔滔不绝时，法官自然会偏向我这一方。” 苛刻的言词辩论程序 无论学者、律师们如何论证三缄其口的重要性，到联邦最高法院一逞辩才，仍是多数美国律师心中的梦想。对他们来说，最具挑战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答9位大法官提出的各种古怪刁钻的问题。哪怕答得越多，输面越大。 人们通常所说的最高法院庭审，又称“言词辩论” （oral argument），是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环节。多数情况下，未经辩论，大法官们不会推翻或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这一环节一般在每一开庭期的星期一至星期三进行，开庭时间一般安排在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则为1点至3点。正常情况下，大法官们每天审理4起案件。秋季上午通常审理3起案件，春季则为2起，因为大法官们要腾出时间撰写判决书。案件审理完全对公众公开，任何人都可以旁听。但由于普通公众旁听席位只有118个，有幸享此殊荣者为数不多。 因为最高法院审理程序属于上诉审，不审查事实问题，所以没有陪审团，也不传唤证人，而是由双方律师在大法官面前辩论，间或回答大法官提问。言词辩论一般需要1小时，每方有半小时发言时间。律师发言时，还经常会被大法官的提问打断。历史上，最喜欢打断律师发言的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他曾在120分钟的庭辩中93次打断律师发言。 伦奎斯特担任首席大法官时，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一满30分钟，律师面前的小红灯就开始闪烁，伦奎斯特会立刻要求律师结束发言，一旦律师超时，就会遭到伦奎斯特呵斥。相比之下，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就比较温和，一般会容许律师超时几分钟。历史上，只有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大法官才会延长辩论时间。如1974年的“美国诉尼克松案” （United States v. Nixon），辩论时间被延长至3小时。2003年的“麦克康奈尔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McConnell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由于涉及对《跨党派竞选改革法》 （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BCRA）的审查，辩论时间延长为4小时。2009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因为有可能推翻BCRA部分内容，还破天荒地开了两次庭。 开庭之前，9名大法官们会提早10分钟换好法袍，并相互握手。之后，8名联席大法官以资历为序，列队站在首席大法官身后。上午10点整，最高法院执行官高声宣布开庭，助手适时拨开红色幕帘，诸位大法官鱼贯而出，依次入座。 “嘿，我是斯卡利亚！”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是许多法律人心目中的圣地，不少第一次到最高法院打官司的律师难免感到紧张，有时言语失当，举止失常，甚至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为此，每次言词辩论开始前，法庭书记官会先与出庭律师会面，告诉他们应该坐在哪里，什么时候上庭，还会向他们介绍如何称呼大法官，常用称呼是“首席大法官先生”或“大法官某某”，也可以叫“尊贵的阁下”，但不许直接叫“法官”。工作人员会安排初次出庭的律师先在法庭走位，以消解陌生环境带来的紧张情绪。 即便如此，不少律师还是会当庭出洋相。在“布什诉戈尔案”庭审过程中，迈阿密著名律师约瑟夫·克洛克由于压力太大，接连失言，频频令观众笑场。他在回答斯蒂文斯大法官的提问时，称其为“布伦南大法官”。当时距布伦南退休已有10年，而老人家也于3年前去世，听众们啼笑皆非。不一会儿，克洛克在回答苏特大法官提问时，又把他叫成“布雷耶大法官”。现场听众哄堂大笑，弄得苏特尴尬不已，连声叹息，出言相讽： “我是苏特大法官。不过你完全可以忽略这一点。”一贯喜欢搞怪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干脆在提问前自报家门： “嘿，克洛克先生？我是斯卡利亚！” 金斯伯格大法官刚进最高法院时，尽管外貌与奥康纳并不相像，但出庭律师还是经常把二人弄混，叫错名号。奥康纳一度给自己做了个胸牌，上书： “我是奥康纳。”她每次出庭都挂着这个胸牌，直到没有人再叫错，才摘了下来。 说了白说，问了白问？ 过去，言词辩论环节一直是律师表演的舞台，大法官们很少发言。整个20世纪80年代，审判席上一片寂静。布伦南、马歇尔和布莱克门三位大法官几乎从不开口发问，伯格、怀特与鲍威尔话也不多。1986年，斯卡利亚进入最高法院后，情况有了变化。他生性好斗，从不掩饰派性立场，总能让法庭气氛迅速升温。即使是最晦涩无趣的案子，庭审也能被他搅和得非常热闹。律师们一见斯卡利亚要开口，就知道麻烦快来了。奥康纳一般会在言词辩论前预做准备，与法官助理拟好问题，而且总是第一个向律师发问。伦奎斯特与肯尼迪后来也很喜欢发言。 一般来说，不同的大法官，有不同的提问风格。有人喜欢疾速发问，问题既可能一环套一环，也可能思维跳跃。有人喜欢做假设性提问，设定一个假设情境，再围绕情境进行设问。现任大法官中，斯蒂文斯、斯卡利亚、布雷耶都被称为“设问大师”。曾有律师总结，一旦大法官提出假设性问题，律师千万不能说： “这又不是本案事实。”否则就可能遭到大法官斥责，最后还是得乖乖回答问题。当然，无论大法官如何提问，都是对律师反应能力与智识水平的考验，毕竟他们在回答问题的同时，还得竭力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形式上看，大法官发问，是为获取信息、澄清论点，但究其实质，大法官们在发问之前，内心对相关问题早已形成判断。他的问题，更多是问给同僚听，希望借助发问说服其他大法官，在投票时加入自己一方，从而形成多数意见。比如，当一方律师滔滔不绝，但论点却存在重大逻辑问题时，一些大法官就会打断他的发言，通过提问证明律师的语言漏洞或逻辑错误，提醒其他大法官予以重视。当然，也可能一个律师的立场与大法官相近，但没有谈及重点，大法官故意发出有“敌意”的提问，期待律师的精彩回答能说服其他同僚。 不过，大法官有时发言，并不是为了发问，而是与其他大法官进行交流。最高法院庭审过程中，经常发生大法官讨论不休、律师被晾在一边的情形。这一点，就连现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本人都承认。2008年，他在对哥伦比亚法学院师生的一次演讲中直言： “大法官们经常自己就争论开了，律师反而成了布景板。”1960年的一次辩论中，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不断向律师抛出疑难问题，令律师紧张不已，道格拉斯大法官实在看不下去，干脆越俎代庖，逐一替律师回答了上述问题。法兰克福特非常尴尬，只好迁怒于律师： “我本以为今天是你来辩论这个案子的。” 历史上，确实有律师通过滔滔雄辩而成功说服大法官改变立场的案件，但这样的情形实在屈指可数。这是否意味着律师们的辩论价值几可忽略？当然不是。原因在于，一次精彩的言词辩论，并非一场辞藻华丽的演说。精明的辩护人往往会通过大法官的发问，寻找他们的关注点，并据此强调己方观点，澄清误解，甚至主动令大法官产生疑问，竭力使本人观点成为问题的答案。 此外，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不全是堕胎权、政教分离这种自由、保守两派观点截然对立的类型，许多案子来自大法官们不熟悉的领域，言词辩论未必能令大法官的立场发生180度的转弯，但至少会造成一定影响，而在投票阶段，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影响，都会产生很大作用。其实，从星期一到星期三，大法官一天要审4个案子，不可能好好消化每起案件的材料，而律师们的言词辩论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使大法官们形成感性认识，以更好地作出决断。 斯卡利亚大法官某次接受记者访谈时，就曾谈到，他很少在庭审后转变立场，但确实也有一些言词辩论会让他改主意。大多数情况下，大法官在聆听言词辩论之前，并没有很明确的立场。这类案子里，双方的观点各有道理，旗鼓相当，的确很难作出决断。这个时候，如果某一方律师很有说服力，有可能帮助大法官下决心。法庭上的发言可以表达诉状无法传递的重要信息，那就是，呈现最重要的立场。 例如，你有5个论点，其中一个特别复杂，虽然它不是最重要的，却很有参考价值，所以你把它排在最前头。而且，由于这个观点很复杂，尽管它不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点，你还是用了大量笔墨去阐述。如果大法官在庭审一周前刚读到你提交的诉状，很可能会误解你的立场，以为排在最前面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言词辩论就是你阐明立场、正本清源的绝佳时机。你有机会对大法官们说： “庭上，我方在诉状内陈述了5个观点，但这个案件的关键是……”嘭！就这样，你一语中的，直奔主题，很可能扭转大法官的决定。 出庭律师的四大类型 美国历史上，有过不少专门在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的名律师。19世纪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可谓最著名的最高法院庭辩律师，他擅长煽情，庭审演说曾将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感动得热泪盈眶。而约翰·戴维斯则是20世纪名声最大的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现在，这种分工已经相对弱化，许多律师终其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到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的机会。 大法官们在审判台上一坐十几年，倾听过无数出庭律师的言词辩论，孰优孰劣，内心自然有一个判断标准。已故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一书中将自己见到过的出庭律师分为四类，即诵经员型、辩论冠军型、火车司机型和演说家型。 诵经员型。顾名思义，就是完全照稿念的律师，他们与大法官根本缺乏眼神交流，眼睛死盯着讲稿或诉状，自说自话，毫不顾忌听众感受。许多情况下，大法官打断他们讲话，只是因为懒得听他们再读下去，而不是真的有话要问。但是，即使在回答大法官提问时，这类律师一样会选择照稿念。 辩论冠军型。这类人辩才一流，过目不忘，激情四射，缺点是得意忘形，根本不仔细倾听他人提问，更不耐心作出回应。他们发完言后，每个人都会觉得他是某一论题的专家，却无法被他们说服。 火车司机型。与辩论冠军型相似，他们倒是会认真倾听问题，并慎重作答，但语速过快，无法稳住节奏让听众好好消化。一个好律师谈完6个问题，可能会让法官记住4到5个，可这类律师谈完12个问题，法官一个也记不住。 演说家型。这类律师一般最为法官所喜欢，他们很有风度，注重眼神交流，擅长与法官交谈，而非谈给法官听。在分析法律问题时，随时会缓下节奏，给法官留下思考空间。但他们有时过分追求辞藻华丽，反而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当然，在伦奎斯特心目中，上述几种类型的律师都有不完美之处。他认为，对律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感。言词辩论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对于时间如何分配，律师必须心中有谱。什么时候该挥洒激情，什么时候该略微停顿，都应做到收放自如。即使大法官问出充满误解或特别愚蠢的问题，律师也必须认真回答，因为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影响到大法官如何投票。一名好的律师，往往能够引导法官往自己希望的方向思考。 本文经授权转载，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麦读”（maitianshuf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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