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难得的休息日。与妻子一道领着孩子，去看望多日不见的父母。自结婚后，我举家搬到了郑东新区。平时，每隔两个星期左右，总会去看望已经退休的父母。
他们都曾是西郊棉纺厂的工人，在纺织厂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和毕生心血。现在，父母和他们的老同事们依然住在棉纺厂破落的社区。
可让他们更为心痛的是，奉献了一辈子的工厂，现已经搬离至郊县异地重建。原厂址现如今已经夷为平地，成为某港资房产商开发的高层建筑用地。
在父母家，我无意中往窗外望去，十几栋上百米的高楼就密集矗立在正前方。我问父母是否会遮挡家里的阳光，他们都无奈地摇着头说，厂子都被扒掉了，现在还跟谁去讲理啊。
这事，想多了头疼，想通了心疼。从他们的眼神和话语，我读到了无奈，更读到了痛心。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50年代在西郊按照国家“一五”规划建立起了数座棉纺厂。从建厂伊始到80年代末，是纺织厂的黄金发展期。每年的产值和出口创汇收入，远远超出当年投资建厂的总投入。
纺织行业曾是这座城市的支柱产业，这座绿树成荫的城市因此又被称作纺织城。
西郊也是市政府所在地，那时政府机关的干部多以娶西郊纺织厂的女工为荣，不但工作稳定，工资比政府机关高了不少，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福利。
我母亲十六岁时，从信阳老家来到了纺织厂。据她后来回忆，老家子女多，每天都吃不饱。工厂招工的干部到老家招工时，她毅然决然报了名，并将自己的年龄改大到了符合用工条件的18岁。
建厂初期，棉纺厂的职工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大批工人支援内陆建设。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建设目标而走到一起。
那时正好公映一部《刘三姐》的歌舞片，年轻时的妈妈酷似影片中漂亮的刘三姐，被同事亲切称之为“小刘三姐”。我的父亲也是老家招工进厂，年轻时的父亲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父母他们的结合还颇富有传奇。最初他们经由媒人介绍见面，彼此都没有对上眼。三年过去后，另外的媒人又再次撮合他们，这次红线牵住了他们，虽历经波折而喜结良缘。
小时候，家里条件真是差。好在父母都是纱厂的工人，典型的双职工家庭。尽管我们有兄弟三人，但仰仗纱厂大而全的自身系统，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到职工大学一应俱全。我们倒也无病无灾，茁壮成长。
街坊邻里都是厂里车间的同事，彼此都有个照应，谁家的孩子都是左邻右舍的孩子，生活虽然清苦，倒也其乐融融。
据妈妈回忆，小时候，我家隔壁是一对来自江苏常州援建的夫妇，膝下无儿无女。他们家里伙食条件好，我经常到了饭点，敲着小碗就去他们家吃饭。后来，他们退休返回常州老家安度晚年，父亲出差时还去看望过这对善良的夫妇。
记得当时全市首批用上天然气的，就是我们西郊这几座纺织厂，我们也是全市第一家拥有闭路电视台的企业。凑巧的是，当时厂电视台的主持人，后来在市电视台担任金牌主持，西郊纺织厂当年的红火可见一斑。
也不知道从何时起，随着经贸大环境的变化，设备的陈旧和技术的落伍，厂子经营形势江河日下，从兴盛、维持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母亲在我上大一时，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当我研究生毕业结婚之际，曾担任车间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的父亲，也黯然下岗。清晰记得，我那刚强一辈子的父亲，怎么也想不通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变局。
离职的头几个月，每天就呆在家里，在沙发上抽闷烟，一呆就是一整天。直至今日，我感觉他也没有走出这人生的困境。曾经意气风发的他，现在苍老的步履蹒跚。
我那可敬的母亲，提前退休后，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在私营的小厂打工，一干就是五年。辛苦积攒下来的几万元，在我研究生毕业的前夜，被一伙可恶的骗子骗走。
每日在家以泪洗面的母亲，并没有就此垮掉。很快，在孩子们的宽慰下，将这难堪而屈辱的一幕抛之脑后，依然笑对生活。
中午吃完饭，在父母家休息时，无意中看到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它描绘了西南重镇某老工业基地的兴衰荣辱，刻画了曾经傲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当下尴尬和屈辱的处境。
通过电影情节的铺垫，那个“厂子还没有黄的时候”兴盛，以及厂子衰败后产业工人物质和精神的困窘，描摹入木三分。影片那个成发集团，真是太像昔日我们纺织厂的缩影。
这座屡立战功的军工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下，难以为继，以土地置换，再次创业。厂房被扒掉的原址，将矗立起一座全新的住宅区——24城。
那曾经如此熟悉的场景，职工食堂，职工俱乐部，职工洗浴、理发室，甚至那篮球场，家属院，如此相似，如此感伤，不禁让我泪流满面。
而曾经鲜活的一切，都已成残垣断瓦。这样的骤变，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体现。
我的父母对此也不是没有认识，没有自省，没有批判。但他们还是无法接受，因为那是他们曾经的青春年华，就这样一毁了之？干了一辈子，原来只是黄粱一梦？
做为纺织厂的子弟，我们兄弟三个都已成功脱离了子承父业的宿命。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颇为无奈地对我说，小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是扁平足，不能走长路。厂里是不会接收你的，你必须吃上公家饭。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听从了父母的劝告。我只记得，从小学直至研究生毕业，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一定要离开那机器轰鸣的纱厂，那里没有承载我的梦想和希望。
昔日的郑州建设路上西郊棉纺厂大门林立。
毕业后，我没有顶替父母去纱厂工作，而是当了一名人民警察。从警近20年，经历过许多大场面，印象最深的事还是和西郊纺织厂有关系。
记得那是我入警的第二年，我们接到指令，称西郊一个棉纺厂的职工因为工厂宣告破产而堵断铁路。到了现场，我的心几乎就要跳出来。围观闹事的群众成百上千，人山人海，而且情绪激动，场面几乎失控。
我和同事们手挽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人墙警戒线，防止工人冲击铁路。许多工人和围观群众根本不听劝说，指着我们的鼻子臭骂，“走狗、土匪、帮凶”的叫骂不绝于耳。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一个身着纱厂工作服的妇女，跪在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面前，哀号着“我们一家五口都在这个厂里，厂子破产了，我们一家可怎么活啊？”。
我的眼泪当时就止不住了，我也是纱厂的子弟，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也都是纱厂的职工，我怎么忍心看着我的父辈们亲手建设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厂子就这样倒闭呢？
可我是名警察，我的战友们大多也都来自平民家庭，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可以说我们都是含着眼泪去做工人的工作，强行带离行为和情绪过激的群众，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那一幕，却总是在我眼前闪回。那位下岗工人的失声痛哭，现在想起来还时时让我动容。
毫无疑问这些下岗工人，是改革阵痛的承担者，是时代大潮下的弃儿，是典型意义上的“失败者”。
区区数千元，就将他们与曾经血脉相连的厂子做了了断，从此没有了丝毫关系。但他们却没有怨天尤人，去咒骂怨恨，他们选择了微笑着卑微的活下去。
生命有什么意义，勇敢活下去就是生存的意义。他们不仅要为自己活，更要为自己的下一代去活。不要说什么诗意的栖居，在逼仄和黑暗的空间，在被人忽视和轻视的氛围中，他们是无力抗争但又不甘自生自灭的“沉默的大多数”。
那些光鲜亮丽的时代弄潮儿，那些高富帅、白富美、甜素纯的视野中，无法融入这些无房无车无存折的人群。而我知道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可能是我们的邻里，是我们的兄长，是我们昔日的朋友同学。
晚上，在优酷视频，听到一位叫华子的网络歌手，自弹自唱一曲《听说》。歌中唱到：“听个工人说 好久没有喝过可乐。听个商人说，今天该吃点啥呢？听个要饭的说 他手机换过好几个。听个下岗的说，他呼机都还没有用过。听个暴发户说，只有大奔能配得上我。听个铁路工人说，我骑了半辈子飞鸽。听个孩子说，谁耐克阿迪有我多？又听个孩子说，我好想有一个课桌儿。听个小伙子说，想找对象得先有辆车。听个大姑娘说，你没钱就别把我摸”……
一曲《听说》，让我们看见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年龄段的人的生活现状，唱尽了悲欣交集的一生，也唱尽了世间百态，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金刚怒目，菩萨低眉。
作为市民，我们理解发展经济的美好初衷和远景规划。但作为后辈，我们更理解上一辈的无奈和感伤。因为，纱厂的一草一木是他们记忆的活物，是难以割舍、更难以抹去的人生烙印。
那里是父母的梦想和希望，他们为之牺牲和奉献了一辈子。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们都如此珍爱，如此不舍。可现在，他们连缅怀的机会都没有了，那里矗立的房子均价已在9000元一平方的天价，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和承受。
也许，这就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代价和阵痛，只是这种痛彻心扉的滋味，父母们已无法言说，只剩一声叹息。纱厂过去的辉煌和荣耀，成了我们交谈的禁区，他们不愿提及，更不愿回忆。
回望往事，父辈们多无悔于当初的选择，这是其精神生活的支点与情感的寄托，是他们维系后半生的手杖和支柱，我们不必狠心夺走扔掉。
记得一位俄罗斯作家说过：提旧事者失一目，但忘旧事者失双目。棉纺厂的兴衰史，既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更是我们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发展的缩影。单是这曾经辉煌而又即将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荣耀今生。
城市改造，旧城拆迁。中国，一个一切都以跑马拉松般的速度在向现代化、国际化飞驰的国度……当然，发展并没有错，这是历史所趋。
但是，如何在发展中传承历史，保护文化，捍卫记忆，不至于因为发展而非要把一代人的忧乐歌哭于斯的过去连根拨去，不至于因为发展而非要把一代人的精神家园彻底摧毁，不至于因为发展而使我们的兄弟姊妹无法有尊严地生活……
如何以恰当方式拯救和活化我们发展中难以割舍而又极具纪念意义的记忆场所，这是值得每个人、特别是城市管理者深思的问题。
其实，年华就是这样转瞬即逝，无能无力。我们的回忆不是重现，而是再造、弥补和遮盖。为了记忆，需要我们站出来言说、记录与陈述。记录历史，陈述经历，铭记悲欣。历史和爱情一样，只有凝固成记忆，才能持久，才能永存。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成繁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繁华永续，只是在无限浮华背后，这也是一座伤心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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