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君柏（湖南大学老师） 来源|文汇教育（wenhuieducation）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加微信shw981，看更多内幕猛料。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
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 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
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 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 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 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 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 若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 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 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 两性关系混乱。 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 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 在内陆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 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毁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 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
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 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 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 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 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 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 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 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 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 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加微信shw981，看更多内幕猛料。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转发本文，分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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