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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观察 乡村调研手记123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这句话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完全符合的。然而，对于当下的中国乡村而言，“乡土”则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商业化不断向前的脚步，村民开始逐渐脱离乡土这个空间，职业在不断分化，生产生活逐渐从集体转向个人，个体角色也开始从村民往公民的道路上过渡。乡村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使得乡土文化逐渐式微与断裂，人们的乡土观念也逐渐淡薄。
1 从集体到个人 在聚村而居的时代，村民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深深扎根于土地，封闭性极强，流动性较小。如地扪，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村民都没走出过县城。到了90年代初期，兴起了打工潮后，人们才逐渐到县外、省外去打工，慢慢脱根于土地。到目前为止，地扪20-45岁之间的70%-75%的中青年，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家庭的支柱性收入也主要来源于此。土地与生计不能再画上等号，城乡间的流动性逐年变大，人们与乡土空间的黏性则在不断减小。 以前乡土社会的社会圈子有明显的的地方性。村子之间相对孤立，村子内部有着较亲密的集体关系。从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中国乡村已经慢慢从集体回归到小家庭。但是，当时人们仍是以农业为生，处于聚居状态，在农耕合作、共同安全等方面仍需要集体去合作，因此集体间依旧存在着某些利益关系，集体关系也未被完全冲淡。当前，人们在生计方式、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上，都发生了反转。人与乡土空间逐渐脱离，乡土社会的社会圈子，打破了地域限制。人们的职业、居住地也发生了变化，出外打工的人基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回到家乡，满村基本只剩老幼，“乡土”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荣归故里的“家乡”。
村子内部的集体关系由于村民共同利益的消逝，也被逐渐冲淡。曾经，在建房、农耕时，大家基本是互相帮忙的，因为其中有一个利益的平衡点。现在，虽然村里依旧存有部分互助合作的生产生活，但是也出现了需要付薪酬请劳工的常见操作，一般都是依照市场上每天200元-250元的价格来计算薪酬。过去，当某一户村民家办白事，需要抬棺上山时，无论亲戚与否，村里的绝大多数主要劳动力都会自愿作为抬棺队的一员来轮换抬棺，但是现在只能请房族里比较亲近的亲戚来组成抬棺队伍，其他人则不再愿意承担这份劳累且无薪的“义务工作”了。村民之间的集体利益不断淡化，逐渐转向个人利益。 目前来看，我国乡村城镇化的趋势并不可逆，逆乡土化的发展也是顺势而生的。从集体到个人，只是逆乡土化的表征之一。虽然，当下村内的集体关系并未完全疏离，但是基本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在逆乡土化的过程中，乡村还未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机制。这一发展趋势的确是不可逆的，但是它的表征会因为机制的不健全产生很多不良影响。如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当原有规则不再对村民起作用，新的规则还未形成时，村民做某些事情就会失去原则与底线。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言：“利已的人最先灭亡。他自己活着，并且为自己而生活。如果他的这个'我’被损坏了，那他就无法生存了。”如此，还是需要建构新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新形式的社群，来阻止一些表征的恶化以及乡村社会的分崩离析。
2 从村民到公民 在中国乡村逆乡土化发展的趋势下，“村民”向“公民”的转变是一个正向发展的过程。但是，就目前乡村的情况而言，无论是从“村民”到“公民”转变的现状来看，还是人们对于“村民”与“公民”认知概念来看，村民”到“公民”的转变都还走在路上，且路漫漫，阻而长。当下，从村民到公民转变的路上，村民似乎只会考虑从以“己”为中心的短期利益出发，忽视掉长期或者公共利益。同时，也会对自己要履行的义务视而不见，公民意识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以地扪为例，村民们在面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如争地、建房等，都会想方设法地行使或强调“自己”的权利。由于之前部分林地在分配时界限不清，到了村民要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争地的现象。此时的村民双方，一般都不会退让，村委会也无法起到协调的作用。人们会选择向法院上诉的方式来裁决这件事情，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有着正确的公民法制意识。
从外界的认知来看，一般认为“村民”与“公民”是一种简单的一元化转换。他们觉得“村民”代表传统，“公民”代表现代。传统与现代之间是纯然二分的，“村民”与“公民”之间是楚汉分界的。其实，从公民文化来看，它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如加布里埃尔·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所言：“公民文化不是一种现代文化，而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混合政治文化，它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既具有传统部族村落自我封闭的互信，又具有对统一国家和专业化中央政府机构的认同和忠诚，同时还有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系统和决策过程的参与意识和要求。” 传统中也有“公民精神”所必须的一些元素。如，传统乡村中集体合作、互相帮助以及相互信赖的习俗，古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观念，都是构建“公民精神”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公德。所以说，传统并非在公民文化中一无是处。有效地融合传统与现代，才能建构更合适本国的公民精神以及符合自己文化底色的公民性。
3 乡土文化的断裂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洪流逐渐将乡土教育吞没，乡村教育开始走上了与城市教育同一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城乡资源的严重失衡，那么在同一性的教育体系与教育标准之下，乡村各类资源的严重不足，使得当下的乡村教育出现了师资匮乏、教育水平低下、信息化程度不高以及乡土认同感不强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在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同时还为乡村教育贴上了“贫弱”的标签，乡村教育的主体与相关者们也常常在这样刻板的印象中固步自封。“贫弱”的集体意识之下，默默接受成为了常态。大家不会思考，这样“贫弱”的标签是否也有它的漏洞所在，是否可以填补；乡村是否可以有更加开放性的教育选择，来规避同一体系下城乡教育的不公平等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许也与义务教育的公共属性有关---太过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的乡村教育，在固有的教育体系下，开始自缚手脚，逐渐丧失了开放与灵活的特质。 在这样同一化的应试教育体系之下，乡土文化不在同一的教育标准之内，因此被当下的乡村教育所自然而然地抛弃了。乡土文化在教育中的缺位，也使得乡村教育以及接受乡村教育的学生开始与乡土社区慢慢“失联”。正如布迪厄所言“乡村学校正在通过生活方式 、时间节奏尤其是学习经验，引发'文化断裂’， 使得乡村少年与乡土隔断开来 ”。
乡土文化在乡村教育中的缺位，也进一步造成了乡村中人们乡土意识的集体薄弱。村民的价值观更加趋向城市，对于乡土文化的价值一再轻视，认同感的丧失，也使得乡村大量的人才都流向了城市，形成了现下城乡之间人才资源单向流动的局面。民国的教育学家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在评价当时的乡村教育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它教人离开乡村往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如今的乡村教育，不也正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多年来我国在城乡二元经济的长期运转下，相较城市而言，乡村在获得资源方面一直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乡村社会与村民，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也都被逐渐边缘化，丧失了话语权。长此以往，村民开始对自己所处的乡土环境产生自卑感与脱离感，进而全盘否定，反而视城市为自己心里的“白月光”。
正如，很多地扪人的现状，他们在与城市里的人进行交流或交往时，总是对自我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否定，对城市或城里人则满是钦羡，甚至常容易受其价值观和审美的影响而做出一些决定。这种村民的集体心理诉求，或许也是造成村民乡土意识集体薄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得乡土文化进一步走向了断裂。 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务：方梓航 责编：井惠子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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