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字狱高潮| 新观

作者：杨乾坤，来源：《中国古代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就是因文字而贾祸，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被罗织罪名，锻炼成罪案。统治者往往抓住文字上的把柄，强治人罪，其中的原因虽较复杂，但大抵可分三类：仅有文字东西而无实际行动的；以文字上的所谓问题为借口的；纯属文字以外的原因的。其特点是深文周纳，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使得文字狱绝大多数为冤狱。

由于汉字结构特殊，内涵广博，外延丰富，高度精炼，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些原因，超水平发挥其罪人之术，以使人们匍匐于他们的极权统治。文字狱成为其进行思想文化统治及实行愚民政策恶辣的一手。

文字狱是古已有之后而为烈的。周厉王已知道用语言文字罪人，命卫巫监谤，钳制国人言论，得者辄死。其子周宣王亦是步步趋之。后来的统治者，视文字狱为统治至宝的并不乏人，以至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文字狱高潮，即南宋初年、明初和清代前期文字狱。

秦桧两度拜相，秉国枢长达十九年。此人阴鸷险毒，为著名权奸，他力主和议，推行了一条卖国投降路线，对于主战派及政敌等等，动辄以文字狱相排陷，或以文字狱造成的恐怖气氛来达到他的目的。受此祸害的，仅《宋史-高宗本纪》中就录载有数十人。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谈到秦桧文字之祸时，开首就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巧，唯恐人议己，遂起文字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异讳者，无不争先造讦，于是流毒遍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微寒，又当过和尚，讨过饭，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当时被蔑视为“盗贼”），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十分重视文人，收揽豪隽，征聘名贤。可当其一旦登上大宝，操天下生杀之柄，遂大肆戮杀功臣，又大兴文字之狱，以此而加强君主集权。关于明初文字狱的起因，清人赵翼认为：

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乃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奏章，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

将朱元璋兴文字狱归咎于勋臣的挑唆，不足凭信，但也透露出一个真情：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捕风捉影，怀疑文人讥讪，乃是明初密织文网的直接原因。其实何止于此，他的杀戮功臣和屡兴文字之狱，就在于扫清统治障碍，也为仁慈柔弱的太子朱标和皇太孙朱允炆的嗣位铺平道路，于是在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文字狱出现了狂潮。

清朝乃是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之朝代，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一方面承继和发展了明代（尤其是明初）的绝对君主专制，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残酷而又病态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使得君主专制主义文化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惧人民之犹思故明，惧骨肉之相为诽谤，惧臣子之不复畏法”（蔡东藩《清代史论》卷六）

在清朝前期，即顺康雍乾四朝，现已得知，发生了一百多起文字狱案，其特点是：顺治朝初平天下，主要打击思念前明者；康熙、雍正时，打击对象主要是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旨在镇压反清力量和排除政府内的异己势力；而到乾隆年间，又将矛头指向下层知识分子及平民百姓，同时也株连到各级官员，打击面也越来越宽。清代的文字狱，其凶虐，其株连，以及造成的恐怖气氛，对当时社会及后代的影响，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是中国古代文字狱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的一个时期。

文字狱大抵以读书人为对象，意在控制思想，实行专制主义，历代统治者兴文字狱的理由也大致相仿佛。纵观中国古代文字狱，其由单一发展到多元化，酷虐跟着加足，打击面也越来越扩大。从周秦的“诽谤”文字狱始，愈到后来，愈发展到五花八门，“诽谤”而外，还有华夷之辩、冒犯皇帝、反对本朝、触忌犯讳等等罪名。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索引发微，牵强附会，文字狱已搅得天昏地暗，更加之皇帝操纵，官吏吹求，民间告讦，使得文字狱的毒焰愈加炙烈。终于在清乾隆时期达到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