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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里巎巎（1295～1345），是元代仅次于赵孟頫的杰出书家，世称“南赵北巎”。康里比赵孟頫年少40余岁，早年曾是赵孟頫的下属，并有幸得其亲授。出任经筵官之后，得以遍览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精品，加之北方民族特有的豪放刚毅的性格，以及“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的刻苦勤奋，最终使他能够脱略赵氏形迹而上溯晋唐古法，形成迥异于赵氏的雄迈奇绝书风。诸体之中，康里的草书成就最高，对今天的书法学习也颇具启发意义。 39岁时的草书力作《颜鲁公述张旭笔法记卷》，已是康里较为成熟的个人面貌。全卷单字结体纵长，欹正错落，通篇点画狼藉而法度谨严，行间紧密而无局促沉闷之感。字间极少牵连，微含章草笔势，与王羲之《十七帖》和孙过庭《书谱》等精致润洁、萧散简远的晋唐小草有几份相似之处，但行笔迅疾而神采奕奕，颇具大草的恢廓气度。或者说，此作是以晋唐小草为书体基础，但在用笔、结体的变化上明显趋于简化处理；与之相应的则是书写速度的大幅度提高，神采意趣也更倾向于王献之草书，甚至是唐代张旭、怀素狂草般的酣畅痛快。尤为难得的是，此作虽以中锋运笔而能圆劲遒逸，驰骋飞动而无浮怯之弊。康里自称“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或许有些夸张的成分，但用笔迅疾而精熟过人则无疑异。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人那里，书法与日常实用书写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所指称的“创作”的意识也很模糊。在各种书体中，草书本来就是最为便捷急速的草体，过于精熟的书写更容易带来节奏与变化趋于单调、审美含量降低等方面的问题。此卷神采飞扬，逸笔草草，显然沉浸于娴雅逸迈、酣畅淋漓的书写情境之中，并未刻意追求作品自身的艺术效果。后人多有康里书法痛快有余而沉着不足的评价，其中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那些带有明显章草笔法的作品却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康里40岁所作《李白诗卷》融章草、行草为一体，结体以章草为基调而纵长取势；用笔凌厉豪迈，点画起止处如斩钉截铁，圆曲盘旋处如钢丝屈铁，并特别强调和夸张了章草的斩截波磔。通篇节奏鲜明，跌宕起伏，有狡兔暴骇、渴骥奔泉的雄迈气概，可当明代解缙“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之评。文征明认为此卷“出入规矩，笔笔章草，张句曲谓与皇象而下相比肩，信哉。时人但知其纵迈超脱，不规矩前人，而不知其实未尝无所师法，观于帖可考则已”，大体近于事实。 如果把《颜鲁公述张旭笔法卷》与《李白诗卷》并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其一，二作分别以小草、章草书体为形质依托，而同具大草风神，意象混成而独具个性。其二，小草与章草本有古今、妍质之别，风神源于个性而依托于书体，因此，二作又有遒媚、奇崛的意趣之别。其三，由于后者特别强化了点画的起伏提按，融入浓重的波磔，用笔的节奏变化明显比前者清晰而强烈。既传神地再现了“银钩虿尾”般的章草古法，也在沉着痛快的挥运斩斫中，避免了纯熟和急速可能带来的油滑之感，增添了作品幽深奇崛的审美意境。 从今存康里书迹来看，《颜鲁公述张旭笔法卷》《李白诗卷》大体代表了其草书面目的两极，更多的作品则处于二者之间。对康里来说，章今混揉、娴雅遒媚的草书，也许更贴近他的日常书写习惯和审美志趣，《柳宗元梓人传》《谪龙说卷》即是其中的代表。 总体而言，康里与赵孟頫的书法“复古”思想、审美志趣一脉相承，并能在草书领域开创前所未有的奇崛之境，对元明草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也大大超过了赵孟頫。其草书经由元代后期饶介、危素、端木智等人传至明初，并在宋克等人的笔下达到了新的高度。（文/马新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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