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道德经》起点很高，如果还没学会怎么做人，千万不要学《道德经》，因为你根本学不会，反而会害的你连人都做不好。

这种情况怎么办？先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学起来，不断的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到达一定的高度以后，再来学《道德经》，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当然我也知道我说的没用，因为没品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没品，或者急于指正他人更没品，这样可能会暂时觉得比较平衡，这也是个永恒的大问题。

“绝圣弃智”，最早是郭店简版是“绝智弃辩”，在流变的过程中变成“绝圣弃智”，这是两个原因引起的。

1、“圣人”这个头衔，越来越烂大街了；

2、后世子弟越来越不肖，道家的理念，越来越多的被用以攻击儒家理念，当然这种攻击是相互的。

这两个原因，本身就是“辩”，或者叫“名辩”的利用。“辩”，就是辩证自己的“思想”是“圣人思想”，辩证自己的“思想”比别人的高明。所以越来越多的“圣人”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理论”层出不穷。所以“绝智弃辩”就得变成更严厉的“绝圣弃智”来强调了。

所以所谓的“绝圣弃智”，就是否认“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意味着“民”会无所适从，这样做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利”在当时是指实际的利益，能吃能喝的东西才叫利。“少谈些主义，多谈些实际”，就是基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考量。

所以，“绝圣弃智”和“民利百倍”是个因果关系，“绝圣弃智了，就会民利百倍”，反过来用，为了“民利百倍”，就有可能采取“绝圣弃智”的政策。这在古代，有“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股科举”、“五四运动及文革”、“改革开放”，这都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化用，有机会我们可以一一分析。

“绝仁弃义”，是在“绝圣弃智”的基础上，会产生的下一个“流变”，也就是“绝圣弃智”之后，虽然“民利百倍”，但紧跟着就是“绝仁弃义”，这个社会越来越没有“仁义”可言了，人人都不讲“仁义”，政权可能仍旧是稳固的，但是思想上，是慌乱的一塌糊涂，然后会怎么样呢？

“民复孝慈”。社会自然会发展到“民复孝慈”，“孝慈”是人类永恒的“道基”，因为作为一个人，我们感受的第一份爱就是父母的“慈爱”，我们反馈的第一份“回报”，就是对父母的“孝顺”。这个就是再麻木，再“不孝”，再“畜生”，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丝这样的情感，只是有的人相对浓烈，有的人相对淡漠而已。

不管是民众自发的，还是社会提倡的，在“绝仁弃义”的情况下，社会总是还能够用“孝慈”这根救命稻草，把“人心”再回还回来的。回还回来以后，这时的共同意识会变化：“绝巧弃利”。

“绝巧弃利”，前边有“民利百倍”，提到“利”，这里又提到“利”，也就是人们会看清“利”的本质，放弃这种“机巧”、“利欲”的享受，这时候，社会会进一步变化：“盗贼无有”。

“盗贼无有”，既然在说社会，那老子说的“盗、贼”，就是国家之盗，国家之贼，“盗贼无有”，就是这种人会没有立足之地。这样隐含的情形就是，社会又回到了相对的清明之中。

历史一直都是惊人的相似，也一直都在这个圈圈里打转转，因为人生百年，一代人差不多明白了，也就要去死了，下一代人出来，他们又会不明白，又要摸索一遍，更何况国家民族处于大世界之中，还有诸多外扰，所以我们的民族，包括世界上其他民族，也都在这个循环中完成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段话就是《道德经》中的社会发展观。

可见“轮回”的观点，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这三种变化，可以（利用这种方便机巧）纹饰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巧妙应用。

比如我们近代，五四运动一直到文革，乃至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迫不得已的“绝圣弃智”，反倒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民生就是国、民经济问题，通俗点就是先吃饱饭。因为如果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我们什么都是免谈。现在整个社会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尽快利用“孝慈”，把精神文明拉回正轨，双脚走路才能不扯裆。所以在现阶段，“民智”更为重要。民智，就是精神文明建设，通俗点就是我们要识好歹，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百家争鸣”好了，不争不鸣“民智”怎么发展？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这三点，是讲有修养的人，在世间沧桑变化中，如果稳固自身的，我们一会再另开一个帖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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