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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是神.医患互不信任,关系严重扭曲

 菩提树下思如泉 2016-10-06

互联网上有一段有关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生动描述:

  • 没病+没做检查 = 你医生会看病吗?我怎么可能没病!
  • 有病+没做检查 = 不做检查就说有病,你医生才有病!
  • 没病+做了检查 = 你们医院和医生就是会骗钱!
  • 有病+检查+确诊 = 我把命交给你医生了,你一定得治好我的病,否则就是你医生不尽责!
  • 有病+检查+确诊+治愈 = 花了一大笔钱尽做那么多无关的检查,你们医院和医生坑人!
  • 有病+检查+确诊+未治愈 = 医德败坏,庸医谋财害命
医生不是神,不要太苛刻!

反思“广州医生被砍”事件!中国医生的未来在何处?

医生不是“神”,工作强度、身心压力之大局外人难以体会,且技术也不可能包医百病。所以,只有患者对医疗活动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与医生形成合力。

反思“广州医生被砍”事件!中国医生的未来在何处?

“医生不是神”,这一吐槽背后,是整个医生群体的苦恼与无奈,社会对医生群体缺乏了解,而有不少人认为,医生就不应该谈钱,就应该无私奉献,因为医生本就应该是道德高尚的呀。 确实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医生这一职业也如同其他364行一样,也是医生们谋生的工具,首先要保护好医生的各项正当权益,要让医生投入之后,有相应的回报作保障

医疗体制改革

现代医学的本质是“来自陌生人的照顾”。凭着一张小小的挂号条,医患双方缔结契约,形成托付与被托付的关系。患者之所以愿意把生命托付给一个“陌生人”,主要是基于对医生的信任。但是,由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滞后,严重损害了医生的整体公信力,例如,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不合理,迫于生存压力,医院只能层层分解创收指标,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导致医患成为经济对立体。在这样的体制下,看病如同商业交易,患者怎能不怀疑医生的动机?

反思“广州医生被砍”事件!中国医生的未来在何处?

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政府的医疗服务。

然而,医改没能调动医生积极性,却让医生变得“劳碌奔波”,抱怨不已,这显然也并非医改本意。医改应该切合实际,要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要让医生群体能享受到职业尊荣,如同行政体制改革一样,要挤干净附着在医疗领域的灰色收入,让医生通过自身能力赚钱,而不是靠拿回扣,靠提成、卖药赚钱。

对医生而言,要改变恶劣的医疗环境,必须刻不容缓的从自我做起。

医患关系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

反思“广州医生被砍”事件!中国医生的未来在何处?

    要想改变这种医患间不信任的现状,根本上还是要进行体制改革。如果体制不变,其他努力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制度不改变,医院、医生真的是力不从心。

    深化医改有三个层次,由深及浅,分别是制度设计、医院机构和医生个体。为缓解医患关系,医生应该是要有耐心、爱心、责任心,注重和患者沟通,医院也要加强管理、改善流程,做到信息化。

    然而,当这些还都停留在医改表层,制度未变,

    医患矛盾的症结就永远存在。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国用不到3%的全球卫生资源,维护着世界近1/5人口的健康,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6岁,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凝聚了近千万医务人员的辛勤汗水与无私奉献。客观地讲,我国医患关系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是肯定、理解和支持的。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涌现出了以华益慰、王忠诚、王振义、吴孟超、王万青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医务工作者,他们的感人事迹彰显了当代医务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受到群众爱戴和称赞。然而,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矛盾凸显,特别是恶性伤医袭医事件屡有发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患关系紧张的现实。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的统计,201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生医患纠纷约7万件。由于我国目前的就诊人次和住院人数已经比10年前翻了一番,医患纠纷的绝对数确实增加了,加之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任何突发社会事件都会被急速扩散、发酵,引来无数的围观甚至恶意炒作, 
    医疗纠纷等事件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甚至成为个别人借机炒作的新闻热点。
  然而,医患矛盾或者医患纠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情绪化的认知和处理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需要理性深入地分析,从医患双方、医学活动本身特质、医疗卫生体系现状和社会大环境等方面探究原因,理清医患关系实质,探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长效机制
  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医”和“患”绝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医患关系就像同一战壕的战友一样,应该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健康利益的共同体。只有医患双方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才能最终战胜病魔。当然,由于医疗技术水平局限、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等原因,医患关系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音符。总体来看,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
  对医疗服务特点认识不足,“非理性就医”现象仍较普遍。医疗服务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由于医学本身的局限性,并非只要花了钱,就一定能药到病除。医疗服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易,无法实现等价交换。家属在亲人患重病花费巨额费用之后而无期待的结果时,往往更加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局,特别是认为诊疗活动有过错时,更容易产生激烈反应,形成医患矛盾和纠纷。同时,由于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初诊和转诊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加剧了医疗服务的提供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结果是,用大医院的专家解决普通疾病,耗费了紧缺的优质医疗资源,也加大了对疑难重病患者诊治的负担,成为导致医患纠纷的导火索。
  对卫生事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医药卫生体系仍不健全。医药卫生体系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涉及医疗保障、医疗卫生服务、药品生产供应保障和监管等方方面面。因此,探索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改革和完善医药卫生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经过几十年努力特别是新一轮医改实施5年来,我国编织了覆盖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保障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但基本医保的筹资水平和报销水平仍然较低,重特疾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仍不健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群众看大病时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看病贵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同时,以药补医机制仍未从根本上破除,符合行业特点的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绩效考核与用人制度仍未建立,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制度仍需完善,引发医患矛盾和纠纷的医疗安全质量和服务态度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对医学局限性认识不够,医患沟通仍不顺畅。现代医学科技虽已取得重大发展,但还远没有达到包治百病的阶段,这是由生命活动的复杂性和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对疾病,医学更多的是缓解而非治愈,这不是医生的无能,而是医学的局限。即便是对某些常见病,由于病患个体的差异,医学有时也不能提供有效治疗。对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够、期望过高,是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
  医疗风险分担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本身属于高风险职业,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意外、一定概率的错误率甚至事故率。即使在美国,住院病人中发生医疗差错或事故的概率也在8%—10%,每年导致近10万居民死亡,是全美人口的第五位死亡原因。目前,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等有效方式分担和化解医疗风险的机制在我国尚未建立,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患者的矛头就会直接指向医院和医务人员,甚至导致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医护人员成为直接受害者,医疗机构成为实施伤医危险场所。同时,医院并没有作为公共场所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管辖范围,缺乏一个起缓冲防范作用的“安全阀”。这是影响医患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舆论引导机制不健全。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和新媒体仅以有限的医学知识判断报道医患纠纷,往往容易出现偏颇、有失公允,甚至以偏概全、误导公众。还有个别媒体不能恪守新闻媒体职业操守,为了吸引眼球,不顾客观事实,对医患纠纷渲染炒作,起到负面推波助澜作用,激化了医患矛盾,加剧了医患关系紧张。

再加上“看病难、看病贵”,医院里人满为患,排长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高昂的医疗费压得患者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其次,医疗腐败损害了整个医疗行业的形象。药价依然虚高,药品从出厂价到患者手上,价格翻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与此同时,医生收药品回扣、收红包,医药代表曝光医药用品进入医院的攻关内幕等负面丑闻不断,让整个医疗行业和医生的社会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最后,是部分医生的素质不高、医德缺失,态度恶劣,不愿与患者耐心沟通,成为压垮医患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都让中国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他们常常自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医学生学的比别人多,花的时间比别人长,从5年本科到3年硕士,从实习医生到住院医师,人家三十而立,而医生三十岁才刚刚起步。然在即便如此,他们不仅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且还要在一起起杀医血案中评估自己的职业风险。

如何让医生活得更有尊严?医务人员与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有理由以合法的形式拿到合理的报酬。但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惟有中国医生靠卖药生存,其公信力自然遭到质疑。目前,医疗技术服务价格严重偏低,而药品、耗材价格却普遍虚高。医生付出的劳动,无法从技术收入中得到补偿,只能从药品和耗材中获得。可以说,不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之地。这与其说是医生的道德缺陷,不如说是制度的设计缺陷。

如果医务人员能够拿到合理的报酬,就可以使得医务人员真正成为患者的代理人。这一点与导游颇为相似。过去,旅行社不“养”导游,导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带游客购物并从中“抽成”,导致冲突不断。新实施的《旅游法》禁止强迫购物,要求旅游合同中必须明确导游服务费。导游有了合法的收入,就不会再明目张胆地强迫游客购物了。这说明,只有打通正道,才能堵住邪道。旅游行业如此,医疗行业也不例外。

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出的“药方”,是让各医院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的额度配置保安。但是,保安终究不是每个医生的贴身保镖,如果医患之间冲突对抗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那么,医生没有安全感的恐慌心理就不可能得到真实的改善。正如美国媒体“今日美国”关注中国患者杀医现象,并认为我国加强医院保安的举措没作用,必须对医疗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否则解放军也难保医院安全。

一个医患双方都不满意的机制,是不可能维持平衡的,更不能靠加强“安保”压制纠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投入,让医疗不再“市场”。现在医疗投入仍严重不足。中国的公共医疗投入占财政的比例才百分之四点几,这个比例太低了。由于政府对医疗投入严重不足,公立医院不得不自行创收维持,许多医疗机构的补偿渠道基本上靠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来支撑。医改强调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但是公益性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医院只是公益性的载体。政府作为公益性的主体投入不足,就把矛盾下放到了医院。

毫无疑问,医生和患者,本该处在同一战壕,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只有医生人身安全了,病患才有尊严可言。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对病患没有一丝好处,只能使得医生胆子越来越小,为自我保护,检查越来越细,既不利于医学的发展,也加重患者的治疗负担、延误治疗时机。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加速推进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拓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解决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相对匮乏的问题,才能实现医患和谐。

医生,患者谁是弱势群体?

医患曾是社会里最亲密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关系之一,但为何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变得如此脆弱甚至可怕?医生和患者之间之为何“互不信任、互不理解”,原因之一就是当下医患已部分异化为一种金钱交易关系。病人觉得花了钱就一定要把病看好,而在前一轮医改中,政府已经把医院推向市场,过度市场化,势必偏离了医院的公益本性;在一些医生眼中,病人异化为一张张“缴费单”。

昨日莱钢医院的儿科医生李宝华被一患者家属砍成重伤,抢救无效离世。十几小时后,长兴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刘建峰医生被一名醉酒患者打伤,头部鲜血直流,现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患者伤人的原因,据该院的一名医生描述:刘医生问醉酒患者主诉,什么时间喝的酒?因患者没有听清,以为刘医生在取笑他,于是动手打伤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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