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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朋友聊天，朋友问我,怎么才能了解最真实的历史，读正史吗？我想了半天，只能喟然长叹，告诉他，没有办法，最真实的史书永远是不存在的。
史书，包括《二十四史》乃至《通鉴》等正史都未必可信。
关于正史不可信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史官的主观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史书以及写史书的史官是人，人就有思考，有思考就有立场，难免不客观，会主观。固然中国有直笔写史的传统，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其实，董狐把杀写作弑就带有主观道德评判色彩，那么，史官在在历史事件的取舍上就会为他的主观立场服务，这是会误导我们的。
二是史官的人品道德
既然文文山大肆推崇董狐的人品，按照两元论的观点，更不乏道德低下，人品龌龊的小人混进史官队伍，编《魏史》的魏收就是例子，他先生在编史时公然收贿，放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褒贬人物全凭个人恩怨及好恶，所以，魏收搞出来的《魏史》只能算是茅坑文学，史称“秽史”，可信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三是编史的政治需要
四人帮时期留下了很多垃圾狗屁言论，但有一句是大实话“历史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因为政治需要，所以统治集团有系统的篡改编写历史。油画《开国大典》被改过几稿？另举一个例子是《明史》中记载的张献忠屠川，说张献忠蜀“共杀男女六百万有奇。”这基本上是当时四川的全部人口，然而，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如果四川果为鬼域。难道这13年当中清军在和孤魂野鬼打仗？由此可见张献忠屠四川说法的荒谬。因此，后人分析，满清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把屠川的屎盆子扣在了张献忠（当然张也不是好鸟）头上了，通过《明史》而成铁案。
另外还有一点，我以为是史实的佚失无考，史官的道听途说或者文学情结造成的文学演绎。比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沙丘密谋”，这事件绝密而诡异，不入第三人耳，但司马迁好象列席参加了密谋，他把这事写得象一场舞台剧，呵呵，固然好看，但不可信。
啰嗦了这么多，只能证明一句烂俗的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那我们读史如何取舍判断呢？我认为脉络读史法是对的，大历史的脉络走向应当是清晰的，是不易篡改的，关于细节，只能是细读、深思从而作出自已的判断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 原标题：正史不可尽信 *作者：乌角道人，鱼羊秘史原创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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