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歪曲历史的暴虐者，他们生前的万般风光是以死后接受历史的审判为代价的；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他们生时遭受的厄难却常常获得历史赐予的花环。
东周时期，晋国晋灵公欲降罪于宰相赵盾，赵盾赶紧逃出京城，却幕后指使赵穿谋杀了晋灵公。晋灵公死后，赵盾回来另立新君。一日，赵盾来到史馆，向太史董狐索取竹简，看他是怎样记载此事的。见上面写着“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赵盾大惊，解释说：“太史你搞错了!当时我根本不在场，阁下怎么归罪于我，这岂不是一种诬陷吗？”董狐说：“是是非非，都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我的头可断，这简上所记下的不能修改!”后来人们将正直的史官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春秋时，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但他对弑君之罪十分惶恐，特别是担心被史官记录在史册上，留下千古骂名。某日，崔杼见到史官找着竹简一看，竹简上面赫然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挥剑杀了太史。按当时的惯例，史官是世袭的。于是，崔杼又召来太史的二弟说道：“你哥哥竟然不听我的命令，我已处决了他，今后由你来接任太史之职。你就写庄公是病死的，不然，你哥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可是只见太史二弟冷静地摊开竹简，提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弑其君。”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剑杀了太史二弟。接着他又将太史的三弟召来，凶狠地说：“你两个哥哥都已经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改变写法，还能有一条活路。”但太史的三弟平静地回答：“按照事实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与其失职，还不如去死。”结果还是在竹简上照直而书。崔杼被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把太史的三弟碎尸万段，但最终怕惹起众怒，不可收拾，只好强压怒火不了了之。
齐国的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皆被杀害，抱着竹简急匆匆赶来，要前赴后继，接替太史兄弟将崔杼的罪状记载史册，到后见太史三弟已经据实记载，才返回去。于是史书上便留下了这样的话：“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
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北魏史官崔浩修撰《国书》的时候，太武帝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崔浩很认真地召集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在这部史书中，崔浩实录了拓跋部的早期历史和入关前后的经历，甚至把拓跋人的家丑也实录了下来。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把本该避讳的历史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崔浩死得很惨。临刑前，他“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不仅如此，连九族也被诛。据史家考证，这次杀戮共死了2000余人。
在司马迁身上，中国史官的坚毅精神又一次大放异彩。
不错，司马迁的厄难，不是因为秉笔直书，而是由于忠言直谏；不是导源于著作《史记》，而是起因于李陵事件。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是忠言直谏的诤臣；李陵事件的因果，磨砺了一个史官的人格。司马迁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蒙冤受辱之后把一切灾难、耻辱、痛苦和困厄转化为发愤、抗争、信心和力量，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他所面临的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这样，他的人格和精神就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升华，在他的人格经受巨大考验之后，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诞生了。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他们都知道“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都要“直书其事”。哪怕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进入近代，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记者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记者也应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