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集中体现了“重典治吏”的吏治思想，不少条文是前所未有的。比如机关敢超标准配备领导干部，就打主要领导一百大板，每超编三人罪加一等。甚至连拍大臣马屁都不允许：“凡诸衙门官吏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鞠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当然，法律条文涉及最多的是贪污受贿，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因此《大明律》专列“受赃”一篇，受贿金额量刑标准也很严苛，受贿80贯，就判处死刑，80贯在明初折合8两银子，这点小数目就是杀头大罪，法令不可谓不重了。贪赃不够8两怎么办，打完板子，扒了官服去种地。洪武八年，有关部门做了一个统计，因贪赃被发配到朱皇帝老家凤阳种田的官员人数高达1万名，而当时大明王朝九品以上的官员才2万余人。
再说“明刑弼教”。说起这四个字，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姓朱的名人——南宋大儒朱熹。朱元璋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一个思想，那就是“明刑弼教”。朱熹认为，“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刑罚和教化相辅相成，以求达到“圣人之治”，不必争论孰先孰后。朱元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吏治实践，用法律教化官员和百姓。
在古代，法律条文只有少数官吏才通晓，大多数百姓并不清楚。刘邦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简单、明白，于是“秦民大悦”。朱元璋处处效仿刘邦，提出“立法贵在简当，人人易晓”。《大明律》初稿刚刚完成，他就命令刑部官员编了一本《律令直解》，把法律条文翻译成白话文，张贴在全国大街小巷，让老百姓尽快了解官员的权力边界和自己的权利义务。除此之外，他还煞费苦心地发布了《大诰》四编，里面收录了156个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官吏犯罪的高达128个，占比82%，而涉及官员贪赃害民的案例约59个，占官吏犯罪案例总数的46%。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这套书，希望官员读后引以为戒，百姓读后知道该怎么举报官员、保护自己。为了发动群众，培养监督官员的社会风气，他还制定了两条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制度——“民陈有司贤否”和“民拿害民该吏”，百姓可以到京城来，亲自向朝廷诉说地方官的贤良或奸佞，甚至可以捆绑虐民的地方官员来京，“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