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 王安石的居里茔墓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

王安石是抚州临川县人，这在《宋神宗实录》的附传（现存《名臣碑传瑰玻集》）中、《东都事略》和《宋史》的《王安石传》当中，所载全是一致的。

但王安石并不是诞生在临川县， 而是诞生在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县）的官舍中的，因为他的父亲王益那时正在临江军做判官（以上皆据《清江县古迹志》， 是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转引的）。记载王安石诞生的年月日时最详确的则是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漫录》卷十《王公进退自安》条谓“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 。今查辛酉为宋真宗之天禧五年，其年之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021年12月18日。到1991年的12月，正是王安石诞辰的九百七十周年。

王安石在少年期内曾随同他的父母寓居于江宁府（今南京市）。从此以后，江宁府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第二次辞掉宰相职位之后，首先是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亦名蒋山）的正中间，修盖了几间房屋。取名为半山园，全家居住在那里。但到元丰七年（1084）王安石害过一场重病之后，他觉得半山园和近几年内购置的一些田地，全都是些赘物，便把它们一并捐献于钟山的僧寺，而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所小独院，移居其中。到宋哲宗元佑元年的四月初六日（1086年5月21日），享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就因病死在这所小院中（《宋史· 王安石传》谓卒年六十八, “八”乃“六”之误）。 

王安石的父母全都是死在江宁、埋葬在江宁的。王安石死后也埋葬在江宁，但并不与他的父母葬在同一茔地。《景定建康志》卷四三，虽仅有“ 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 一句极简单的记载，但我们据此可知，在王安石死后，乃是由他的诸弟在他原所居半山园（后改称半山寺）后选取了一块墓地埋葬的。在张舜民的《画墁集》中，有《哀王荆公》七绝两首，其中有句云：“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知王安石的丧葬之事必是只靠诸弟办理的。

南宋周煇的《清波杂志》卷十二, 有一条记载说：

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起吕吉甫知金陵……当时士大夫道金陵, 未有不上荆公坟者。……曾子开有《上荆公墓》诗, 见《曲阜集》。

以周煇此说与《景定建康志》所载相较，我认为，《建康志》所载应为可信，周煇可能是将王墓的位置记错了。检曾肇的《上荆公墓》诗《曲阜集》卷四，其中也有“华屋今非昔，佳城闭不开”两句, 佳城者坟墓也，既以华屋与佳城并提，亦可证王安石墓必与其生前曾居住过的半山园相比邻。退一步说，承认周煇的记载亦可备一说，而王安石死后之葬于江宁，并非归葬抚州，毕竟还是确定无疑的。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发冢》条载：

冢墓被发，即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为盗朵颐。如王荆公清苦，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则薄葬亦受祸矣。

明武宗的正德四年为公元1509年。《野获编》的这条记载（我认为它是可以相信的）等于告诉我们说直到十六世纪之初, 王安石的坟墓仍在江宁原地, 未被迁移到其他地方。

写到这里，我很想再插入我自己的一段感慨，是久已积存在我胸怀中的一段感慨。

我以为, 像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所说，王安石“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而他任宰相期内的变法改制诸措施，也“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这等于说，他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已具备了不朽的条件。而身任宰相的司马光，虽是王安石长期以来的政敌，当他在病中听到王安石逝世的消息之后，立即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要他向太皇太后和皇帝建议，对王安石的身后事应“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于是北宋朝廷果然追赠他为太傅。

然而除此之外，由于司马光正在“以母改子”的藉口之下，大力贬斥熙宁元丰期内参与推行新法的各级从政宫员，这种严峻局势使得王安石的故旧全都畏罪之不暇，谁敢再出面冒此风险，遂致前来祭吊和赠送祭品赙礼者也绝少，出现了张舜民《哀荆公》诗中所描述的 “门前无雀罢张罗，元（玄）酒生刍亦不多”的凄凉场面。

不但如此，《景定建康志》所载宋人茔墓，大都在标题之下附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说明何人撰墓碑，何人撰墓志，并摘录其中一段关键语句，而独于王安石墓，则仅为“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九字，这反映出，在王安石墓前绝无神道碑这物事，而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于礼于理，都是应当于墓前建立神道碑的。

更为可怪的是，不但在《景定建康志》的“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的九字标题之下不曾道及何人为作墓志铭，不曾摘录墓志铭中的片言只字,，在现存的宋人文集、笔记及各种文献当中，竞也找不出有关王安石的行状、墓志铭的任何蛛丝马迹，而从《野获编》中的《发冢》一条，我们才得知埋藏在王安石坟墓中的，只是一块“ 墓碣” ，亦即只载有仅能证明其为王介甫墓的一段简单文字的刻石，这就更令人感到他身后所受礼遇实在过分地凄凉了。

以下且再回到本题。

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 在临川县作知县的应云鸑刻印了王安石的文集（《四部丛刊》初编中之《临川先生文集》即据应刻影印）。他在文集的序文中说：

公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之二十二世〔侄〕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这里的“ 公墓不知所在” 一句，既表明了这位应知县的历史知识有欠广博，也反映出王安石的第二十二世〔侄〕孙同样地对于他的祖先的墓地茫然“不知所在”。这也进一步说明，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坟墓并无由江宁迁移到抚州之说，所以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序言总论》中便批评应《序》说“公薨，葬于江宁，‘公墓不知所在’一语，当时何不知删之！”《年谱考略》是十九世纪初年才写成的，而蔡上翔又曾亲到临川县进行过调查访问，他的这一评语又证明了，直到十九世纪初年，王安石墓仍无从江宁迁回抚州之说。

王安石既非诞生于临川，死后也未归葬于临川，在他的幼年少年期内，和后来宦游各地期内，虽都曾回临川去过，但全都不曾久住。总计他的一生，居住在临川原籍的日子是并不很多的。然而，不论如何，他的籍贯是抚州临川县，在那里有他祖传的宅第和田产，却也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北宋末年到元代，到抚州去做知州的，还相继有人在州城之内为王安石建立祠宇，加以纪念。

现在尚可看到的记述王安石祠宇的文字，最早的一篇是陆九渊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所写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象山文集》卷十九）, 其中述及建立祠堂的一段文字为：

公世居临川, 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 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 隳圮已甚……郡侯钱公(按：即钱象祖)………慨然撤而新之, 视旧加壮, 为之管钥, 掌于学官, 以时祭焉。

其次则是元人虞集约写于元顺帝初年（1333或1334）的《王文公祠堂记》（《道园学古录》卷三五），其中述及建立祠堂的几段文字为:

至顺二年冬，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达鲁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明年，故翰林学士吴公澄就养郡中，过故宋丞相荆国王文公之旧祠，见其颓圮而叹焉。候闻之曰：“是吾责也。” 乃出俸钱，命郡吏……经营焉。……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

按《郡志》，宋崇宁四年（1105），郡守田登为堂于守居之侧，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钱某更筑祠，而象山陆公九渊为之记。

公故宅在城东偏盐步岭，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则侯用吴公之言也。……使人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诵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发焉， …… 其于人心风俗岂小补哉。

虞集还在这篇记文之后系以“迎享送神辞”, 其词有云：

澹澹荒破, 晨曦载晖。言采其芹, 迟公来归。

山川出云, 无往不复。草有零落, 在彼灵谷。

寻穷于原, 亦企于石。父母之邦, 庶几来食。

根据上引陆九渊作的《祠堂记》，得知在抚州城内王安石故居的旧址上建立祠堂，乃是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年的事，三十年代初又曾修葺过，到八十年代后期又经郡守钱象祖“撤而新之”。而据虞集作的《祠堂记》，则又谓据旧来的《郡志》所载，在十二世纪初年，作抚州知州的田登就已在知州居第之旁特辟一房，并绘制了王安石的肖像设置其中，即作为王安石的祠堂。

看来, 这个临时布置的祠堂，因其不是特意建造的，到田登去职之后便不再继续存在了，所以在十多年后，临川县的“乡贵人” 又“属县立祠”于已成丘墟的王安石的故庐的基址之上。虞集在《祠堂记》中所述经塔不台又一次把颓圮的旧祠“作而新之” 的，也是在抚州城东偏盐步岭王家故居基址上的这一所。

虞集虽引用《郡志》的旧文，说在崇宁四年郡守田登曾“为堂于守居之侧, 肖公像而祠之”，而在钱象祖于王安石故居的废墟上修建了祠堂之后，以及元代的监郡塔不台重修了这一祠堂之后，在陆、虞二人的《祠堂记》中却全未再说到这幅画像是否还存在的问题。

在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卷首之二，有从《抚州府志》引录的《书王文公祠记》一文（我检雍正年修《抚州府志》, 未获见此文），文的作者为明朝后期人，可惜未载明其姓名。文章的后半，在谈到塔不台“ 重加缮治” 的王文公祠堂再经废纪之后说道：

祠宇为居民侵削，仅有存者。临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谱牒相沿，为公弟安上后。国初有名孟演者，为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顺、成化间（按：即十五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孙宗琏两以遗祠转典与千户所王表者，并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数百年，鲜完如故，若有呵护者。每一拜观，敛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认安礼之后，嘉靖二十五年，请托千户熊邦杰，以力夺之，知县应云鸑遂祭于其家。二十六年，府同知陈一贯复以米二石易荆国，夫人像，并付之守祠者，称记岁月直书其事于祠壁云。

根据此文所说，田登于崇宁中所绘制的王安石像，在明代，除中间曾一度辗转于私人之家以外，最终还是保存于祠堂中的。但不知在什么时候，此像却又转到东乡县的王安上（安石之弟）后裔家中。此事见于蔡上翔所撰世居东乡县黎圩的王交三的《墓志铭》（《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一）中：

东乡上池王氏，荆公之弟安上之后也，世藏有荆公画像，君（按：指王交三）又亲往求之。至则设几席焚香，戒余具衣冠肃拜，然后得从瞻仰焉。

据蔡氏的《题王荆公画像》（《年谱考略》卷首之二）一文所说，他之“ 得拜公像于东乡友人王交三家” ，乃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事。王安上后裔和王交三所居住的东乡县，则是明代析临川、金溪、安仁、进贤四县之地而建置的一个县，其位置在今临川县东北。

据我所闻，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前，这幅画像仍存藏在东乡县的王姓人家，而且我的友人还赠送了这幅画像的一张照片给我，这就是我插人拙著《王安石》书前的那一幅。在十年动乱期内，这幅画像却又不知去向了。

虞集在《祠堂记》中说郡守田登于崇宁四年“肖公像而祠之”，表明这幅画像必是由田登请人绘制的，但蔡上翔在其书陆游的《入蜀记》后的一段文字（《年谱考略》卷首之二）中却说：

荆国文公画像，予尝一见之。及阅陆务观《入蜀记》，谓李伯时尝图公像子定林〔寺〕昭文斋，所谓“著帽束带，神采如生”，与予所见图悉合。则知此轴亦出于伯时之手无疑也。

今查李伯时卒于崇宁五年，是田登建祠之日尚在世，但仅据“著帽束带，神采如生”一事而即断言“此轴亦出于伯时之手无疑”，则似涉孟浪。因其时李伯时已为极负盛名的画家，果为他所重作，则在画幅之上必应署其名号，或则由田登或当地的文人学士们把此事加以记述。今既全无此类蛛丝马迹可寻，则与其像蔡上翔那样硬下判断，似还不如仅仅作出一种推测说：这幅画像很可能是由田登请了一位丹青手，到金陵钟山定林寺的昭文斋摹写下来的，也许更合乎事实一些。

上述种种，特别是关于王安石的故居基址及其身后的墓葬之所在，既都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考，本都已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十年浩劫的后期，“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恶作剧，把王安石摆布为中国历史上重要法家人物之一，大加称颂，致使他红极一时，于是而王安石的故居何在，也随之而成为临川与东乡这两县的地方人士争论不休的问题。东乡县人所持的理由是王安石的后裔所世代居住的上池乡，正就是从王安石的父祖以来的田宅所在之地，是在明代被从临川县析出而入于东乡县的。王安石的画像为上池王家所长期保藏就是明证。

近年似又有人说，王安石的坟墓也在东乡县境内的某山。事实上，他们所持的理由和所举的证据全都是不够充分的，不能成立的。因为，东乡的上池，只是王安上后裔的居地，并非自王安石的父、祖以来的田宅所在之地；王安石的坟墓，也从来没有由江宁迁回临川或东乡的记载。关于王安石画像的流传经过，则如上文所说，更不能证明其与王安石旧居的关系。

王安石的临川旧居究竟在哪里呢？答曰：在临川县城之内，而不是在临川县城之外的任何地方。

最强有力的证据就在王安石自己所写的一篇《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当中。《记》文有云：

临川之城中, 东有大丘, ………吾庐当丘上。自北折而东, 百步, 为祥符观。………安石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溪山之佳, 虽异州, 乐也, 况吾父母之州, 而又去吾庐为近者邪！

这段文字，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王安石的旧宅，是在临川县的县城之中。而临川县城，亦即两宋抚州州治之所在，从宋迄今，不曾有所移徙，因而王安石的旧宅，也万无并入东乡县境境内的可能。

（1984年冬草成初稿，1992年8月22日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