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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并无独立的语文课程。语文教学是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教育等融为一体的。但古代教育教学中那些具有人文性、工具性及基础地位的部分内容，已绽露出语文课程的萌芽。中国古代在语文教学和学习中，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弊端。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课程作为教育内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古代课程的内容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 中国古代教育有三种表现形式：原始社会教育、奴隶社会教育和封建社会教育。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社会教育没有从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分离出来，因而也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课程。但原始社会课程内容却存在，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也已存在。比如：原始的宗教祭祀、原始艺术（歌唱、绘饰、雕刻等）、原始记事（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中，都有不少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原始人群在生产劳动、生活之中口头创作出来的古代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一直是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传统教学内容。 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也从社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中国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具有共同性，即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育内容。其中“礼”、“乐”、“书”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出新的特征。封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封建的政治制度表现为专制主义的特点，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专制主义政策。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封建社会课程上都有明显的反映，突出表现在：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以儒家经学典籍为主，主体是“五经”。 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历时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也最具特色。其基本特点是：先教学蒙学读物（影响最大的是“三、百、千、千”），集中识字；然后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体的儒家经典；以文选作为补充读物和写作范本。 （一）“三、百、千、千” 我国古代流传的、最著名的蒙学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主要作用是集中识字。 1、《三字经》 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该书言简意赅，容量丰富，从教学的重要性，谈到封建礼教的基本纲领，进而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的范例等。在编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压韵成文，读起来琅琅上口，很有特色。该书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2、《百家姓》 相传为北宋人所编。全书集姓氏400余个，每四字组为四言韵语，文中字与字之间并无联系，但因句句押韵，读来和谐流畅，易于记诵。 3、《千字文》 相传为南朝梁周兴嗣所著，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全书对仗工整，押韵自然，四字一句共250句，恰为千字，字均拓取王羲之手书。 4、《千家诗》 作为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是在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千家诗》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流传广泛的有王回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和谢枋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后来把这两种《千家诗》合二为一，共选出200余首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 （二）“五经”、“四书”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教育，汉代以“五经”为课程，宋代以“四书”为课程。 1、“五经” “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的合称（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五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五经”的内容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在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2、“四书”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的合称。宋代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为封建政府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 “五经”、“四书”作为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一直被沿用到清末。它们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但它们对我们整个汉语文教育的发展，却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的政治、教育、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文选读本 文选读本是我国古代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主要教材。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是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其后影响较大的还有宋代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编的《文章轨范》，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姚鼐编的《古文类辞篡》、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等。各类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篇，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经验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的经验主要有5条。 1、集中识字，为读写打基础。 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特点，决定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集中识字阶段的识字量以2000左右为宜（“三、百、千”三本书合起来，单字在2000字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基本识字量），主要是字形、字音教学，也要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意教学要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以后可以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巩固，并逐步加深和扩大。 2、使用韵语和对偶，便于朗读、记诵。 韵语和对偶的使用符合汉字和汉语的特点，“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使用整齐韵语，“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使用对偶“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1]。 3、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 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基础的教育，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如《三字经》中就有这样的内容：“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194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字经》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2]。 4、联系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注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足见“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这也是“三、百、千、千”等蒙学读物流传于世，成为“恒用之书”的重要原因。 5、激发儿童的兴趣。 儿童喜爱听故事、喜爱看图画，喜爱大声朗诵，适应儿童的这些特点，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编入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杵成针、击瓮出儿等故事，明清时期蒙学的“歌诗”课程，不仅能教学识字，而且能陶冶情操、培养情趣，树立志向，促进智力和语言发展。 （二）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方面的经验主要有： 1、熟读精思博览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熟读文本，熟读又以诵读为基础。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通过诵读、熟读，不仅容易形成语感，而且有助于记忆理解。 读和思的关系十分密切，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谈到他的体会：“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看，始有益。”在熟读的基础上精思，方能有所感悟。 在提倡熟读、精思的同时，古代语文教育也主张广泛涉猎，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百、千、千”和“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里。很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广泛读书、接触社会，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许多人还认为广泛涉猎即可学会作文，古人所说的“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就是这个意思。 2、评点法 对文章进行“圈点”、“评注”，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圈点”是指在阅读时给字句画上符号。“评注”是把对内容和文字的评论写在正文旁或行间。使用此法，对指导学生自读，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大有益处，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细心阅读、读思结合的良好习惯。 （三）写作教学 1、注重基本功训练。 “蒙学教文，注重锤字、炼句、布局、谋篇等项基础练习，不尽是笼统地一篇一篇写去。”[3]蒙学写作练习，注重进行分解练习。作诗之前，往往要先练属对，先是“一字对”，渐增至二字三字，直到十一字。写议论文，往往要先练习写段落，先练习写“破题”，然后练习写“承题”，直至整篇的文章。尽管格律化、公式化对写作来说是不足取的，但基本功训练扎实，可谓古代写作教学的长处。在写作训练中，从单项训练开始，渐至整篇作文的训练，也体现了写作教学的一般规律。 2、多读多写多改 我国古代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4]，“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5]的说法，十分重视“多读”对写作的作用，把“读”视为“写”的重要条件，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但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古代流传着“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的谚语，还流传着“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6]。古代的写作教学，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我国古代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一贯有精于改文的传统，颇有可取之处，概其要点如下：其一，先生改文要“随其立意而改之”，[7]避免沮挫学生的才思。其二，批改要精当，“唯可改之处，宜细小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8]其三，要教学生懂得改文之方。 3、作文从模仿入手 朱熹曾说过：“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文。益学之既久，自然纯熟。”[9]这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实践证明，人们练习写作都是要经过模仿，而后才有创新。 4、先放后收 “先放后收”是历代学者主张的写作指导原则。苏轼说：“凡文字少中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10]谢枋得也主张：“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11] 三、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主要问题和弊端 中国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存在着三大问题和四大弊端。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三大问题 1、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问题。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例如《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语文教育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工具。科举取士制度推行以后，全国士子趋向科举，语文教育逐渐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 2、教学内容问题。 教学内容陈旧片面，主要为识字、读古文、作古文，把古人作为学习的楷模，把古文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窒息了青年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革新创造精神。引导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 3、教学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死板、单一，只重整体感知，缺乏分析认识，只强调求同思维、单向思维，忽视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只尊重维护作者权威，无视读者理解的主动性、创造性。只听任一条暗胡同里摸索，缺乏系统的读写理论指导，等等。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弊端 1、脱离语言实际。 主要是脱离口头语言实际，不重视听话能力和说话能力的训练。我国古代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两汉之后就基本定型了，很少变化；而口头语言则是一刻不停地发展着，变化着。所以二者的距离越拉越大。 2、脱离应用实际。 读、写大都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应用无关。读书皓首穷经，苦练八股，只为功名。这也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元]虞韶编的《日纪故事》中有一则师生矛盾的故事：许衡年七八岁，受学乡师，书过目辄不忘。一日，问于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科第耳。”复曰：“如斯而已乎?”师大奇之，谓其父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大过人者，不能为之师矣。”固辞而去。 3、忽视文学教育。 基础教育并不是要把多数人培养成文学家，但要使人人都具有理解文学和欣赏文学的能力。当然，也不排除为具有文学天赋的学生奠定当文学家的基础。这就要进行必要的文学知识和文学鉴赏的教育。这是语文教育的整体目标——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操的一部分，在语文美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传统语文教育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欠缺的。 4、忽视知识教育。 我国有起源很早，很发达的文字学、训诂学知识，但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宜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例如文章教育，曾经总结出一个“起——承——转——合”带有点规律性的模式，但很快就变成了僵死的八股文程式。人们反对八股，但又建立不起规范，就只能用“文无定法”来抵制规律性的知识，其实是很无力的。培养和提高读写能力的训练，实际上成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 --------------------------------------------------------------------------- [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75-7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2]《（三字经）在国外》，《华商时报》，1994年6月17日。 [3]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4]杜甫：《奉赠韦左亟丈二十二韵》。 [5]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6]唐彪：《读书作文谱》卷五。 [7]吕本中：《宋诗话辑佚》卷下。 [8]唐彪：《父师善诱法》下卷。 [9]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10]梁章钜：《退庵论文》引苏轼《与住简书》。 [11]谢枋得：《文章轨范》，第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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