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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回到思的事情》第七章 作者：陈春文 擦去思想地平线的海绵骤然膨胀， 往返于地平线的盛大日出与辉煌晚霞沉浸 在失语的欢乐中。 ——自题 虽然这一章的内容是绝对必要的，但给它起的这个名字却有些晃动，因为形而上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由一系列误解所促成的称谓，它是一个不明真相的称呼。形而上学的参照中心是物理，形而上学是物理之后的一个笼而统之的命名（连称呼都做不到，因为称呼要有名可呼，而命名则因无名而给它个名字，这个区别值得一提）。所以，形而上学这个名字本身就不具有思想的真品质，而是一个无以命名的语言复合物。这个从名字上看缺乏思想和真精神的组合已经够我们担心的了，那么“后形而上学”就有雪上加霜的嫌疑，如果把它还原成希腊文就成了：ta meta ta metaphysika。照这个样式可以一直书写下去。这是一个极不严肃的语词组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我们有三个理由，这三个理由也对应着三个现实处境。 第一个理由。后形而上学这个名字含有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流行说法强烈不满的意思。这不仅因为“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思想现实尚无关涉（甚至连现代这个词的完备意义都尚未成为我们的经验事实）；不仅因为“后现代主义”这种说法有可能误导我们的思想界再次架空作为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西方人叫作哲学的东西，就像我们习惯的那样，把它随意降低为某个流俗的主义，众多平行的主义中的一个；不仅因为“后现代主义”已变成了某种在舌头上长满了眼睛的东西，尤其是被一些有心但无思想的人在它上面写满了世纪末的情绪，而世纪的划分除了某种方便的考虑之外没有任何货真价实的意义；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后现代”（且不说主义了）是一个无根的命名，后现代相对于现代，现代又相对于近代，近代又相对于中世纪，中世纪则相对于古代，古代又相对于远古，直至除了遥远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它是基于方便的企图不断玩弄出来的新花样当中的一种，在急于命名而又不知所云的情况下急中生智的结果。 我们看到中国人贪吃的特性在思想界的反映，三至五年吃掉个主义，再换一个主义来吃，这个贪吃而不贪思的特性使得主义泛滥，云里雾里胡吃海吃一番，腾云驾雾地各自散去。下次再找新的主义来吃，情形又复如此，以主义掩饰思想的空虚是我们当下“思想界”的一般特征，就像以文化掩饰思想的空虚是那个更为空泛的“文化界＂的一般特征一样，除了“后现代主义＂这个颇成问题的命名所固有的空泛之外，我们中国人又给它增设了一些新的空泛，像对待一个行政机构的态度差不多。“后现代主义”是这个复杂的行政机构的首脑，下设解构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之下又设有若干分支机构，“精英们”如同钻营官府衙门，争先恐后地朝拜“后现代主义”，一旦沾上“后现代主义”的气就封官授衔，一至七品不等，本章提出“后形而上学＂这个名字（也许能勉强够得上称呼）虽然也不无忧虑，但大体能与思想的地平线重合。后形而上学这个怪名字多多少少是受到“后现代主义”压迫的结果。 提出后形而上学的第二个理由在于，本章的内容随时都要面对无名的境遇，无名而强意名之，就有可能用形而上学去陈述已经超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经验，用后形而上学这个名字既是为了提醒作者，也是为了提示本书的听者和读者或许我们的思想所遭遇的转机要比“后现代主义＂刻意说出的东西严重得多，支配20世纪的“大思＂是在造“本质＂的反，它以消化“本质”为己任，而不仅仅是解决“意识”问题，“本质”为是其所是的东西，这正是形而上学的发端之处，因是其所是而有“物＂的概念，这是形而上学的基底：在这个基底上才有了如其所是的转述即所谓“事物”，就是对物的转述，执行，这项转述使命的是逻各斯。伴随着物到事物的转述过程出现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重大问题：存在、本质、真理、观念、现实以及实在等等，物之为物，泰然自处，而事物总是“关于……”的物，它是类比意义上的事实，正如历史学不仅不能让历史遭遇历史，反而根本阻碍了历史遭遇历史的契机，历史永远无法处于历史学中一样“关于……”永远是形而上学的第一特征，一切隶属于形而上学的所谓“科学”都不可避免地以“关于……”为它们的第一特征，而所有的这些“关于……”都以“是其所是＂这个根本假定为依托，即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本质＂，而这个本质之为本质却是“关于……”的科学所不能推问的。一旦失去了本质的依托，科学活动就失去了命名的能力，一切概念均失去了严格意义的思的合法尺度。所以，只要我们所处的“大思”表示了对“本质”的不满，那么我们的思想境遇就不是“后现代主义＂这个没根底的名称所能覆盖的，这个名字也许是一个美国口吻的尺度，但却不是形而上学内生的事实。 只要“世界”仍以“意识”的方式组建着，这就是说，世界之为“世界”是以意识所能波及的范围为准，即世界实际指意识到的“世界＂，纳入意识语言支配范围之内的世界，那么它就处在近代性中，处在主体性辐射范畴之内。而在近代性中，意识中断了的地方要么以意识的方式将其填补起来，要么留下一个补充的悬念，要么就干脆宣布它为世界的极限。在近代性中，主体总是处于意识之中的主体，客体只能是被意识波及到的客体，近代性无法容忍也无法设想不处在“主客体”关系中的世界，它的世界总是处在意识的监护之下。因此，只要意识仍是思想的“官方语言＂，它就处在近代性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后现代主义。 这个判断虽然会使很多人不高兴，但它却是20世纪形而上学的内在处境，这个时代的所谓“大思”并没有满足于对意识的不满，而是从根本上对“本质”、“真理”、“实体”等疏离了，很显然，要追向这个缓缓流动的“大思”靠修正近代性是于事无补的，而是到了追问形而上学本身的时候了。一旦我们有能力追问什么是形而上学，我们就游离到形而上学之外，准确地说，我们是被形而上学抛出了它之外，它不是被什么力量谋杀了、折断了，而是隐退了，被某种新的“大思”转渡了，只是出于我们思想的无能而勉强命名为后形而上学。 在形而上学尺度内，任何一个哪怕最为浮躁的主义都能如其所愿地找到它的合法地位，只是所处的类比关系的层次深浅不同而已，但是一旦超出了形而上学就不能随便命名主义和使用主义，因为形而上学的隐退使类比依之无据，再也没有“本质”可资依附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随意接受各种古怪的后现代主义装饰的缘故，这些古怪的主义热衷于对碎片的鉴赏和玩味，但它们由于受现代后现代眼界的限制，把这些碎片理所当然地看作为破碎了的形而上学的残余物，有些人甚至把自己宣布为炸烂形而上学的爆破手，这使自行远离的形而上学为之发笑，并暗自高兴，因为据这种理解，形而上学就完全摆脱了对思想当下的无名处境所应负担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又是那些不知深浅的某某主义者承担不起来的。 随着形而上学大潮的消退，我们当然不再是形而上学浪尖上的冲浪人，它的汹险、它的气魄、它的不安的咆啸都一同消去，留下的也许是宽阔的金色海岸，平静得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但这种平静是处于思中的人们最为惧怕的，人们也许仍习惯地将鱼网向沙滩撒去，并仍然以为这次出海冒着生命的危险，并做好了承担危险的一切准备，但是这危险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对捕鱼者来说，危险的施行者告别了，但同时对生命的承诺也一同消失了。对形而上学家来说，概念思维的风险没有了，但思想的依据也同时化为泡影，形而上学作为思维使“人”思想在一个只有“人＂的平面上，滋生了一切关于人的主体性幻想。现在这个平面幻化为一片虚白，一切演绎形而上学的思维均成为失语者。 这个经验的苦滋味与古代中国人天漏了的苦滋味差不多。天果真是补起来的吗？设定天漏了兴许是一种幻想症，是一种思想的无能，那补天更是一种幻想症和思想的无能。我们的思想或许可以在水性中安个家，天漏正是我们的天性之居，条件是，我们放弃思想的土性（大地？）规定，或者我们领受迁移的命运，任漏雨对我们的驱逐，接过放逐的命运，在放逐中余留下的痕迹又何尝不是思呢？如果形而上学还管事，那些用概念砖瓦构筑的家就能庇护思维，如果形而上学隐退了，任你怎样厮守那个思维都是无济于事的。或许，天漏了就索性住到天的上面去，而不是试图把天补起来，这正是后形而上学必须去做的事。这要求思想有放弃平面（人立于其上）思维的决心，有放弃前后好坏的决心，有最大限度地居处于中性的决心。 后形而上学是思处于其中的恒星法则，失去太阳的关照，大地上的一切尺度将化为灰烬，思想仍可以坚守大地为生命的第一契约，但这个契约再也不可能归依理性，它必须随时打量太阳的“意思＂。但据我们所知，太阳除了燃烧果真有什么“意思”吗？意义＂、“价值＂这些东西也将在思所处的恒星法则中加以纠正。这不是思想愿意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而是思想已遭遇到它的问题，这是思想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崭新境遇，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以依据，是一次真正经验意义上的开辟。 在后形而上学中，思想再次面临一个“站起来”的问题，形而上学松手的地方，思想倒下了，后形而上学展开的地方，思想（如果可能的话）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站起来，它将是中性的，不执行任何目的，它可以是一种残缺，但它不抱残守缺。它甚至可以领受恒星法则，但不能充当立法者。它不能像形而上学那样廉价地转售作为伟大的现实性的自然教给它的任何东西，它必须能够忍受无名的思的考验，真正以默思的方式倾听默思，而不是以思维的方式夸耀默思，这一切都预示着，后形而上学是困难的、严酷的。但只要我们思到了它，就会知道这困难、这严酷已成为思的命运，这一切都因为形而上学全球化了，成为整个地球思想得以思想的拐杖，而现在无论如何它是撒手不管了。 我们提出后形而上学的第三个理由则完全是出于一个古玩家的心情。不仅中国人难得有把形而上学当成一个东西来欣赏来看待的机会，即便是延伸希腊传统的欧美人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不是形而上学自己露出了它的地平线，我们的思想视野是不足以把它作为一个东西看出来的，而只能在它里面转圈子。现在，形而上学获得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在欧洲历史的最深处抛出来的，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自行脱落而现形出来的，形而上学的这个非同小可的现形过程给20世纪的思想涂上了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标记，它把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推向了思想史的至高点，我指的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尤其是海德格尔。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国思想界的一些中青年思想家已经或正在向海德格尔这位思想家倾注巨大的思想激情，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深入到形而上学的核心中去的判据，这使我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许当时的学生尚记得）我对当时燥热的存在主义思潮所表示的不满，人们忽略了这次非凡的思想大潮的发动者，那位给当代西方思想的生命以深刻的人，反倒热衷于追随那些破坏而不是维护此在藉以道出自身的基本词汇的力量的人，热衷于追随标榜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人，真正的思想不会热衷于主义，思想只管思着，而不是划定主义的藩篱，海德格尔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 这位农民出身的思想家，他在思的耕耘中就如同耕地的牛，拉着他的思之犁只管前行，他根本没有兴趣收拾、命名犁下耕出的东西，很多人（大都是他的学生）跟在他的犁后将拾到的东西装进自己的口袋，并给它这样一个学那样一个主义的命名，而那个只想让思想的土地重新具有呼吸能力的海德格尔反倒被犁下长出来的什么学和主义给掩埋了，我们在这里着重提到海德格尔，那是因为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西方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之伟大，在于他给西方规定了一条形而上学的思想道路，确立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并随着这种思想方式的世界化也使亚里士多德世界化。海德格尔之所以具有与亚里士多德同样伟大的地位，那是因为通过他人们才获得了如其所是地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能力，通过他人们才能一览形而上学的全貌，通过他人们必须重新理解欧洲的历史，通过他人们发现不仅欧洲的过去变了，而且世界的未来也变得惊慌失措了，通过他人们察觉到所谓的东方和西方将在一个相通的行星命运中挣扎。 在极为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思想事件，因为他给出了思维（形而上学）作为思想单位的欧洲就一直处在这个思想的维度中（形而上学中），这就是说，不仅人们不知不觉地采用着形而上学，而且连反对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能不是形而上学的，不管你把亚里士多德看得高大或者低矮，你只能在亚里士多德的思域内运思，只不过他因你的高大而高大因你的低矮而低矮而已。 而你给亚里士多德的限度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主观行为，但亚里士多德给你的限度则不仅是一种思想的命运，而且是存在的命运，在同等严格的意义上我们说，海德格尔也是这样的一个“思想事件＂，这个事件的分量和独到之处在于，通过他我们看出了亚里士多德给思想的那个维度（形而上学）的限度，这在海德格尔之前是不可能的，通过他使思在自己的高处超出了维（形而上学）的平面，使思在自己的深处挣脱了维的桎梏，而掉落到赤裸裸的真实之中。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把思想的经验简化为存在的界定而累积为一种逻辑功能（把逻各斯的精神体验简化为逻辑的理性规范）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则是洞破逻辑的单薄的人，重入逻各斯深厚传统的人，再现思的惊心动魄的人，思必须随大地一同讲话，这个看似简单的事实却是历尽形而上学之曲折所不曾及的。 也许有人要问，那些在思想惯力推动下显得十分伟大的思想家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就没有海德格尔那样的思想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坦白地说，这种比较是不能成立的，与思的尺度完全不合辙，他们都有各自的伟大之处，但有一点很清楚，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些思想家无一例外地都处在近代性中，他们因一种时代精神而伟大而有力，他们是将一种时代风气与哲学关联在一起的主要推动者，他们是在近代意义上传播哲学的人，他们是以一种哲学精神注释时代精神的人，他们是以一种明确的哲学激情把一切事情从头做起的人。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起点的话，那么无论笛卡尔、康德或黑格尔都不能构成形而上学的终点（这个比喻实在是太粗糙了），也许尼采可以构成这个终点，但这个终点却是看不见的，可是在海德格尔这里我们不仅思到了而且看到了这个终点，好像这个终点是自发地浮现出来的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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