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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何为宗教？何为科学？宗教阻碍了科学发展吗？科学与宗教果真水火不容吗？“科学”和“宗教”是否适用于一切地域和民族？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科学”与“宗教”概念的含义演变以及它们之间产生关系的前提。 [澳]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 长按二维码购买 （预售 预计星期一发货） 在《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中，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1955－）以令人惊叹的渊博学识和清晰思路，极富原创性地分析了科学与宗教这两大领地漫长的形成过程，绘制出西方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的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颠覆了我们对科学与宗教的许多简单化理解。比如，哈里森指出，“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起初都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者说“德性”，直到16世纪才各自逐渐演变为命题式信念系统，而正是这种客观化过程，构成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前提。再比如，哈里森还指出，把“宗教”当成科学的对立面，这种科学观乃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形成的。 读罢此书，我们不仅会懂得，为什么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产生西方近现代科学，甚至会发觉，再论西方科学的发展时根本不可能脱离基督教来谈。 本书代表着科学与宗教领域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 彼得·哈里森 作者 彼得·哈里森曾任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院安德烈亚斯·伊德里奥斯（Andreas Idreos）科学与宗教教授（2006－2011），牛津大学伊恩·拉姆齐中心（Ian Ramsey Centre）主任和高级研究员，目前是昆士兰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院长。他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奥地利人文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集中于现代早期的哲学、科学与宗教思想史，著有《科学与宗教的领地》（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2015）、《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The Fall of Ma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2007）、《圣经、新教和自然科学的兴起》（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1998）、《英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与诸宗教》（“Religion” and the religions 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1990）等。 2011年2月，哈里森教授在爱丁堡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吉福德讲演（the Gifford Lectures，这是科学与宗教领域最负盛名的讲演之一），《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即为这次讲演的修订版。 译者 张卜天，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杰出青年译者，译有著作近40部，独自担纲翻译商务印书馆《科学史译丛》。研究方向为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近代科学的起源和科学革命，特别关注现代性的起源，科学与哲学、神学的关系和互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神学思潮对近代科学兴起的影响等等。 专家推荐 对世界的科学解释根本上是无神论的，但科学为什么偏偏从基督教笼罩的欧洲诞生？科学发展与宗教和道德原来千丝万缕地编织在一起。哈里森的这一部最新研究引领读者深入这些问题和联系。张卜天的译文可靠、流畅。强力推荐。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书通过严格的历史考证，表明 “科学”与“宗教”概念是晚近三百年的发明，今日关于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论说多数是时代误置，振聋发聩、引人深省！ ——吴国盛，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能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也很高兴现在能有更多的人读到它。我与科学史这门学科最初邂逅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还是昆士兰大学的一名主修生物学的本科生，并且有机会学习了一年科学史。讲授这门课程的是生于马来西亚的著名中国学者何丙郁。关于科学技术在各种文化背景下如何发展的精彩故事为我对科学史的毕生兴趣埋下了种子。我最终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离开自然科学，回到大学全职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 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得到何丙郁教授的指点是何等荣幸。从何丙郁教授身上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亚洲学者正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把亚洲的语言和文化纳入大学课程，将亚洲研究纳入许多西方大学的教学研究。不过最重要的是，何丙郁教授与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毕生合作，为李约瑟里程碑式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何丙郁教授是澳大利亚第一个现代亚洲研究院（在格里菲斯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此后则担任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这一享有声望的职位。该研究所致力于研究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 李约瑟最为人知的也许是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它问的是，中国早先有那么多科学技术成就，为什么西方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后却能后来居上。人们对这个问题作了各种回应。有些人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是无益的；另一些人则给出了各种解释，涉及教育体制、科举、财产权以及关于自然秩序的各种哲学宗教观念。对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有很大吸引力。40年前，我在何丙郁教授的课上遇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本书的主题与此不无干系。 本书虽然并未直接提出李约瑟问题，但讨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科学发展走的是西方那种独特道路。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确认对科学的兴起有所贡献的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观点与李约瑟本人的看法相一致，即在解释科学技术在东西方为什么会走不同道路时，文化和宗教上的价值观起了重要作用。本书认为，基督教传统的特定要素，比如创世观念、自然定律（自然法）的原则、《圣经》关于统治自然界的命令等等，为科学活动提供了关键动机。这些观念也为自然科学赋予了社会正当性，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除这些因素以外，西方的道德话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关注点从内在德性转向了有益的结果，道德越来越不关心个人品质的培养，越来越注重可以为他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行为。我认为，这些变化与科学的兴起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出了自己绵薄的贡献，它探讨了有哪些独特的价值观促进现代西方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科学文化。因此，本书也为李约瑟及其同道所探究、并且继续让科学史家耿耿于怀的比较问题提供了一些资源。 张卜天在李约瑟研究所访问期间的办公室 可巧的是，本书的大部分翻译工作完成于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译者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张卜天，他受李氏基金会（Li Foundation）资助，在李约瑟研究所度过了2015年的上半年。对于卜天在翻译过程中付出的细心和努力，我不胜感激。本书的一些核心论点涉及将拉丁语译成欧洲诸语言等技术性议题。既然要用现代汉语来清楚地表达它们，对历史翻译中这些更精细的要点的讨论就变得更为复杂。此外，从欧洲语言中发展出了一些非常精确的哲学术语，道德话语尤其如此，这也导致了许多翻译上的困难。尽管如此，关于如何将某些特殊语词译成最恰当的汉语，我和卜天做了许多富有成果的交流，我确信本书的译文是准确可靠的。最后，我希望这个译本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现代科学兴起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有助于推动历史轨迹迥异的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 彼得·哈里森 2015年7月23日 精彩文摘 科学与宗教？ 现在应当清楚了，“科学”（scientia）与“宗教”（religio）在中世纪的关系问题非常不同于现代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如果问托马斯·阿奎那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说：科学是一种理智习性；而宗教和其他德性一样，是一种道德习性。 因此，并没有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或一致问题，因为它们不容许有这样的关系。当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提出时，则出现了非常不同的回答，因为科学与宗教的议题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关于特定的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有时则是关于这两项事业各自的知识产生过程。从阿奎那的时代到现在，“宗教”已经从人的一种德性变成了某种类属的东西，通常由一套信念和实践所组成。“科学”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因为虽然它一直既指一种知识也指一种心灵习性，但其内在维度现已几乎完全消失。在16、17世纪，宗教和科学都发生了彻底转变。 诚然，在中世纪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方式。在聚焦于“宗教”（religio）和“科学”（scientia）时，我考察了两个在语言上与我们现代的“宗教”（religion）和“科学”（science）最接近的概念。但我们现代的“宗教”和“科学”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还可能有其他一些前身，它们没有那么明显的语言关联。 例如，还有两种系统性的活动更符合这两个对象的世系，那就是神学和自然哲学。于是可以说，提出这个核心问题的更好方式是，考察神学（它看起来很像一些用命题来表达的宗教知识）和自然哲学（在现代以前，它一直是给系统的自然研究赋予的名称）以及它们的关系。 。。 长按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购买 （预售 预计星期一发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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