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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可阻挡的要融入世界货币体系 ，这对每个人的影响，其实不会比融入WTO 世界贸易体系时更小，甚至还要高。认为仅仅是汇率浮动的，或者相信人民币会大幅贬值的，可以参考加入WTO前，认为仅影响制造业、而且制造业会被冲垮一样。这种轻视，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误判甚至损失。
那么，现行的世界货币体系是怎么演变的，中间发生了几次动荡和转换，其他国家融入时曾经遭遇了什么，中国需要做出哪些调整？这些是大概可以讲清楚的，至于中国具体会怎样融入，每次调整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那就只能大致明白机制，以便未来应对了。
目前货币理论大概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传统货币银行学，和信用货币流派；基于两者也形成了不同的宏观和发展理论。这里主要使用信用货币理论视角进行解读。
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受古典观点影响，多数认为，货币是为了满足“商品交换”的社会需求而生，现钞和存款是金银的符号和派生，银行则类似于钱庄，是资金的中介；投资来源于储蓄，央行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和利率，以此调控经济增长等等。
信用货币流派则认为，货币分为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两个时代。现代银行的基本操作实录，是贷款时创造存款、还贷时消灭存款。这些基础事实与金银货币流通有着本质的不同。
信用货币流派依据微观事实得出推论：银行并非资金中介，而是社会资金的来源；流通货币是无数笔尚未清偿的贷款的浮存，其中每一笔都是注定要消亡，既有货币时刻都在减少；只有不断出现新的盈利预期、新的贷款冲动，才能维持或者提升货币总量；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主要由市场形成；等等。
在日本近20年和次贷危机后近10年的零利率+通缩趋势，传统学派开始沉默。学界开始关注货币内生机制（韦森），甚至要求全面更新宏观理论（陈雨露），偏向信用货币理论的央行团队们也逐渐得到认可（孙国峰《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伍戈和李斌《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
17世纪以前的远古世界货币体系：金银几乎是唯一的信用约束
根据信用货币理论，部落时期往往是一方暂时有剩余，另一方暂时没有但未来可能有；或者双方协作的投入有先有后。先投入者面临着反悔、吞没的风险，需要对方交付一个罕见难得的信物，作为担保（清泷信宏 《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有些部落流行使用信物消弭这种错配风险，协作效率就能领先；那些不使用信物、只能在彼此都有过剩产品时才互换的部落，就落伍了。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化，最终金银淘汰了虎牙、贝壳等稀罕物品，成为了长期公认的信用象征。
数千年时间内，部落或者帝国之间主要以实物或金银进行交换。政府的萌芽起源于部落之间共同劫掠 -- 防卫的需要，以及由此展开的进化竞赛（诺思），难以摆脱劫掠和投机冲动，因此他们的信用非常有限。
直到英国的光荣革命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法案，财税职能才得以摆脱国王的武断，以此为担保的债券才相对容易的得到第三方认可和流通。至此，国债作为新的可流通的信用载体，出现了。
18世纪到二战前的旧国际货币体系：黄金本位，主权信用局部扩生
英国政府和武力集团成为了信用模范、信用背书人和保护者之后，显示出明显的制度优势，借助国债和军需采购，拿到更多境内甚至境外支持，采购更充足更先进的装备。而对手则每次战争时只能大幅加税，国民纷纷怠工闭市、隐匿资产甚至揭竿而起，往往元气大伤甚至分崩离析。
1694年英格兰银行获准成立，给政府提供借款120万英镑，到1790年英国国债就飙升到2.4亿英镑，首相公开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1786年，威廉.皮特）。
美国独立后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在汉密尔顿等人强烈主张下，新的联邦政府接手了所有战争公债，起初时联邦总支出的80%用于还本付息，几乎就是专门为了协调各州税收和偿债的一个空壳，后续才注入其他职能，演化成为一个完整的强大国家。英美的持续成功引致了广泛的模仿，现代预算和国债的规则，快速代替了流行几千年的帝王专断。
这期间黄金也不断的从世界各个部落、民间、矿藏中加入货币流通，但在一战前后终于无法跟上信用需求的快速增长。尤其是1929年发生于美国的大萧条，严重的信用缺口和银行停业，迫使各国不得不先后放弃金本位，以解决信用不足和分工停顿的难题。紧急之下，凯恩斯的主张得到广泛采纳。
政府的债务存续期更长，破产解体的风险也比企业和个人更小，恐慌之下成为一个相对优选的信用补充。但凯恩斯理论没有明确“留给下一代的债务与资产对应；债务利息与未来收益对应”等基本信用原则，后世的政客动辄用于任期内发放福利收买民意（希腊、巴西等）；或用于低效益的公共工程和就业（日本）；或累积过多资产但却不发行对应的国债匹配，国民收入不足和国有资产低效亏损，成为信用错配的一体两面（中国）。
二战后到黄金非货币化：近代世界货币体系的过渡期
二战后各国大都已经摆脱了金本位，信用货币机制成为主导。但国际间仍然是美元挂钩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导致了美元稀缺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抑制，后进国家往往选择进口替代战略，以减轻依赖。60年代中期，急需资金的日本在美国发行的债券还不到2亿美元，美国议员对海外投资和利息征税，就导致日本股市当天下跌5%。这些代价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毫无必要。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黄金储备的制约，各国财政和央行的主管们精疲力竭的进行了无数次协调、争吵，但最终还是无奈放弃了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沃尔克）。美国之后也逐步转向，鼓励资金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以后，全球货币体系才开始独立行走。
黄金主导财富，无形之中迫使各国更偏向于零和竞争模式，一战和二战很难说与此无关。如果战后金本位仍然主导，那国际关系多半仍是基于资源争夺，难以想象日本的老人依赖美国的国债利息退休，美国的养老金依靠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分红….甚至日本中国能否有机会崛起都是疑问。
现代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成熟期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各国都经历了普遍的失望和愤怒，但脱离了黄金桎梏和汇率资本管制之后，市场威力开始爆发。银行为合格的企业家提供充足的货币，巨量的资源、设备和人力得以跨国组合；还款清偿约束，又强有力的惩罚那些做出错误判断或低效率的失败者，包括银行自身。二三十年内，全球经济合作与跨国资本的增长，就达到财长行长们从未想象的规模。
自然，每次世界货币体系的重大调整，也都会有些国家掉队脱轨。80年代英美等国的自由化改革后，资金大量回流，拉美国家遭遇债务危机。90年代中国大幅开放和货币贬值，加上日本回撤，东南亚各国遭遇普遍的资金流出。
脱轨者通常是那些偏民粹的政权，领导人对财政和央行的独立性、对国际信用持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损害信用之后需要更高代价恢复。
或者是该国的信用货币机制还没能传导和卷入大多数产业和人口。按照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所警示的，大多数后进国家，精英只满足于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光鲜，忽略了发达国家在一两百年前已经实现的深层传导：几乎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轻松将拥有的土地、房产、马车、粮食等进行抵押、转让、变更用途，获得货币加入循环。微观资本通路的堵塞，导致现代资本体系只能堆积在有限的城市或行业，稍有抽离就大幅震荡甚至垮塌，而非全国整体的轻微起伏。
现行世界货币体系
目前世界货币体系基本是市场主导，市场各方仍然偏好美元，主要是更相信美国的未来人口和经济活力，在美国国债、波音股份、帝国大厦或者农地、油田等资产之间的切换阻力也最小。美国企业和居民可以把资源让渡给出价最高、最有效率的公司，也能持有全球最优质企业的股票，这些制度红利反过来也是美国能相对引领全球的保证。而日本欧洲等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经历了80年代西方的自由化改革、90年代的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的开放、以及IT革命，这三次连续高潮和长期乐观气氛，导致全球货币（信贷）总量也高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规模。
然而这些货币背后的贷款和国债的偿还压力，如同永恒的太阳引力一般，无时无日不在抽回着货币总量，危及资产价格和全球金融稳定。利率降低到零，赤字和国债扩张到极限，也只能拖延而不能永久持续。除非中国或印度这种大体量的经济体进行深度改革，这些货币泡沫能与更多人口和产能结合，固化成长期资产、未来收入和消费的支撑。
问题是，中国或印度，能否在资金泡沫坍塌之前，与之更自由的结合。
人民币与世界货币体系的未来
中国和人民币在世界货币经济体系中的未来位置，长时段看，其实是由国内决策者、精英和国民等各层级的认知、远见和勇气所决定 --- 是这些产生不同的抉择，抉择又产生不同的后果。
日本照例又是中国的最佳镜鉴，同样从极度贫困到高速崛起，同样干预甚多引致抱怨和压力，同样一度可以“买下”美国。依据前日元掌门行天丰雄的批评，日本后期衰落的深层原因，是官僚和精英们的认知，没能超前于经济增长；把贫穷时期的被迫积累和牺牲，当作美德继续坚持；习惯了干预调控的部门视成功为自己的功劳，不信任民间和市场的力量；等等。
中国如果象70年代日本那样继续躲避重量级的改革，预计将是艰难的国内坎坷和危险的国际环境。日本体量相对较小，安全上又依赖美国，不得不“妥协”，但拖延也仍铸成大错，犹如被喂养和看护几十年的儿童。而中国的体量太大，各方未必有很强的信任和耐心，尤其未来大退潮的痛苦下，各国政客和民意互相指责的时候。行天丰雄甚至怀疑，从各国政治和文化根源的差异推测，21世纪多半将是一个动荡的世纪。
国内曾经的权宜之计目前仍有大量存留，许多早已到了弊远大于利的时期：国土广袤却仍严控土地并压制农民产权；规模巨大却仿效日本的出口导向；资金不再稀缺，但仍保留关税壁垒、外汇管制、资本市场管制；国有经济全球称霸，仍保留只积累国资不释放国债的惯性….
人民币国际化和结构性改革，其实是同一个目标的硬币两面，未来的改革、放开还有拖延，或许会导致比日本当年还要壮观的波动。理解国内机制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差距，推测未来步骤和后续影响，推荐《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和雪球定制版导读。
吴晓灵 原央行副行长、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周其仁 著名学者，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管涛 原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刘煜辉 社科院金融所教授和博导、人民币交易与研究论坛学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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